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哲，二十九岁，是市档案馆的数字化员。我的工作是把老旧的纸质档案扫描、修图、分类，存入数据库。这份工作需要耐心和细心，也让我接触到了这座城市尘封的记忆——出生证明、死亡证书、结婚登记、地契房契，以及无数泛黄的照片。
在我扫描过的成千上万张照片中，有一张我永远忘不了。
那是1978年市第三中学高三（2）班的毕业照。四十五个学生，五名老师，整整齐齐地排成三排，背景是学校的主教学楼。照片原本应该很普通，除了一个细节：
最后一排最右边，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
不是拍摄时的抖动造成的模糊，而是那个人本身就像蒙着一层雾，五官不清，轮廓不定。更奇怪的是，照片背面用钢笔清楚地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对应位置，一共五十个人。
但照片正面，只有四十九个清晰的人像。
第五十个人，只有一团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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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是三个月前。档案馆接收了一批第三中学的老档案，其中就包括历届毕业照。我负责将它们扫描、编号、录入系统。
扫描到1978年那张时，我注意到了异常。用高清扫描仪放大后，那个模糊的人影更加诡异——它似乎在动，不是物理上的动，而是像长时间曝光拍出的鬼影，但又分明是瞬间快门捕捉的。
我检查了底片。黑白底片上，那个位置是空的，只有一片均匀的灰色。
但照片上明明有影像。
我请教了摄影专业的朋友。他看了扫描文件后说：“这不像是拍摄问题。如果是双重曝光或者相机抖动，整个画面都会受影响，但只有这个人影模糊。而且...”
他放大人影的面部区域：“你看，这里好像有五官，但都重叠在一起，像是有无数张脸叠在一起。”
我把照片拿给老馆长看。老馆长姓陈，今年七十二岁，在档案馆工作了四十年。
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很久，脸色渐渐变了。
“这张照片...我以前见过。”他低声说。
“您见过？”
“很多年前，第三中学有人来找过这张照片。”陈馆长回忆，“大概是九十年代初，一个老太太，说是她儿子的毕业照丢了，想补一张。我帮她找了，但她看到这张后，脸色很难看，说不是这张，然后就走了。”
“她没说为什么？”
“没有。”陈馆长摇头，“但我记得她走的时候喃喃自语，说什么‘他还是不肯走’。”
我脊背发凉：“‘他’是谁？”
陈馆长没有回答，而是指着照片背面的一行小字。我刚才没注意到，在名单最下方，有一行几乎褪色的字迹：
“第五十人：沈默 生于1960年 卒于1978年6月15日”
卒于1978年6月15日。毕业照拍摄日期是1978年6月20日。
一个死了五天的人，出现在了毕业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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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驱使我调查。我先查了沈默的死亡记录。市殡仪馆的档案显示，1978年6月15日，确实有一个叫沈默的十七岁男生火化，死因是“意外坠楼”，死亡地点是第三中学教学楼天台。
我找到当时的《滨江日报》微缩胶片。1978年6月16日的社会版有一则短讯：“昨日本市第三中学一名高三学生坠楼身亡，警方初步排除他杀可能，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没有名字，没有细节，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很快被遗忘。
我又查了第三中学的学籍档案。沈默，1960年3月12日出生，1975年入学，高三（2）班学生。成绩中等，无奖惩记录。家庭成员一栏：父亲沈建国（已故），母亲王秀英（健在）。
就是九十年代初来找照片的那个老太太。
我通过户籍系统找到了王秀英的住址：城东老城区，平安里17号302室。她已经八十三岁了。
犹豫了三天，我决定拜访她。以一个档案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借口核对历史资料。
平安里是老式筒子楼，墙壁斑驳，楼道昏暗。302室的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边缘卷起。
我敲门。很久，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透过门链看着我。
“谁啊？”
“王奶奶您好，我是市档案馆的周哲，想跟您核实一些历史资料。”我出示工作证。
老太太盯着工作证看了很久，才解开链子：“进来吧。”
房间很小，但整洁得过分。家具都是七八十年代的款式，擦得锃亮。墙上挂着很多照片，大多是同一个男孩——从婴儿到少年，最后一张是穿着校服的单人照，清秀的男孩对着镜头微笑。
那就是沈默。
“王奶奶，这是您儿子吧？”我指着照片。
