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江缘来说，十年后的自己是19岁——那是1968年的博崇高中，砖红色的教学楼墙面上，新刷的“博崇高中”四个白漆字还泛着潮意，衬着旁边没来得及换掉的“广亭高中”旧校徽，像把新旧时光缝在了一起。没错，1950年成立的广亭高中，在熬了18年后，终于如孙易当年所愿，改名为“博崇高中”——“博纳万物，崇德育人”，校门口的石碑上刻着这八个字，是孙易亲手写的，笔锋里还藏着当年在广亭高中宣讲时的热乎气。
连带着学校周边的一切都换了新名字：路牌上的“广亭街”被工人用油漆刷成“博崇路”，边角还沾着未干的漆点；巷口的小公园挂起了“博崇公园”的木牌，原来的老槐树被围上了新的石栏；甚至居民楼的墙上，“广亭小区”的字样也被盖成了“博崇家属院”。风从街那头吹过来，裹着新油漆的味道，像把旧时光彻底裹进了新的壳里，连空气都带着点“重新开始”的错觉。
19岁的江缘刚从住了17年的香港搬来广州市博崇区，他拖着的旧行李箱轮子磨出了浅痕，在水泥路上滚出“咯噔咯噔”的响，箱底还沾着香港码头的细沙。箱子里装着半箱课本——《数学精讲》的封面折了角，《语文读本》里夹着片干枯的紫荆花，还有几件洗得发白的棉布衬衫，领口磨出了毛边。他在博崇高中的教务处找了份打杂的工：每天帮老师整理文件、送教案，课间抱着一摞作业跑遍三层教学楼，每月能领五块钱的补贴，一半攒起来当生活费，一半用来买复习资料。
香港的日子像场被雾裹住的梦，他几乎记不清十岁前的时光——只模糊记得有个总护着他的姐姐，记得深夜里闪过的能系光，记得码头的风裹着咸腥味。现在他不想再碰那些了：金系的金属光泽不再从指尖泛起，木火系的温热波动也被他死死压在骨血里，连偶尔不小心漏出的虚能子，都被他用袖口死死捂住。他想彻底做个“普通人”，不借助任何超能力活下去，像街边卖菜的阿姨、修鞋的大爷那样，踩着踏实的日子过活。
高中的打工生活像杯放凉了的白开水，没味，却得一口口喝下去。每天天不亮，他就揣着两个冷馒头出门，赶到学校时，教务处的门还锁着，他就蹲在走廊的台阶上，就着路灯的光背英语单词——“revolution”“education”，单词像石子，硌得他舌尖发涩。等教务处的老师来了，他就拿起扫帚扫地上的落叶，榕树的叶子总落不完，扫干净一筐，风一吹又落满了地。
课间是最忙的：抱着一摞教案从一楼跑到三楼，教案纸蹭着他的胳膊，印下淡淡的墨痕；帮老师搬作业本，纸页划得他手指发红；偶尔还要去食堂帮厨，洗一筐沾着饭粒的碗，洗洁精的泡沫裹着冷水，冻得他指尖发麻。只有晚上蹲在出租屋的油灯下啃课本时，日子才算有了点盼头——数学题里的几何图形绕得他头晕，他就用铅笔在草稿纸上画满辅助线；历史年表背了又忘，他就把年份写在手腕上，洗不掉就带着睡觉。唯一的慰藉是食堂的玉米粥，五分钱一碗，熬得黏糊糊的，喝下去能暖透冻僵的手指，连带着心里的冷都散了点。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坏透了，高考的压力像块浸了水的石头，压得他胸口发闷。走路时总低着头，肩膀塌得像被抽走了力气，连教务处的老师都问他：“小江，最近是不是累着了？看你脸色不太好。”他只能扯着嘴角笑：“没事，就是没睡好。”其实是昨晚又熬到了后半夜，一道数学题卡了他三个小时，最后还是对着答案才看懂。
直到那天中午，食堂的广播突然“刺啦”一声响了。扩音器挂在食堂的横梁上，裹着电流的杂音，像把生锈的锤子，砸在所有人的耳膜上：“即日起，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暂停，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食堂里瞬间静了，连筷子掉在地上的“叮当”声都听得见。有个扎着麻花辫的女生拿着饭勺，突然“哇”地哭出声，眼泪砸在玉米粥里，溅起小小的水花。接着是更多的啜泣：有人把碗摔在地上，瓷片碎了一地；有人抱着课本蹲在地上，指甲抠着水泥地，抠出一道道白印；还有个男生把复习资料撕成了碎片，纸片像雪片似的落了满桌。
江缘手里的玉米粥还冒着热气，却突然凉透了——粥里的玉米粒沉在碗底，像他熬了一年的日子，突然沉了底。他熬了多少个夜？背了多少页书？攒的钱都买了复习资料，现在那些印着“高考冲刺”的书，全成了废纸。外面的大街上，政府的扩音器还在一遍遍喊着这条消息，声音裹着风，钻进食堂的窗户里，像晴天霹雳，劈碎了所有高中生的梦。
他端着没喝完的玉米粥，慢慢走出食堂。阳光晃得他眼睛发疼，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有人抱着头蹲在路边哭，有人骂骂咧咧地踢着石子。江缘回到出租屋——那是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墙皮掉了大半，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床单。他把所有的课件、笔记、试卷都抱出来，塞进一个旧木箱里：课件的边角卷了边，笔记上写满了红笔批注，试卷上的对勾还清晰可见。他把木箱锁上，推到床底吃灰，灰尘落在箱盖上，像给那段努力的日子盖了层碑。
