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七，年味还未散尽，青峰县扶贫办已经全员到岗。
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还挂着残雪，办公室里却热气腾腾——暖气片烧得发烫，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春节特有的红润光泽。余庆走进办公室时，刘主任正和几个科长围着作战图，激烈地讨论着什么。
“余主任，您来得正好。”刘主任转过身，手里拿着厚厚一摞材料，“各乡镇报上来的返乡人员统计汇总出来了，情况比预想的复杂。”
余庆脱下外套，接过材料翻看。数字是冰冷的，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新年期盼或者失望。
“十个特别困难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率百分之九十二，但带回的现金收入平均比去年下降百分之十八。”刘主任指着表格，“拖欠工资的问题，我们年前协调解决了一部分，但还有一百二十多人没拿到全款。”
“十八个相对困难村呢？”
“更差。”督导科长接过话，“返乡率只有百分之八十五，很多人在外地过年没回来。带回来的收入平均下降百分之二十二。最麻烦的是，有五个村反映，开春后至少三分之一的人不打算再出去了——外面活难找，钱难挣。”
余庆在会议桌前坐下，让大家都坐。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那是还在过年的人家。但扶贫办的这间屋子里，气氛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
“这是好事，也是挑战。”余庆说，“好事是，劳动力留下来了，我们可以发展本地产业；挑战是，这些人要吃饭，要挣钱，我们的产业能不能跟上？”
他翻开笔记本，上面是春节在家时记的一些想法：“年前我们完成了十个特别困难村的攻坚，今年，按照三年计划，要启动十八个相对困难村的帮扶。但十个刚脱贫的村，防返贫压力很大。我的想法是，两手抓：一手抓巩固，一手抓拓展。”
“怎么抓？”产业科长问。
“巩固方面，十个村每个村派一个联络员，每月至少驻村三天，跟踪产业进展，解决实际问题。”余庆说，“拓展方面，十八个村分三批推进，第一批六个村，三月前启动；第二批六个村，六月前；第三批六个村，九月前。每个批次，都要有明确的产业方向和帮扶措施。”
他顿了顿：“但这次，咱们换个打法。不是我们定项目，是让村里自己提需求，我们评估可行性，提供支持。”
这个思路很新。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刘主任先开口：“余主任，这样会不会太被动了？有些村可能根本提不出像样的想法。”
“提不出，就帮他们想。”余庆说，“但必须是他们真正想干、愿意干的事。扶贫不是替他们干，是带着他们干。这个主次不能颠倒。”
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站在门口，穿着半旧的羽绒服，手里拎着个蛇皮袋，脸上带着拘谨的笑。
“请问……余主任在吗？”
“我就是，您是？”
“我叫王有田，三家寨的。”汉子走进来，把蛇皮袋放在地上，“村里让我来……来给您拜个年，顺便……汇报点事。”
余庆想起来了。三家寨，就是那个李姓和王姓矛盾重重的村。年前为卖柑橘打架，他调解过。看王有田这打扮，像是走了远路。
“有田同志，坐。”余庆给他倒了杯热水，“这么冷的天，怎么来了？”
“骑车来的，不冷。”王有田搓着手，从蛇皮袋里掏出几样东西：一包干香菇，一瓶蜂蜜，还有……厚厚一沓纸。
“这是……”
“合作社的账本。”王有田把账本推到余庆面前，“年前您说了，要并账，要透明。我们回去后，李老四和王老三开了三天会，把两本账合了。这是合并后的账本，每一笔都清楚。”
余庆翻开账本。果然，从年前的柑橘销售开始，收入、支出、分红，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最后一页是分红明细：二十三户社员，按照交售柑橘的数量和质量，每户分了八百到两千不等。李老四和王老三的名字排在一起，分红数额只差五十块钱——那是李老四多出的运输补贴。
“这是好事啊。”余庆眼睛亮了，“两家真和好了？”
“不能说完全和好，但至少……能坐一起算账了。”王有田憨厚地笑着，“过年时，两家还互相拜年了。李老四给王老三的孙子包了红包，王老三请李老四喝了酒。”
“那今天来，不只是送账本吧？”