老太太点点头，眼眶红了：“小默...走得太早了。”
我斟酌着词句：“我们在整理第三中学的老档案时，发现了一张毕业照，上面有您儿子的影像。但拍摄日期是在他...之后。”
老太太的手抖了一下：“你们找到那张照片了？”
“您知道？”
“知道。”她叹气，“那照片不对劲。小默死后，学校说要补拍毕业照，因为少了一个人。但照片洗出来，他还是在了。校长说可能是底片搞错了，但我知道不是。”
“为什么？”
“因为小默不会走的。”老太太看着我，眼神里有种固执的悲伤，“他舍不得同学，舍不得学校，舍不得我。所以他留在照片里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
“那张照片带来了吗？”她忽然问。
我取出复印版。老太太接过，手颤抖着抚摸照片上那个模糊的人影。
“四十五年了...”她喃喃道，“他还是十七岁。”
“王奶奶，您儿子当年...真的是意外吗？”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不是意外。”她终于说，“小默是被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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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15日，距离高考还有二十三天。
高三（2）班正在上最后一节晚自习。班主任李老师宣布，根据最后一次模拟考成绩，要调整座位——成绩好的坐前排，成绩差的坐后排。
沈默的成绩中等，本应坐中间。但他的同桌赵卫国——班长的儿子，成绩垫底，要被调到最后一排。
赵卫国不愿意，站起来说：“李老师，我眼睛近视，坐后面看不清。”
李老师推了推眼镜：“那就配眼镜。按成绩排座是学校规定。”
赵卫国突然指向沈默：“那他呢？他成绩也不怎么样，凭什么坐中间？”
教室里安静下来。沈默低着头，不说话。
“沈默同学虽然成绩中等，但稳定。”李老师说，“而且他从来不惹事。”
“不惹事？”赵卫国冷笑，“我听说他爸是反革命，被抓去劳改了。”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所有人都看向沈默。那个年代，“反革命”是最可怕的标签。
沈默的脸白了：“你...你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大家去查查就知道了。”赵卫国大声说，“我爸爸是厂里的干部，他说沈默的爸爸沈建国，因为写反动文章被抓了，去年死在劳改农场了！”
教室里响起窃窃私语。沈默站起来，浑身发抖：“不许你说我爸！”
“怎么，敢做不敢当？”赵卫国逼近，“你爸是反革命，你也是小反革命！凭什么跟我们坐在一起读书？”
沈默推开他，冲出教室。
李老师想拦，但没拦住。他责备地看了赵卫国一眼：“你太过分了。”
赵卫国满不在乎：“我说的是事实。”
那晚沈默没有回家。王秀英等到半夜，去学校找。门卫说看到一个男生上了教学楼天台，但天太黑，没看清是谁。
王秀英爬到天台时，已经晚了。
沈默躺在水泥地上，身下一摊血。眼睛睁着，看着夜空。
没有遗书，没有告别。只有口袋里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我不是反革命。”
警方调查后认定为自杀。学校很快压下了这件事，对外说是意外坠楼。赵卫国的父亲——当时的教育局副局长——打了招呼，事情不了了之。
毕业照还是拍了，少了一个人。但洗出来时，沈默又出现在了照片上。
“校长想把照片销毁，但我求他留下来了。”王秀英抚摸着照片，“这是小默最后的心愿——和同学们一起毕业。虽然是以这种方式。”
我感到一阵寒意：“所以照片上的模糊人影，真的是...”
“是小默的魂。”王秀英肯定地说，“他不甘心，所以留在了照片里。这些年，我总觉得他还在，就在我身边，只是我看不见。”
离开王秀英家时，她拉住我：“周同志，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您说。”
“找到当年逼死小默的那些人。”她眼神坚定，“让他们给小默道个歉。四十五年了，该有个了断了。”
我答应了。不只是因为同情，更因为我自己也想弄明白——照片上的幽灵，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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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找到了当年的班主任，李老师。他现在是退休教师，住在教师新村。
李老师今年七十八岁，头发全白，但精神还好。听到沈默的名字，他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
“沈默啊...记得，当然记得。”他叹气，“那是我教学生涯最大的遗憾。”
我把王秀英的话转述给他。李老师沉默了很久。
“赵卫国确实过分，但我也有责任。”他低声说，“如果当时我及时制止，如果我能多关心沈默一点...可惜没有如果。”
“赵卫国后来怎么样了？”
“他父亲有权有势，保送上了大学，后来去南方做生意，发了财。”李老师苦笑，“有时候觉得这世道真不公平。善良的人早早离去，作恶的人飞黄腾达。”
“其他同学呢？他们知道真相吗？”
