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易校长是夏然在八年前的广亭高中里认识的——当时夏然已经活了104岁，却捏着张伪造的身份证和年龄证明，混进了广州市广亭区的广亭高中。1950年的风裹着岭南的蝉鸣，吹过校门口的大榕树，把红砖墙上“知识改变命运”的白漆字吹得发亮。而在此之前的104年里，夏然活得像个半文盲：旧社会的枷锁死死扣着“女子”的身份，几十年间要么在战乱里躲命，要么在各种运动里缩着脖子，连本完整的书都摸不到几次。
清末的那些年，她跟着家人逃荒，见过裹小脚的女人被塞进花轿，见过教书先生被按着头跪在祠堂前；民国初的乱局里，她在码头给人洗过衣服，在茶馆里听过说书先生讲“新学”，可那些字认得她，她却认不全那些字。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她在全国流浪时沾过些新知识的边——在上海的弄堂里听过女学生喊“自由”，在北平的天桥下捡过半本《新青年》，可1915年之前的日子，终究是蒙着层灰，连呼吸都带着旧时代的滞涩。
直到1950年站在广亭高中的校门口，看着穿蓝布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跑过，看着老师拿着粉笔盒从走廊走过，夏然才终于敢把伪造的入学证明往教务处桌上一放，把洗得发白的布书包往课桌里一塞，像个真正的16岁少女似的，如饥似渴地啃起课本。数学公式里的“x”像个神奇的符号，语文课文里的“闰土”带着她没见过的乡野气，历史年表里的“1949”烫得她指尖发颤——连黑板上老师写的粉笔字，她都觉得带着热乎的希望，落进眼里，是活了百年都没尝过的甜。
高一时的一场校长宣讲，是夏然和孙易的初见。那天的夕阳把操场的国旗杆拉得很长，32岁的孙易站在临时搭起的木台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沾着点粉笔灰，领口的风纪扣却扣得严严实实。他手里没拿稿子，就那么站在风里，声音不高，却像石子砸进夏然心里：“被各种封建规则束缚住的人是最不自由的一批人，只有勇于突破这些束缚的人，才是最自由、最勇敢的——无论是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敢挣开枷锁，都是我们的朋友；就算是藏在角落苦苦挣扎的流浪者，我们也会敞开校门接收！”
这句话像根细针，刺破了夏然裹了几十年的壳。她想起自己流浪时被人指着“怪物”骂的日子——在湘西的山村里，她用物能系把塌了的墙撑住，却被村民当成“巫女”扔了石头；在南京的巷子里，她用虚能系帮迷路的孩子找到家，却被孩子的母亲捂着嘴拉走，说“离这个疯女人远点”。她总叹着“随历史洪水顺流而下”，像只没头的苍蝇撞来撞去，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要躲在“普通人”的壳里，原来这世上真有懂她的人。
从那天起，夏然每天放学都往孙易的办公室跑。办公室在教学楼的三楼，靠窗的位置摆着张旧藤椅，椅面磨出了浅褐色的包浆，旁边的书桌上堆着教案和学生的作业，墨水瓶里的蓝墨水总是满的。孙易总泡两杯菊花茶，玻璃杯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花瓣在热水里舒展开，带着淡淡的苦香。
夏然会趴在办公桌上，把新学的物理公式念给他听：“F=ma，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原来推桌子的力气，也能算得这么清楚！”她讲课本里的“平等”二字，指尖在纸上划着那两个字，眼睛亮得像浸了星子：“以前总听人说‘男尊女卑’，现在才知道，人本来就是一样的。”
她不藏着“规律者”的身份——有时候讲得激动，虚能系的波动会把桌上的粉笔盒轻轻抬起来，孙易也只是笑着递块桂花糕，是校门口糕点铺买的，裹着油纸，甜香裹着热气：“挺好的，能保护自己。”他从不说“你是怪物”，也不说“这是邪术”，只把那本卷边的《教育学》推给她：“以后想做什么？”
夏然咬了口桂花糕，糖霜沾在嘴角，她抹了抹，语气里裹着热乎的向往：“我以后想当老师，教新时代的孩子。看他们睁着圆眼睛问问题，我肯定没抵抗力——要教他们别歧视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教他们敢对不对的事说‘我不’，教他们活得像个人，不是谁的附属品，也不是谁眼里的‘异类’。”
孙易把茶杯往她那边推了推，热水在杯子里晃了晃，映着他温和的笑纹：“这是最棒的理想。把正确的思想传给孩子，才是真的‘改变’——不是改朝换代的那种，是从根子里长出来的好。难是难，但我信你，毕竟是我看重的女学生。”
那三年，他们是最亲密的朋友。夏然帮孙易整理教案，把学生的作业按科目分类，用物能系把办公室晃松的旧书架修稳，书架上的书再也不会“哗啦”一声掉下来；孙易给她补落下的功课，把自己珍藏的旧书偷偷塞给她——有本《呐喊》的扉页写着“1923年购于北平”，还有本《教育学大纲》，里面夹着他做的笔记，红笔写的字工工整整。
