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兵站设在柳条沟屯东头的关帝庙里。
庙是前清光绪年间修的，三间正殿，两间偏房，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头夯土和草秸混的芯子。正殿里那尊关公像早就没了，现在供桌上摆着块木牌子，用毛笔写着“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独立支队招募处”，纸是糙黄的毛边纸，墨倒是好墨，在昏沉的光里泛着青光。
殿里生了三个炭盆，可还是冷。十六岁的小文书张明义坐在靠门的位置，冻得不停跺脚，呵出的白气在笔尖前凝成小水珠，又被他用袖子擦去。他面前摊开一本崭新的花名册，已经写了七页——这是支队打出番号后，在平原地区公开招募的第一天。
“姓名？”
“王、王有福……”
“年龄？”
“虚岁二十一。”
“哪里人？”
“就这儿，柳条沟屯往西五里，小王庄的。”
张明义抬起头，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破棉袄破得露了絮，袖口油亮亮的，一张脸冻得发青，但眼睛很亮，是那种饿久了的人看见饭食时才有的光。
“为啥要当兵？”
王有福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会被问这个。他搓着开裂的手，声音低下去：“家里……没粮了。爹去年给日本人修炮楼，让塌方砸断了腰，躺炕上大半年，开春没熬过去。娘带着弟妹改嫁到北边了，我……”
他没说下去。但张明义懂了，笔尖在“从军缘由”一栏停了停，写下两个字：吃粮。
一天下来，这样的名字记了四十七个。有像王有福这样活不下去的农民，有从县城逃出来的学生——他们大多戴着眼镜，说话文绉绉的，问“你们支队有多少书可读”；还有三个是原东北军的溃兵，瘦得颧骨凸起，但走路时腰板还下意识挺着，一看就是老兵油子。
傍晚时分，杨帆来了。
他没骑马，只带着警卫员小陈，两人踩着没踝的雪从屯子西头走来。招兵站门口的哨兵刚要敬礼，杨帆摆摆手，径直进了庙门。
“怎么样？”
张明义“啪”地站起来：“报告司令，今天登记四十七人，其中三十五个农民，七个学生，五个溃兵。初步筛选淘汰了九个——年纪太大或太小，还有两个一看就是抽大烟的。”
杨帆翻看着花名册，手指在那些名字上划过。半晌，他问：“有人问咱们是什么队伍吗？”
“有。”张明义说，“学生们问得最多。我说是抗日队伍，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但不受他们直接指挥。有个戴圆眼镜的学生追问，那到底听谁的？我说听老百姓的，听良心的。”
杨帆抬眼看了看这小文书：“答得好。”
他走到殿外。雪下得小了，暮色四合，屯子里升起几缕炊烟。关帝庙前的空地上，新招来的几十号人正排队领晚饭——每人两个杂面窝头，一碗能照见人影的山药粥。但没人抱怨，都埋头吃得呼噜响。
“司令。”周政委从偏房出来，手里拿着几份文件，“李庄的李守业派人送来二十石高粱，说是劳军。还有，维持会的周会长托人捎话，想请您明天去他家里‘叙叙旧’。”
杨帆接过文件扫了一眼：“李守业？就是那个有五百亩地、三个儿子两个在伪满县公署当差的李守业？”
“是他。”
“高粱收下，写个收据，盖上咱们的章。”杨帆说，“至于周会长嘛……告诉他，叙旧就不必了，但支队想在镇上设个临时医疗点，需要他帮忙找两间临街的房子——租金按市价给。”
周政委会意一笑：“既给面子，也划底线。”
“咱们现在有了番号，是‘合法’武装。”杨帆望着暮色里那些捧着碗的新兵，“地主老财想两头下注，维持会的汉奸想留条后路——这些心思，咱们都可以利用。但有一条：粮食可以收，方便可以让，原则性问题寸步不让。”
正说着，铁柱从屯子北头大步走来，脸色铁青。
“司令，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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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柱说的“事”，发生在招兵站后面临时搭的体检棚里。
所谓体检，其实就是脱了上衣看看有没有疥疮，走两步瞧瞧是不是瘸子，再问问有没有咳血的毛病。但就在这简陋的流程里，支队保卫科的科长陈树人发现了不对劲。