王有田从怀里又掏出一份材料，纸张皱巴巴的，但字迹工整：“这是村里人一起想的……今年的计划。您看看，行不行。”
余庆接过材料。标题很朴实：《三家寨产业发展计划（草稿）》。内容分三部分：一是扩大柑橘种植，从现在的五十亩扩大到一百亩；二是发展林下养鸡，利用柑橘林的空地；三是建个小型的柑橘加工厂，做柑橘干、柑橘酱。
“这都是你们自己想的？”
“嗯。”王有田点头，“年前卖柑橘，大家尝到了甜头。但光卖鲜果，价格不稳，也卖不远。要是能加工，能保存，就能卖到更远的地方。林下养鸡，是看芒弄村学的，鸡吃虫，鸡粪肥地，一举两得。”
余庆仔细看着计划。虽然粗糙，但思路清晰，特别是产业循环的想法——柑橘林养鸡，鸡粪肥地，柑橘加工提升附加值——这已经超出了简单的种养，有了生态农业的雏形。
“资金预算呢？”
“算过了。”王有田显然有备而来，“扩大种植要五万，买鸡苗建鸡舍要三万，加工厂最贵，要十万。总共十八万。村里能自筹三万，需要扶持十五万。”
十五万，对一个刚起步的村来说，不是小数目。但余庆没有立即表态，他问了个关键问题：“技术呢？柑橘加工有技术门槛，你们有人会吗？”
“有。”王有田说，“我表弟在省城食品厂干过，懂技术。他说，简单的烘干、制酱不难，关键是要卫生、要标准。他可以回来干。”
“那管理呢？合作社现在谁管事？”
“轮流。”王有田说，“李老四管生产，王老三管销售，我管财务。每月开一次会，大事投票。”
这个架构虽然简单，但至少有了分工和制衡。余庆沉思片刻：“这样，你先把材料留下。我们研究一下，尽快给你答复。但你要有思想准备，十五万不可能一次给，要分阶段，要看进展。”
“明白，明白！”王有田连连点头，“只要有希望，我们就干！”
送走王有田，余庆把那份计划递给刘主任：“你们看看，三家寨这个计划，有没有可行性？”
几个人传阅着，会议室里响起议论声。
“思路不错，但十五万要得多了点。”
“柑橘加工有风险，销路呢？”
“林下养鸡倒是可以，投资小见效快。”
余庆听着大家的意见，最后说：“我的想法是，可以支持，但要调整顺序。先发展林下养鸡，投资小，三个月就能见效；同时扩大柑橘种植，但不要一下扩五十亩，先扩二十亩；加工厂先缓一缓，等产量上来了，技术成熟了再建。”
他算了一笔账：“林下养鸡，三万够了；扩种二十亩，两万；技术培训，一万。总共六万。如果半年后效果好了，再支持下一步。”
“那剩下的九万呢？”
“看他们的表现。”余庆说，“扶贫资金不能一下给到位，要像输液一样，一滴一滴来。效果好，继续支持；效果不好，及时调整。这既是对资金负责，也是对他们负责。”
这个思路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余庆让产业科抓紧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三天后去三家寨实地勘察。
正月十二，余庆带队去了第一批六个相对困难村中的第一个——小河村。
这个村的名字很贴切，一条小河穿村而过，水源充沛，土地平坦，交通也便利。按理说，这样的条件不该贫困。但实际情况是，村里没有像样的产业，年轻人大多外出，土地撂荒严重。
村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叫周秀英，说话干脆利落：“余主任，我们村的问题就一个——人心散了。地是好地，水是好水，路是好路，但没人干。年轻人在外面挣两千，不愿意回家挣一千五。”
余庆在村里走了一圈。确实，很多田地荒着，长满了杂草。几栋新盖的楼房很显眼，那是外出打工的人家建的，但常年锁着门，只有过年才有人。
“这些地，荒了多久了？”
“短的三年，长的七八年。”周秀英说，“有人想流转，但农户要价高，一亩地一年要五百，还不一定能连成片。”
“村里自己没想过发展什么？”
“想过啊。”周秀英苦笑，“种过蔬菜，但卖不出去；养过鱼，但不懂技术，死了；还想过搞农家乐，但没人来。试一次失败一次，大家就没信心了。”
中午，余庆在周秀英家吃饭。饭桌上，周秀英的丈夫——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话不多，但说了一句关键的话：“咱们这地，种水稻可惜了。土质沙，漏水，产量上不去。但种别的，又不知道种啥。”
这话提醒了余庆。饭后，他取了土样，又去看了水源和小气候。小河村地势低，气温比周边高个一两度，无霜期长，而且沙质土排水好。
他忽然想起在农业局看过的一份资料——青峰县曾经试种过中药材，其中白芍适合沙质土，喜温怕涝，正好符合小河村的条件。而且白芍是多年生，管理相对简单，市场价格稳定。
“周支书，你们村种过白芍吗？”
“白芍？没有。那是药材吧？咱们不懂啊。”
“不懂可以学。”余庆说，“我联系农业局，请专家来看看。如果适合，可以试试。”
