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5日深夜
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保密电话的红色指示灯亮起。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了一个虽然因越洋信号有些模糊但依然充满标志性力量和沙哑嗓音的英语：
“尊敬的总统先生，晚上好。我是温斯顿·丘吉尔。非常抱歉在深夜打扰您的休息。”
罗斯福脸上露出了一丝预料之中的微笑，他舒适地靠在轮椅上，用轻松而直接的口吻回应：“温斯顿，你好！我的休息可没被打扰，我正等着你的电话呢。好了，老朋友，时间紧迫，客套话就免了。直接说吧，你需要我做什么？”
伦敦，唐宁街地下作战室
丘吉尔深吸了一口气，将雪茄从嘴边拿开，语气变得急促而恳切：“富兰克林，英国需要帮助，立刻！药品、野战口粮、步枪、炮弹，尤其是防空炮弹和战斗机！我们急需这些物资来武装民防和皇家空军，应对德国人随时可能发动的空袭！我们可以用英镑支付，立刻结算！”
罗斯福静静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轮椅扶手。等丘吉尔说完，他毫不犹豫地、用不容商量的口吻回答道：“温斯顿，英镑？不行。战争爆发以来，英镑的汇率波动太大，这对于美国的纳税人和制造商来说风险过高。我建议，我们用黄金结算。大英帝国辉煌了两个多世纪，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贡献了无数的财富，伦敦城的金库里应该堆满了金锭。用黄金交易，对我们双方都公平。”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能听到丘吉尔粗重的呼吸声。显然，罗斯福的直白要求击中了他的痛处。他努力维持着镇定，试图争取：“总统先生，英镑依然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它的基本面是坚实的，目前的波动只是暂时现象。至于黄金…是的，不列颠拥有黄金储备，但那是维系帝国金融信誉和支撑战争经济的最后基石，不能轻易动用。我们能否换个方式？比如，以未来的关税收入或海外资产作为抵押？”
罗斯福的声音依然平静，但带着一种洞察一切的穿透力，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压迫感：“温斯顿，我们现在谈的不是未来的预期，而是眼前救命的军火。黄金是最可靠的硬通货。我理解你对金融稳定的担忧，但正因为我相信你能带领英国战斗到底，我才愿意提供这些受《中立法案》严格限制的物资。我支持你接替内维尔（张伯伦），正是因为英国现在需要的不是绥靖，而是一位像你这样的斗士来凝聚民心，抵抗法西斯。这项投资有风险，我需要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抵押品。而黄金，就是最好的抵押品。”
这番话绵里藏针，既表达了支持，也明确了冷酷的交易条件，将丘吉尔个人的政治前途与这笔交易捆绑在了一起。
又是一段更长的沉默。丘吉尔可以听到地下室外隐约传来的防空警报试鸣声，时间每流逝一秒，德国的威胁就近一分。他深知，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国单独对抗席卷欧洲的纳粹德国，前景极其黯淡。罗斯福抓住了他的命门。最终，听筒里传来一声沉重的、仿佛耗尽了全部力气的叹息，接着是丘吉尔那标志性的、带着决绝意味的声音：
“好吧…富兰克林…你赢了。我…答应你的条件。黄金…就按你说的，用我们在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支付。” 这句话说得异常艰难，每一个字都像有千钧重。
但他立刻强调，语气变得急迫无比：“但是，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尽快！一定要尽快把物资运来！尤其是防空炮和战斗机！德国人的装甲部队正在冲向海岸，他们的轰炸机随时可能从法国和比利时的机场起飞，把伦敦炸成一片火海！我们必须抢时间！”
罗斯福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但也是严肃的表情。他知道，这笔“交易”达成了，英美之间事实上的同盟关系迈出了最关键、最现实的一步。
“放心吧，温斯顿。”罗斯福的声音变得坚定而可靠，“我已经下令，第一批物资，包括你们最急需的防空武器和飞机，会以最快的速度装船启运。我们会想办法绕过一切不必要的程序。记住，温斯顿，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站在一起。”
“谢谢你，富兰克林…愿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丘吉尔的声音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疲惫。
电话挂断了。罗斯福放下听筒，对身边的哈里·霍普金斯轻声说：“开始了。我们把宝押在了丘吉尔和英国皇家海军的身上。现在，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不能倒下。”
这场通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和基于共同威胁的冷酷结盟。罗斯福用精准的商业手腕，为美国的援助锁定了最可靠的支付方式，也为深度介入欧洲战争铺平了道路。而丘吉尔，则以牺牲部分金融主权为代价，为垂死的英国争取到了最宝贵的喘息之机。两大英语世界的巨人，在纳粹德国的巨大阴影下，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务实方式，紧紧地握住了手。
