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夜三点，雨突然停了。闷热的空气裹着血腥味涌进屋里，我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发愣——那渍痕像条扭曲的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到了墙角，像在窥视着里屋的动静。
里屋传来我妈压抑的哭声，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我哥就躺在那间屋里，从十一点三十五分断气到现在，已经四个小时。木板床吱呀作响，不是因为有人动，是尸体开始僵硬，骨骼摩擦发出的声响，细碎得像老鼠在啃木头。
“去烧壶水。”爸的声音从门槛那边飘过来，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他还保持着蹲坐的姿势，背脊佝偻着，肩膀上的汗浸透了衬衫，贴在皮肤上，显出嶙峋的骨形。脚边的烟蒂堆成了小山，有几枚还在冒着青烟，在闷热的空气里画出扭曲的线。
我提着水壶经过里屋门口，忍不住往里瞥了一眼。红格子被单的边角被掀开了一角，露出我哥的手腕——皮肤青得发灰，血管像蚯蚓似的凸出来，指缝里卡着点黑泥，是他昨天在工地搬砖时蹭的。他的鼻孔里沁出了点红，像没擦干净的鼻血，顺着人中往下爬，在下巴尖凝住了，像颗悬而未落的血珠。
“别看。”王婶从屋里出来，眼圈肿得像核桃，手里攥着块被血染红的布巾，“天热，人走得急，就这样。”她的声音发飘，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冰棺说好六点到，再等等。”
等待的时间像被拉长的橡皮筋。五点多的时候，里屋突然传出“嘀嗒”声，很轻，却在死寂的屋里格外清晰。我妈尖叫了一声，接着是椅子倒地的响动。爸猛地站起来，膝盖磕在门槛上，发出“咚”的闷响，他却像没知觉似的，踉跄着冲进里屋。
我跟进去时，看见我哥的枕头已经红了一片。血不再是慢慢渗，而是顺着鼻孔往下淌，打湿了嘴唇，又顺着下巴滴在被单上，洇出一朵朵深色的花。更吓人的是他的后脑勺——不知什么时候翻了个身，原本贴着床板的部位，头发已经被血浸透，黏成一绺一绺的，血顺着床缝往下滴，在水泥地上积了个小小的水洼，泛着铁锈般的光。
“怎么会这样？”我妈瘫坐在地上，手指抠着水泥地的裂缝，指甲缝里渗出血，“他是心梗啊！医生说的，心梗怎么会流这么多血？”
爸没说话，只是死死盯着那摊血。他的嘴唇哆嗦着，突然蹲下去，用手指蘸了点地上的血——血是温的，甚至带着点热气，不像死人该有的温度。爸的手指僵住了，接着猛地抽搐了一下，像被烫到似的，把血甩在地上。
“邪门了……”王婶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她退到门口，后背抵着门框，“老人们说，人死了血不凉，是有未了的心事……”
六点整，冰棺的轰鸣声从村头传来。两个穿蓝大褂的男人抬着白铁皮箱子进来时，额头上的汗像水流似的往下淌。他们掀开我哥身上的被单，看见那摊血时，脸色都变了。
“怎么流这么多？”高个男人皱着眉，往我哥鼻孔里塞了两团棉花，可血很快就浸透了，像两只红鼻子，“你们没给他净身？”
“不敢动……”我妈哽咽着，“他身子硬得像石头，碰一下就抖……”
“抖？”矮个男人愣了一下，伸手想去探我哥的脉搏，手刚碰到手腕，突然“啊”地叫了一声，缩回手，“他、他手指动了！”
所有人都吓得往后退。我清清楚楚看见，我哥的食指确实动了一下，微微蜷曲，像要抓住什么东西。高个男人骂了句脏话，从工具箱里翻出根麻绳：“别管了，先塞进冰棺！”
四个男人合力把我哥抬起来时，血顺着他的脖颈往下流，滴在他们的胳膊上。爸的衬衫后背被染红了一大片，他却像没感觉似的，咬着牙往前挪。冰棺打开的瞬间，白气“腾”地涌出来，带着刺鼻的消毒水味，可那白气一碰到我哥身上的血，就像被烫化了似的，瞬间散了。
“砰”的一声，我哥被放进冰棺。高个男人赶紧盖盖子，可就在盖子合上的前一秒，我看见我哥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眼白是浑浊的黄，瞳孔缩成了针尖，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嘴角似乎还往上翘了翘。
冰棺的压缩机开始“嗡嗡”作响，震得地板发麻。可那血没停，从鼻孔里渗出来，顺着铁皮往下流，在底部积成一滩，映着白气，像块冻不住的血冰。
火化场的车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到的。瘦脸司机把车停在院门口，轮胎碾过昨晚的水洼，溅起的泥点打在车门上，像溅上了血。他叼着根烟，进门就皱起了眉头，鼻子抽了抽：“你们家什么味？跟杀猪场似的。”
爸没接话，只是指了指里屋。瘦脸司机进去看了一眼，出来时烟掉在了地上，他用脚碾了碾，喉结动了动：“冰棺坏了？这血怎么还在流？”