他站在狭窄的房间里，看着窗外的电线杆，心里出奇的平静。活了这么久，什么糟糕事没碰过？被能系者追杀，躲在桥洞下啃冷馒头，漂洋过海从内地到香港，连命都捡过几次，这点打击算什么？他摸出张皱巴巴的纸，又拿起铅笔，开始写新的人生规划：先在学校把工做下去，攒够二十块钱就换份正式的活；要是找不到活，就去学修鞋，或者去码头扛大包；实在不行，就再回香港，找份洗碗的工也行。铅笔在纸上划着，留下淡淡的痕迹，像他对未来的期待，浅，却真实。
第二天上午，江缘揣着写好的辞职信，去校长办公室。校园里的榕树叶子落了满地，踩上去“沙沙”响，像有人在轻声叹气。他刚走到办公楼的走廊，就撞见个急急忙忙的女老师：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女式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用橡皮筋扎在脑后，几缕碎发沾着汗贴在额角，怀里抱着的文件堆得像小山，纸页晃得厉害，连她的脚步都带着“匆忙”的味道——左脚刚落地，右脚就急着抬起来，像怕耽误了半分时间。
江缘本来没心思管闲事，只想快点交了辞职信，离开这个让他心烦的地方。可那女老师眼角的余光瞥见他，盯着他身上那件还算正式的白衬衫，突然眼睛一亮，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似的，踩着布鞋“哒哒”朝他跑过来。跑到他面前时，她还故意“哎哟”一声，右脚往左脚后跟上一崴，顺势靠在旁边的墙上，眉头皱成了个小团，声音里带着刻意的委屈：“这位男同志啊！帮帮忙吧？我这脚脖子崴着了，疼得站都站不住，实在没法把这文件送到校长办公室了！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帮我把这挺重要的文件送过去呗？”
她演得太明显了：崴脚的姿势带着点滑稽的僵硬，眉头皱着，耳根却红了大半，连抱着文件的手都在轻轻抖——不是疼的，是紧张的。江缘看着她泛红的耳根，突然觉得这女老师有点亲切，像小时候巷口卖糖人的阿姨，总是装着忘带零钱，把裹着红纸的糖人塞给他，说“下次再给就行”。他忍不住弯了弯嘴角，伸出手接过那堆文件：“好的，女同志。我乐意帮忙，我叫江缘。”
文件沉甸甸的，压得他胳膊发沉，纸页上带着淡淡的墨水味，还有点女老师身上的肥皂香——是最便宜的胰子味，却干净得让人舒服。女老师立马笑了，露出颗小虎牙，连皱着的眉头都舒展开了，眼睛亮得像揉进了星星：“啊！江同志，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快送过去，等下我请你吃食堂的糖糕！刚蒸好的，甜得很！”
江缘抱着文件，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办公桌后面坐着的正是50岁的孙易，头发白了大半，梳得整整齐齐，却遮不住鬓角的霜，他还是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镜腿用胶布缠了一圈，面前堆着厚厚的文件。看见江缘进来，他推了推眼镜，接过文件，目光落在江缘手里的辞职信上，愣了愣：“怎么突然要走？是工做得不顺心？还是待遇太低了？”
江缘摇摇头，把辞职信放在桌上，纸张轻轻落在文件堆上：“不是，是高考取消了，想换份更稳的活。总不能一直打零工。”
孙易叹了口气，指尖敲了敲桌面，发出“笃笃”的轻响，像在斟酌词句：“我知道了。辞职信先放这吧，你要是想留，工随时给你留着——学校总需要个帮忙的人。”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要是外面不好混，就回来。”
江缘心里一暖，道了谢，转身往回走。刚出办公楼的门，就听见身后有人喊：“江同志！等一下！”
他回头，看见那女老师靠在走廊的柱子旁，手里拿着两个油纸包着的糖糕，油纸还冒着热气，印着淡淡的油渍。她看见江缘回头，笑得眼睛都弯了，露出的小虎牙在阳光下泛着光：“我叫李怡项！是刚入职没几个月的女教师！谢谢你的帮忙！这糖糕给你，刚从食堂买的，还热乎着呢！快尝尝！”
阳光落在她的脸上，把她的头发染成了浅金色，糖糕的甜香裹着风飘过来，钻进江缘的鼻子里，连带着心里的冷都散了。他接过糖糕，油纸烫得他指尖发暖，他剥开一个，糖糕是糯米做的，裹着豆沙馅，咬一口，甜香裹着热气，糊了他一嘴。那抹笑，他记了很久——像阴雨天里突然钻出来的太阳，亮得晃眼，连带着那段灰蒙蒙的日子，都沾了点甜。
只是一年后，20岁的江缘正在食堂洗碗，周契突然出现在了出租屋门口。周契的头发还是黑红色的，耳朵还是很尖，他拍着江缘的肩膀，声音里带着急意：“江缘，跟我走——能系这边出事了，需要你帮忙，你还记得我周家和你江家有恩吗？不费话就赶紧来吧！”
江缘知道，他躲不掉的。当晚，他连夜收拾了行李：把那半箱课本又塞回了行李箱，把李怡项给的糖糕纸叠好放在口袋里，最后在李怡项的办公桌上放了张纸条，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写着四个字：“谢谢糖糕。”
他没来得及跟李怡项告别，像当年从香港偷偷跑出来一样，拖着行李箱，消失在了博崇区的巷口。之后很多年，他再没见过她，只从博崇高中的旧学生嘴里听说：李老师成了教导主任，总喜欢在晚自习后，给晚归的学生塞糖糕，说“吃点甜的，学习才有劲”。而那间出租屋的床底，旧木箱还锁着，里面的复习资料，早就落满了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