连夏然偷偷用物能系帮同学修坏的钢笔，孙易都只当没看见。有次她刚把钢笔尖修好，一抬头就撞见孙易站在门口，她吓得手一缩，钢笔“嗒”地掉在桌上。孙易却只是走过来，把块橡皮放在她手边，橡皮是半块的，印着“广亭高中”的字样：“下次轻点，别被其他同学看见了。”
夏然从广亭高中毕业的那天，蝉鸣比往常更响。孙易在办公室等她，手里拿着本烫金封面的《教育学》，扉页用钢笔写着一行字：“愿你成为照亮孩子的光。”他把书递给她，又塞了个布包，里面是两盒桂花糕，还有张纸条：“以后常回来看看。”
之后三年，他们一直通信。夏然写自己在夜校打零工攒学费的日子——给人抄稿子，帮人看孩子，晚上在路灯下背单词；孙易写学校里的事——新来的学生总把“孙校长”叫成“孙老师”，操场的大榕树又长了新叶，今年的高考有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信里的字，夏然看了一遍又一遍，把信封都摸出了毛边。
可两年前的信，突然断了。夏然寄出去的信，连着三封都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她托在广亭区打工的朋友去学校问，朋友回来说：“孙副校长被抓了，说是私改校名，扰乱秩序。”
夏然跑到学校门口，看着校门口的牌子还是“广亭高中”，看门的大爷摇着头说：“孙校长太倔了，说‘广亭’太窄，要叫‘博崇’，能容下更多学生。不过他也说过他破译了一个信息，有博崇两字，所以他才主张改校名的。现在人在局子里，谁也不许提他。”她托人给孙易送衣服和信，东西被原封不动退回来，连张纸条都没有。那些日子，夏然总坐在出租屋的窗边，看着外面的雨，把那本《教育学》翻了又翻，扉页的字都快被她摸模糊了。
直到今年，夏然在报纸的角落看到条短讯，只有一行字：“广亭高中副校长孙易，恢复职务。”她攥着报纸，手指都在抖，跑到学校门口，却没敢进去——她怕孙易忘了她，怕他不再是那个泡菊花茶的副校长，怕那些温暖的日子只是她的一场梦。
此刻看着眼前的孙易，夏然的鼻尖突然泛酸。他的头发白了大半，梳得整整齐齐，却遮不住鬓角的霜；中山装还是洗得发白的样子，袖口的粉笔灰换成了更浅的痕迹；左手缺了半截的食指，还像八年前那样，习惯性地抠着教案的边角，指节泛着白。
孙易也看清了她，手里的教案“哗啦”一声掉了半页，他蹲下身去捡，指尖都在颤。等他站起来，看着夏然，眼睛里漫开了湿意，像被雨水浸过的老茶：“你是……夏然？”
夏然的眼泪“唰”地掉下来，她点了点头，声音抖得像被风吹的纸：“孙校长，是我。”
孙易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像怕惊扰了什么。他看着夏然，看了好一会儿，才抬手擦了擦眼角，笑里裹着岁月的褶皱：“长这么大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你当年穿的蓝布校服，还是我帮你补的扣子呢——记得不？你上体育课把扣子扯掉了，我用针线给你缝上，还说‘以后小心点’。”
夏然捂着嘴，眼泪掉得更凶：“记得！我还把那粒扣子拆下来，收在铅笔盒里，现在还在呢！”
孙易弯下腰，捡起掉在地上的教案，拍了拍灰，又把它攥在手里——像攥着当年的菊花茶杯子。他看着夏然，语气里是失而复得的软：“这几年……你还好吗？”
“我挺好的，”夏然吸了吸鼻子，把眼泪擦干净，“我在夜校读书，快毕业了，以后就能当老师了——像我当年说的那样。”
孙易的眼睛亮了，像当年站在操场的讲台上，声音里裹着热乎的希望：“好，好啊。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他顿了顿，又补充道：“那本《教育学》，你还留着吗？”
夏然从背包里拿出那本书，烫金的封面磨出了浅痕，扉页的字依旧清晰。她把书递过去，孙易接过来，指尖摸着扉页的字，像摸着当年的时光：“我在里面夹了张纸条，你没看见吧？”
夏然愣了愣，翻开书，在最后一页里，夹着张泛黄的纸条，是孙易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别担心我，等我回来，我们再泡菊花茶。”纸条的角落，沾着点淡淡的墨痕，像当年的蓝墨水。
“我没看见，”夏然摸着纸条，眼泪又掉在纸上，晕开了字的边缘，“我要是早看见，就不会那么担心了。”
孙易笑了，这次的笑里有了当年的温和，像夕阳照在藤椅上：“现在看见也不晚。走，我们找个地方坐坐，我请你喝菊花茶——还是当年的牌子，甜得很。”
他抬手，像当年那样，想拍夏然的肩膀，又怕她疼，轻轻落在她的胳膊上。风从通天树的枝叶间吹过来，裹着虚无的白色，却带着桂花糕的甜香，像八年前的那个下午，办公室的窗户开着，菊花茶的热气裹着阳光，落在他们的身上，暖得像场不会醒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