周秀英眼睛亮了：“真能行？”
“能不能行，要看专家怎么说。但我觉得，你们村这条件，种水稻确实浪费了。要发展，就得找对路子。”
当天下午，余庆就联系了农业局。第二天，两个中药材专家来到了小河村。取土检测，分析气候，又走访了老农了解种植习惯。最后得出结论：小河村确实适合种植白芍，而且可以和林下经济结合，比如白芍地里套种花生、大豆。
“但有几个问题。”专家很严谨，“第一，白芍要三年才能收获，前期投入大，见效慢；第二，技术要求高，特别是病虫害防治；第三，销路要有保障，不能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这些问题都很现实。余庆召集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开会，把利弊讲清楚。
“种白芍，好处是价格稳，效益高，一亩地三年后能收入一万五以上。坏处是要等三年，中间要投入，要技术。”他环视众人，“大家愿不愿意干？”
村民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愿意试试，有的担心等不起三年，有的怕学不会技术。
最后，周秀英站起来：“这样，咱们先搞个示范田。愿意干的，每户出一亩地，连成片，统一管理。第一年，政府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第二年、第三年，自己投入。大家看行不行？”
“那销路呢？”有人问。
“销路我来解决。”余庆承诺，“如果示范成功，我可以联系药企，签保底收购合同。但前提是，质量要达标。”
这个方案折中了风险。最后，有十二户愿意参加，凑了十五亩地，连成了一片。
余庆当场拍板：从扶贫资金中拨三万，用于购买种苗和第一年技术指导；农业局派技术员驻村指导；村里成立白芍种植合作社，周秀英任社长。
“丑话说在前头。”余庆很严肃，“这十五亩地，是咱们小河村的希望，也是试验田。干好了，全村推广；干砸了，总结经验再干。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半途而废。”
“余主任放心！”周秀英拍着胸脯，“这次要是再干不好，我这个支书就不干了！”
从小河村回来，余庆心里轻松了些。六个第一批启动的村，第一家算是有了眉目。虽然前途未知，但至少迈出了第一步。
正月十八，扶贫办召开全体会议，专题研究十八个相对困难村的帮扶策略。
会议室的白板上，列出了十八个村的名字，每个村后面都标注了初步情况：有的适合种养，有的有手艺传统，有的有旅游资源，有的什么都没有，只剩老人孩子。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余庆站在白板前，“十八个村，十八种情况。我们不能用一个方子治所有的病，得辨证施治。”
他提出了分类指导的思路：
第一类：有资源有基础的村，如小河村（适合中药材）、石桥村（有竹林老窑），重点扶持，打造成示范村。
第二类：有资源没开发的村，如靠山的村适合林下经济，靠水的村适合水产养殖，帮助找路子，给启动资金。
第三类：没资源没基础的村，重点解决劳动力就业，组织技能培训，对接县工业园，或者发展劳务输出。
第四类：有特殊困难的村，如老人多、病人多、残疾人口多的，以社会保障为主，产业为辅。
“但不管哪一类，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激发内生动力。”余庆强调，“我们可以给钱，给技术，给市场，但不能替他们干。要让他们自己成为主角。”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每个村的情况都过了一遍，初步方案定了下来。余庆最后说：“从明天开始，各组按照分工，驻村开展工作。记住三点：一是要住下去，不是蜻蜓点水；二是要交朋友，不是高高在上；三是要办实事，不是空谈规划。”
散会后，余庆回到办公室，天已经黑了。桌上堆满了材料，电话记录本上记着十几个待回的电话。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正要开始工作，手机响了。
是苏婷。
“还在办公室？”
“嗯，马上回。”
“妈今天炖了乌鸡汤，说给你补补。早点回来，别太累。”
“好。”
挂了电话，余庆看着窗外的夜色。县城灯火点点，远处是黑黢黢的山影。那山影里，是无数个等待改变的村庄，无数个期盼好日子的家庭。
他知道，路还很长。十八个相对困难村，只是第二场战役的开始。后面还有十五个基础较好村，还有已脱贫村的巩固，还有防返贫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