冰棺里的血不仅没冻住，反而漫过了我哥的胸口。红格子被单彻底被染透了，看不出原来的花纹，只有些深色的斑块在慢慢扩散，像地图上的沼泽。我哥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抬了起来，五指张开，搭在胸口，指尖还在滴着血，每滴落在铁皮上，都发出“嘀嗒”的脆响，像在倒计时。
“纸棺呢？”爸的声音很哑，他一夜没睡，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爬满了红虫。
瘦脸司机从车上拖下来个纸棺。硬纸板糊的，刷着劣质的红漆，边缘还粘着没撕干净的胶带，看着轻飘飘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赶紧的，我下午还有一趟。”他从口袋里掏出副手套戴上，橡胶手套摩擦着发出“沙沙”声。
爸、三个堂叔，加上瘦脸司机，五个男人站在冰棺旁。堂叔们是早上赶来的，每人都揣着瓶白酒，进门时喝了两口，说是壮胆。三叔搓着手，手心的老茧摩擦着发出“咯吱”声：“一百四十斤的人，抬着跟玩似的。”
他们弯下腰，手伸进冰棺两侧的凹槽，抓住了我哥的胳膊和腿。爸抓着肩膀，指腹按在我哥的锁骨处——那里的皮肤冰凉，却带着种奇异的弹性，不像尸体该有的僵硬。
“起！”瘦脸司机喊了一声。
五个男人同时发力，胳膊上的肌肉鼓了起来。可冰棺里的人纹丝不动，像焊在了铁皮上。
“咋回事？”三叔憋得脸通红，额头上的青筋暴起，“你没使劲？”
“放屁！”四叔的脸涨成了紫茄子，他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再来！一二三——起！”
“嘿！”五个人的吼声震得窗户纸都在颤，可我哥的身子还是没动。冰棺的铁皮被他们按得凹下去一块，发出“咯吱”的呻吟，仿佛下一秒就要裂开。
我站在门口，看见我哥的手指突然蜷了蜷，像是在用力。他的嘴角微微咧开，露出点牙床，像是在笑。鼻孔里的血涌得更急了，顺着下巴滴在爸的手背上，爸像被烫到似的猛地一颤，手上的力气松了。
“松啥劲！”瘦脸司机吼道，他的手套已经被血浸透了，红色顺着指缝往下淌，“这尸体不对劲！咋跟灌了铅似的？”
“放下歇歇。”爸喘着气，松开手，手背上的血印像朵诡异的花，“你们觉没觉得，他在往下沉？”
没人说话。屋里的空气像凝固了，血腥味浓得呛人，连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裹着血味往人肺里钻。王婶突然往地上扔了把剪刀，“当啷”一声，吓得所有人都跳了一下。
“剪刀避邪！”她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我娘家那边有个讲究，死人不肯走，是被啥东西缠上了，用铁器镇一镇……”
瘦脸司机显然不信这套，他蹲在冰棺旁，盯着我哥后脑勺那摊血。那里的血已经积成了个小水洼，映出他扭曲的脸。“你们仔细看，”他突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他的后脖颈是不是有印子？”
我们凑到冰棺的小窗口前。我哥的后脖颈处，有圈青紫色的痕迹，像被人用绳子勒过，边缘还带着点血沫。那不是心梗该有的痕迹。
“他昨天在工地跟人吵架了？”爸的声音发紧，他的手开始抖，“他说工头不给工资，还推了他一把……”
“吵架能勒出印子？”四叔的声音发飘，“这明明是……”他没说下去，但我们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像被人活活勒死的。
我妈突然哭出声：“他前几天说，脚手架的螺丝松了，他跟工头说了好几次，工头骂他多管闲事……他说要是出事，第一个砸的就是他……”
她的话像块石头扔进水里，屋里的人都愣住了。我想起我哥出事前一天给我打的电话，他的声音很疲惫，说工地上的安全绳都是破的，他心里不踏实。“要是我走了，”他当时还笑着说，“你记得帮我去要工资，那是给妈买按摩椅的钱。”
当时只当是玩笑，现在想来，那句话像句谶语。
“再试试。”爸深吸一口气，他从墙角抄起把铁锹，把木柄塞进冰棺底下，“用撬的！”
五个男人再次发力，铁锹柄弯成了弧形，发出“咯吱”的哀鸣。我哥的身子终于被撬起来了一寸，可就在这时，冰棺里突然传出“咔哒”一声，像骨头断裂的声音。
“啊！”爸突然惨叫一声，猛地松开手，铁锹“哐当”掉在地上。他的胳膊上赫然出现五个青紫色的指印，深深陷进肉里，像被铁钳夹过。“他抓我！”爸指着冰棺，眼睛瞪得溜圆，“他的手抓着我！”
所有人都吓得后退了几步。瘦脸司机的脸白得像纸，他连连摆手：“不搬了！这活儿我接不了！你们另请高明！”他转身就往门外跑，连车钥匙都差点掉在地上。
“不能走！”爸抓住他的胳膊，手劲大得吓人，“今天必须送走！不然……”他没说下去，但眼神里的恐惧像要溢出来。
僵持到傍晚，太阳把西边的云染成了血红色。老支书拄着枣木拐杖来了，拐杖头包着块铁皮，在地上戳出“笃笃”的响。他进门没看我们，径直走到冰棺前，盯着里面的血看了半天。