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下议院
议事厅内，气氛如同暴风雨前的海面，压抑而充满张力。温斯顿·丘吉尔挺立着魁梧的身躯，如同一位古典时代的雄辩家，用他那雷霆般的声音，对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政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而彻底的抨击。他将挪威战役的失利、对德国扩张的误判、以及眼下法国战线灾难性的崩溃，全部归咎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所带来的致命恶果。
“我们正站在悬崖的边缘！”丘吉尔的声音响彻大厅，每一个字都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执政党的席位，“而把我们带到这个边缘的，正是那位至今仍坐在首相位置上的先生所推行的、灾难性的、对独裁者无休止的让步和幻想！他的政策，换来的是什么？是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的侵略！是欧洲一个接一个民主国家的沦陷！现在，战火已经烧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支持丘吉尔的议员们，包括许多保守党内的反对派，爆发出阵阵赞同的呼声。而张伯伦的忠实支持者们，则个个面色铁青，焦急万分。他们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投向坐在政府席前排的首相本人，期待着他能拿出那个他们已知的、足以扭转局面的“杀手锏”——一份关于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海军大臣时，对加里波利战役惨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机密档案摘要。只要张伯伦将这份文件举起，并公之于众，就足以严重质疑丘吉尔作为战时领袖的军事判断力，瞬间逆转舆论。
然而，张伯伦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他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右手掌心下，就压着那份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文件夹。他的脸色异常苍白，带着重病缠身的憔悴，但眼神却出乎意料的平静，甚至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淡然。他听着丘吉尔一条条列举他的“罪状”，没有愤怒，没有辩解，只是偶尔抬起眼，望向窗外阴沉的伦敦天空，仿佛在思考着更遥远的事情。
“他在等什么？”
“为什么还不反击？”
“首相难道要放弃了吗？”
支持他的议员们内心在疯狂地呐喊，充满了不解和一丝被背叛的愤怒。他们觉得张伯伦在关键时刻退缩了，抛弃了他们这些一直为他摇旗呐喊的同僚。
他们不明白的是，张伯伦此刻内心的清醒与决绝。当德国人的坦克无情地碾过色当防线，将他苦心经营的“一代人的和平”梦想击得粉碎时，他就已经明白，自己的政治道路走到了尽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份关于加里波利的档案，或许能暂时击倒丘吉尔，但这将引发保守党乃至全国灾难性的分裂和内斗，而这恰恰是希特勒最希望看到的。英国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靠揭发政敌伤疤来保住权位的政客，而是一个能抛开党派恩怨、凝聚全国力量、领导国家进行生死存亡之战的强势领袖。
“时间…已经不站在我这边了…”张伯伦在心中默念，他的身体（癌症）和时局，都不允许他再领导这场战争了。举起那份文件，是党派私利的胜利，却是国家利益的巨大灾难。
最终，当丘吉尔的咆哮结束时，整个议事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张伯伦身上。他缓缓地、有些吃力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他没有去看那份文件夹，甚至没有去看咄咄逼人的丘吉尔，而是用平静而沙哑的声音，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没有为自己过多辩护，只是承认了局势的严峻，并表示在当前情况下，组成一个真正的全国团结政府是必要的。
他没有举起那份文件。他选择了放下。
投票结果毫无悬念。张伯伦政府垮台了。
会议结束后，张伯伦默默地收拾好桌上的文件，将那个未曾打开的文件夹塞进了公文包深处。他在昔日支持者们复杂、失望甚至怨恨的目光中，步履略显蹒跚地独自走出了议事厅。他的背影，在宏伟的哥特式长廊下，显得格外孤独和落寞。
他没有回头。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落幕。他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英国换来了一个更强大的战争内阁，一个能发出“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怒吼的新首相。这或许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失败，却也最高光、最负责任的一刻。个人的荣辱，在国家的存亡面前，变得轻如鸿毛。他的黯然下台，反而为英国注入了生存下去的最重要的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