艾琳站在高台上,风把她的衣角吹得贴在腿上。台下的人越聚越多,有人从晒谷场过来,有人从加工坊走出,手里还拿着工具。她没说话,只是低头翻开账册。
第一页写着三年前的第一笔交易:半匹粗布换三斤红薯干。下面一行是去年冬天,腊肉罐头第一次运出村,换了两把铁铲和一捆麻绳。再往后翻,是今年春天,织坊签下跨区订单,十七户人家分到了额外工分。
“这是咱们挣来的。”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清了。
一个老农低声说:“可外面有兵有路,咱们拿什么挡?”
艾琳合上账册,抬头看着他:“我们不是要挡谁,是要守住自己种的地、烧的窑、走的路。他们要抽两成税,要派人盯着我们卖货,还要我们只能买他们的料——这不是合作,是让我们听话。”
旁边有人接话:“要是断了盐道呢?孩子吃不上盐怎么办?”
“盐道断了,我们就挖井熬土盐。”艾琳说,“布染不了色,就用山根草;陶器运不出去,就囤在仓里等机会。但我们不能把记账的笔交给别人,不能让外人决定哪天开市、卖给谁、卖什么价。”
人群静了几秒。
张氏从圈舍那边赶来,手里攥着一张纸:“这是我这月领的工分单。我家两个娃都穿上了新鞋,老婆婆盖的是新棉被。这些不是施舍来的,是我们一晚一晚守着羊圈换的。”
老陶匠徒弟也往前站了一步:“我师父说,火一旦熄了,再点就得重做坯子。我们不想回到以前那种日子。”
艾琳点点头,转身对身后的人说:“去通知各组,今晚议事厅开会。每组推两个代表,带齐最近三个月的出货记录、库存清单和用工情况。我们要一起定规矩。”
消息很快传开。织坊停工半个时辰,李嫂带着夜班记录赶来;运输队提前交接了巡逻任务,三个骨干背着水囊站在门口等命令;养殖组临时调整喂料时间,张氏亲自把值班表重新排了一遍。
天还没黑,议事厅已经坐满。墙上挂起了手绘地形图,上面标着四条进出村的路线。猎人小径画成了红线,绕过北林坡,通向石桥镇方向。
艾琳走到前面,指着地图:“北林小道被堵,东谷有人带刀造谣,南坡巡查看得紧。现在能走的只有这条小径。它远,一趟多花两天,但安全。我们不能再冒险派单人出行。”
她转向运输队负责人:“从明天起,所有外出任务必须两人一组,带信号哨。白天赶路,天黑前必须进安全点。非紧急物资暂停采买,优先保证盐、铁、药三样。”
又对生产组说:“织坊减产两成,陶窑压一批存货,加工坊继续做罐头,但不再公开摆摊。所有货物统一存入公仓西侧密室,钥匙由三名管事共管。”
有人问:“那以后怎么交易?”
“我们主动找人。”艾琳说,“我已经写了信,带上样品,找可靠的人送去周边三个自由聚落。他们跟我们做过生意,知道我们的货没问题。只要他们愿意继续互通,就能形成联线。”
当场选出两名信使。一个是常跑石桥镇的老押运员,熟悉山路;另一个是曾在河谷城打过短工的年轻人,认得几家皮货行的掌柜。
“你们不带大车,只背轻货。”艾琳把两个小木盒交给他们,“里面是最新烧制的密封罐和山影绣布头,还有我的亲笔信。见不到主事人就不交货,听到风声不对立刻折返。出发时间定在后日凌晨,走猎人小径。”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定下联防机制:每天六班巡逻,每班四人,覆盖村口、粮仓、加工坊和水源地。哨音系统改成三击为警——短长短短表示可疑人员靠近,长短长表示发现敌情。
散会后,艾琳没走。她在灯下核对着两张表:一张是明日值守排班,另一张是三个友好村落的距离与通行难点。笔尖在“石桥镇”下方划了一道线,又在旁边写下“需确认西岭是否有驻兵”。
窗外传来脚步声。巡逻队开始换岗。她抬头看了眼漏斗计时器,还剩半格沙。
张氏敲门进来,递上一份清单:“这是各家这季度的实际收益汇总。我按户整理好了,您看看要不要明天发下去。”
艾琳接过,一页页翻看。王家多了三十斤麦;赵嫂靠织布赚够了孩子上学的钱;李五叔用工分换了新犁头。每一行数字背后都是人,是饭桌上的菜,是屋里的暖炕。
“发下去。”她说,“让他们知道,我们护的不是空话,是已经拿到手的日子。”
张氏点头出去了。艾琳把清单压在地图边上,重新拿起笔,在联络路线图上补了一个标记点——那是猎人小径中途的一个废弃窝棚,曾作为临时中转站使用过一次。
她记得那个地方有水,背风,适合藏身。
灯芯爆了个火花。她伸手拨了一下,继续写下一程的注意事项:避开午时巡查高峰,携带干粮不少于三日量,遇陌生人一律称“采药民”,不得提及村庄名称或组织架构。
纸页一角被风吹起。她用账册压住,手指停在“第二批信使待命”这几个字上。
外面的脚步声规律响起。一队巡逻队员走过窗前,影子扫过地面,又消失在夜色里。
她没有起身。桌上摊开着联络路线草图与值守排班表。笔尖悬在纸上,墨滴缓缓凝聚,在“出发时间”那一栏边沿渗开一小团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