“这个人。”陈树人把杨帆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自称是从沈阳逃出来的铁路工人，可虎口和食指内侧没有老茧——那不是搬道岔、抡大锤该有的茧子。我故意用日语说了句‘把衣服递给我’，他下意识就伸手了，虽然马上反应过来，但那个动作骗不了人。”
杨帆透过棚子的缝隙往里看。那个被怀疑的“工人”正坐在条凳上，三十来岁，长相普通得扔人堆里就找不着，棉袄肩头打着补丁，看上去和所有流亡者没什么两样。
“还有，”陈树人继续道，“他登记的名字叫刘顺，籍贯写的是‘辽宁沈阳小西门里’。但咱们科里的小赵正好是沈阳人，问他小西门里最有名的澡堂子叫什么，他支吾半天，说记不清了。”
杨帆沉默片刻：“先别打草惊蛇。安排两个人‘通过’他的体检，分到新兵三班去。你亲自盯，看他接触什么人，传递什么消息。”
“要是他想跑……”
“那就让他跑。”杨帆说，“但要在他以为安全的时候再抓——连他的上下线一锅端。”
陈树人点头离去。铁柱在一旁听完，拳头攥得咯咯响：“这才第一天！狗日的就把手伸过来了！”
“意料之中。”杨帆反倒平静了，“咱们现在有番号、有公开活动，在国民党那边看来，就是一块肥肉——要么彻底吃掉，要么牢牢控制。派人渗透是最温和的手段了。”
他转身往屯子里走：“通知各营连，加强警戒。新兵集中管理，不经批准不得外出。另外，让宣传队的同志抓紧编些通俗易懂的教材，从明天起，所有新兵每天上一小时政治课——就从‘咱们是谁的队伍’讲起。”
夜色完全降临时，杨帆登上了关帝庙后的小土坡。
从这里望去，柳条沟屯的灯火稀稀拉拉，像撒在墨绸上的几粒碎金。更远处，平原在雪夜里延伸成一片模糊的灰白，那里有更多村庄、更多城镇，有在日伪刺刀下喘息的人们，也有暗中观望的各方势力。
支队的第一支火把，已经插进了这片冻土。
“司令。”徐参谋不知何时也上来了，递过一个军用水壶，“喝口暖暖。”
杨帆接过抿了一口，是烧刀子，辣得喉咙发烫。
“今天收的那些兵，你怎么看？”他问。
“良莠不齐。”徐参谋实话实说，“农民多半是为了口饭吃，学生热血但缺乏锻炼，溃兵有军事经验但油滑。要真正形成战斗力，至少得三个月强化训练——而且这期间，肯定会有开小差的。”
“会有多少？”
“照以往经验，头一个月会跑掉两成。吃不了苦的，想家的，或者……别有目的的。”
杨帆望着远处黑暗里隐约的灯火。那是十里外的周家镇，维持会周会长就住在那里。明天，支队要去镇上设医疗点，那是他们第一次以“合法”身份进入日伪控制的集镇。
每一步都像踩在薄冰上。
“老徐，”他忽然说，“你还记得咱们刚上山那会儿吗？五十个人，十几条枪，整天琢磨的就是怎么不被日本人剿了，怎么从地主手里抠出点粮食。”
“记得。”徐参谋笑了，“铁柱那会儿天天嚷嚷着要下山抢大户，你说不行，咱们是义军，不是土匪。”
“现在咱们有三千多人了，有番号了，能公开招兵了。”杨帆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可我觉得，现在走的每一步，比当初在山林里打游击时还要小心。”
因为那时候，敌我分明。而现在，他们要在这片灰色地带里，走出一条路来——既要借国民党的势，又要防国民党的刀；既要利用日伪统治的缝隙，又要时刻警惕背后的刺。
徐参谋沉默了很久，才说：“司令，咱们今天招的那个学生里，有个叫陈书涵的，燕京大学肄业。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关内找中央军，他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看过你们支队散发的传单，上面写的是‘为了每一个吃不饱饭的中国人’。中央军的布告上，写的是‘效忠党国’。’”
杨帆转过头。
夜色里，徐参谋的眼睛很亮：“所以司令，咱们这条路难走，但走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谁真把他们当人，谁只是拿他们当筹码，他们清楚。”
远处传来哨兵换岗的口令声，在寂静的雪夜里传得很远。
杨帆最后望了一眼南方。万里之外，长征中的红军此刻应该也在某个山坳里宿营吧？同样的寒冬，同样的前路未卜，但火种不灭。
他转身下山，脚步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这第一个在平原上公开度过的冬天，才刚刚开始。而他们这支有了新名字的队伍，已经准备好了——在这片冻土上，扎下根来，然后生长，直到冰雪消融，直到春雷炸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