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嘴涧的春日，冰雪彻底消融，山林间蒸腾起湿润的生机。与这自然生机相呼应的，是密营内外一条愈发稳固、流淌着特殊“血液”的脉络——“红色商道”。这条由王老蔫的情报网铺路、宋怀仁精心操持的生命线，在经历了初期的试探与风险后，如同山间的溪流，找到了更深的河床，流淌得更加沉稳而有力。
双龙镇，“瑞丰祥”杂货铺的后堂，算盘声依旧噼啪作响，但宋怀仁眉宇间的忧色却少了几分，多了几分商人的沉着与算计。他不再是单纯地冒险，而是将这条特殊的“商道”当作一项长期的事业来经营。他利用多年积累的人脉和信誉，编织了一张更复杂、也更安全的交易网络。
交易的物资，不再仅仅局限于救急的食盐、布匹和药品。随着支队在鹰嘴涧逐渐站稳脚跟，尤其是王铁锤的修械所和赵大海的后勤部门提出新的需求，宋怀仁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货单”。
几把崭新的、贴着德国商标的钢锯、锉刀和老虎钳，混杂在一批普通的农具中被运进山里；几桶贴着“工业油脂”标签、实则为提炼火药和保养枪械所需的特殊油脂，伪装成照明用的煤油；甚至还有一些用密封铁罐装着的、支队自己都叫不上名字的化学原料，这是王铁锤根据一本偶然缴获的旧化工手册，尝试土法配制炸药和简易电池所急需的东西。
这些“生产性物资”的输入，标志着支队的生存模式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从纯粹依赖消耗和缴获，开始尝试进行力所能及的、低水平的“生产”和“再造”。
“宋老板，这些‘铁家伙’和‘油水’，可比之前的货难弄多了，风险也大啊。”一个负责运输的中间人私下抱怨。
宋怀仁拨弄着算盘，眼皮都没抬：“风险大，价钱也好嘛。老主顾要，总得想想办法。路子走熟了，风险自然就小了。”他看似在谈生意，实则心中清楚，这些工具和原料，关系到山里那支队伍能否自己“造血”，其意义远非金钱可以衡量。他甚至在一次交易中，额外赠送了几本基础的机械原理和化学常识的旧书，叮嘱“山里做工的师傅们或许用得上”。
山内，鹰嘴涧密营，也掀起了一场“节约”与“生产自救”的热潮。
杨帆在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光靠外面输血，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要学会自己造血！每一粒粮食，每一寸布，每一颗钉子，都要省着用，都要想办法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
赵大海的后勤部门制定了严格的物资配给和登记制度。战士们的口粮定量更加精细，提倡用野菜、菌菇补充；破损的军服不再是简单打补丁，而是由周大姐带领的被服厂妇女们，将实在无法缝补的旧衣拆开，洗净消毒后，重新纺线、编织成绑腿、手套甚至新的内衣；缴获的日军罐头盒、水壶、皮带等一切金属和皮革制品，都被仔细收集起来，送到王铁锤的修械所，作为原材料储备。
王铁锤的“地下兵工厂”则是生产自救的核心。有了宋怀仁弄来的五金工具，他们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那几台依靠水轮机带动的简易机床，不再仅仅满足于维修枪支和复装子弹。他们开始尝试用缴获的钢轨，在土造熔炉里加热后，依靠手工锻打和简易模具，制造刺刀和矛头；利用化学原料，改进黑火药的配比，尝试制造威力更大、更安全的“边区造”手榴弹和地雷；甚至还在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材料，仿制日军的掷弹筒。
“司令，你看！”王铁锤兴奋地向杨帆展示一个刚刚加工好的零件，“这是仿着鬼子掷弹筒的撞针做的，虽然粗糙点，但能用！要是能多搞点无缝钢管，咱们说不定真能自己攒出几门小炮来！”
尽管困难重重，失败是家常便饭，但这种自力更生的尝试，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战士们看到自己用的武器有一部分是自己人“造”出来的，那种自豪感和归属感是任何缴获都无法替代的。
同时，各分散单位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生产。在绝对安全的隐秘山谷里，开垦了小片的“保命田”，种植生长周期短的土豆和蔬菜；组织有狩猎经验的战士和民兵，在不暴露的前提下进行狩猎，补充肉食；收集山间的草药，由懂行的老人指导，晾晒加工，弥补药品的不足。
这条由山外“红色商道”和山内“生产自救”共同构筑的经济脉络，虽然纤细，却顽强地搏动着。它不再仅仅是为了“活下去”，更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下去”，为了积蓄反攻的力量。
宋怀仁送来的五金工具，让王铁锤的创造有了可能；支队内部节约下的每一份物资，都转化为更持久的战斗力。经济基础的初步巩固，如同为这支久经磨难的车队，更换了更坚韧的轮胎，加注了更耐烧的燃油，使得他们在漫长的抗战征途上，能够行驶得更远，更稳。
杨帆看着修械所里迸溅的火星，听着战士们开荒时哼唱的号子，心中对未来的信心更加坚定。经济斗争这条隐蔽的战线，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一样，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