“他不是不想走，”老支书突然开口，声音洪亮，震得屋里的灰尘都在飘，“是有话没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个红布包，打开，里面是叠黄纸，“把工资条给我。”
我赶紧从抽屉里翻出我哥的工资条，皱巴巴的，上面的字迹被汗水浸得模糊。老支书拿着工资条，对着冰棺念：“欠你的三万二，村里明天就派人和你媳妇去要，少一分都不行。脚手架的事，我已经报给安检局了，他们明天就去查，该坐牢的坐牢，该赔钱的赔钱。”
他把工资条和黄纸一起点燃，火苗窜得老高，纸灰打着旋往冰棺里钻。“你听见了就点点头，”老支书对着冰棺说，“别惦记了，家里有我们呢。”
就在这时，冰棺里传出“咔哒”一声轻响。我们看见我哥攥着的拳头松开了，手指伸直，搭在胸口。后脑勺的血不再流了，鼻孔里的血也凝住了，像两朵干了的花。
“再试试。”老支书说。
五个男人再次伸手。这次，我哥的身子轻得像片叶子，轻轻松松就被抬了出来，放进了纸棺。爸的手还在抖，但这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别的——他摸到我哥的口袋里有个硬东西，掏出来一看，是颗用红绳系着的平安扣，是去年我妈给他求的，他一直戴在脖子上，不知什么时候放进了口袋。
纸棺被抬上车时，夕阳正好落在红漆上，把棺材染成了金红色。瘦脸司机不敢再坐驾驶室，非要跟我们挤在后面的车厢里，手里还攥着把剪刀，手心全是汗。
“你们说，他刚才是不是真的在抓我？”爸突然开口，声音在颠簸的车厢里发飘。他的胳膊上，那五个指印已经变成了深紫色，像嵌在肉里的宝石。
“是他有话想跟你说。”老支书叹了口气，他的拐杖靠在纸棺旁，“人走得冤，心里有气，就沉得抬不动。你答应了他的事，可得做到。”
车开到火葬场时，天已经黑了。烟囱里的黑烟在夜色里格外显眼，像条黑色的蛇钻进云里。工作人员接过纸棺时，突然“咦”了一声：“这棺材怎么湿了？”
我们低头一看，纸棺的底部渗出了血，顺着地面往四周蔓延，在水泥地上画出弯弯曲曲的线，像在写字。
“快烧！”爸突然喊道，声音里带着哭腔，“赶紧烧了！”
纸棺被推进焚化炉时，我看见棺盖的缝隙里，渗出的血慢慢聚成了个模糊的形状——像个“谢”字。
等待骨灰的时候，我们坐在休息室里。老支书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时说，安检局的人已经去工地了，脚手架确实有问题，工头被带走了。“工资的事，他们老板说明天就打过来。”
我妈抱着我哥的遗物哭，里面有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口袋里揣着张揉皱的超市小票，上面是他昨天买的降压药，还没拆封。“他总说自己年轻，不用吃药……”
骨灰出来时，是装在一个黑色的坛子里的。工作人员说，烧得很干净，就是有点沉。爸抱着坛子，手轻轻晃了晃，里面传出“沙沙”的响，像有沙子在动。
回村的路上，车里很安静。爸突然说：“刚才在焚化炉前，我好像听见他笑了。”
没人说话，但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因为我也听见了，很轻，像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带着点释然。
处理完后事的第二天，我哥的工资到账了，三万二，一分不少。我妈用这笔钱买了个按摩椅，放在客厅里，每次坐上去，都会说：“你哥买的，就是舒服。”
工头后来被判了刑，因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听说他在牢里总说胡话，说夜里有个满身是血的人站在他床前，问他“为什么不加固脚手架”。
我哥的坟前种了棵松树，是我亲手栽的。每次去上坟，我都会带上他爱吃的锅巴，放在墓碑前。风吹过松树，“沙沙”响，像他在跟我说话。
有天夜里，我梦见我哥了。他穿着干净的衣服，笑着说：“我现在轻快了，能跑得动了。”他的身后，有片金灿灿的光，像夕阳落在工地上的样子。
醒来时，窗外的月光很亮，照在我哥的遗像上。照片里的他笑着，露出两颗小虎牙，一点都不像那个在冰棺里流着血、抬不动的人。
我知道，他终于放下了。那些沉甸甸的重量，那些流不完的血，不过是他想告诉我们——他有多在乎这个家，有多不甘心就这么走了。
现在每次下雨，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六月的晚上。想起冰棺里不断流出的血，想起五个男人都抬不动的重量，想起血里那个模糊的“谢”字。
那不是恐怖，是一个男人用最后的力气，在说他有多爱我们。
风吹过坟头的草，“沙沙”响，像他在哼歌。我知道，他在那边一定很轻快，再也不用扛着那么多心事，再也不用流那么多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