“大多数人不知道细节。”李老师说，“学校封锁了消息，只说沈默是意外。毕业照的事，大家虽然觉得奇怪，但也没深究。那个年代，奇怪的事太多了。”
我拿出毕业照的复印版：“李老师，您看这个模糊的人影，真的是沈默吗？”
李老师戴上眼镜，仔细看了一会儿，手开始颤抖。
“这...这不可能...”他喃喃道，“毕业照是6月20号拍的，沈默15号就...而且拍照那天，我明明数了，只有四十九个人。”
“单洗出来就有五十个。”
李老师脸色苍白：“周同志，你知道这张照片后来的故事吗？”
“什么故事？”
“照片洗出来后，校长让每个学生拿一张留念。”李老师回忆，“但不到一个月，陆续有学生把照片退回来，说照片‘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有人说晚上听到照片里有哭声。有人说照片上的沈默人影会动。最恐怖的是赵卫国——”李老师压低声音，“他说照片上的沈默人影，每天晚上都在他床边站着。”
我脊背发凉：“后来呢？”
“校长把所有的照片收回来，锁在档案室里。除了我偷偷留了一张，其他的应该都销毁了。”李老师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抽出一张同样的毕业照，“这就是我留的那张。”
我接过照片。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同样的模糊人影。
但仔细看，这张照片上的人影，比档案馆那张清晰一点。能隐约看到五官的轮廓，甚至能辨认出表情——是悲伤的，几乎是哭泣的表情。
“这张照片...也会闹鬼吗？”我问。
李老师苦笑：“我没遇到过。但有时候夜深人静，我看着照片，会觉得沈默在看着我，想说什么。”
“您觉得他想说什么？”
“对不起。”李老师闭上眼睛，“或者，原谅我。或者...帮我。”
离开李老师家时，他给了我一份当年高三（2）班的通讯录——九十年代初同学聚会时整理的，上面有大部分同学的联系方式。
“四十五年了，很多人都联系不上了。”他说，“而且有些人...可能已经不在了。”
我看着名单，四十五个名字，加上沈默，四十六个。我想知道，当年那些见证了一切却保持沉默的同学们，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还记得沈默吗？夜里会做噩梦吗？
第一个联系的是班长，刘建军。他现在是公务员，在民政局工作。
电话接通，我说明来意后，对方沉默了。
“沈默...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刘建军声音低沉，“那年的事，我很抱歉。作为班长，我应该站出来制止赵卫国，但我没有。”
“您记得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记得。”刘建军叹气，“赵卫国一直欺负沈默，因为沈默的父亲是‘黑五类’。那天晚上他说得特别过分，全班都听到了，但没人敢说话。那个年代，谁敢帮‘反革命’的儿子？”
“沈默冲出去后，你们做了什么？”
“李老师让我们继续自习。”刘建军说，“后来听说沈默出事了，大家都很震惊，但没人敢讨论。毕业照的事更诡异——拍照时明明少一个人，洗出来却多了一个。很多人都说照片闹鬼，把照片退了。”
“您退了吗？”
“退了。”刘建军承认，“我那张照片，放在床头柜上，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叹气声。我妻子吓坏了，让我赶紧处理掉。”
“您相信那是沈默的鬼魂吗？”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我不知道。”刘建军终于说，“但我希望不是。因为如果真的是，说明他还在受苦，还没有安息。”
接下来的两周，我联系了名单上的十五个人。有些人换了号码，有些人去世了，还有些人一听是问沈默的事，直接挂断电话。
愿意交谈的，都说类似的话：记得那件事，感到内疚，照片诡异，希望沈默安息。
但没有一个人提到“道歉”或“真相”。四十五年过去，那段记忆被尘封，被美化，被遗忘。对大多数人来说，沈默只是一个名字，一个模糊的影子，一个青春的注脚。
除了赵卫国。
他是最难找的。通讯录上的号码是空号，地址是二十年前的。我通过工商登记查到他的公司，但秘书说他三年前就把公司交给儿子，自己退休了，行踪不定。
最后，我在一个房地产论坛上找到了线索——有人发帖炫耀在海南买了别墅，配图里有个穿花衬衫的老头，虽然打了马赛克，但特征很明显：大金链子，劳力士表，标志性的鹰钩鼻。
发帖人Id是“赵公子”，应该是赵卫国的儿子。我私信他，假装是房产中介，说有更好的房源推荐，要到了他父亲的微信。
添加好友时，我犹豫了。该用什么身份？档案馆员？记者？还是沈默家人的朋友？
最后我用了真名，备注：“关于1978年第三中学的事。”
申请很快通过了。
“你是谁？”对方发来三个字。
“市档案馆周哲，在整理老照片时发现了一些问题，想向您核实。”
“什么照片？”
我发了毕业照的扫描件，圈出模糊人影的位置：“这张1978年高三（2）班的毕业照，您应该有印象。”
整整十分钟没有回复。然后视频通话请求来了。
我接通。屏幕里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胖，秃顶，穿着丝绸睡衣，背后是豪华的客厅。正是赵卫国。
“这张照片怎么还在？”他开门见山，“不是都销毁了吗？”
“档案馆留了一张。”我说，“赵先生，照片上的模糊人影，您知道是谁吗？”
他脸色变了变：“不知道。拍摄技术问题吧。”
“但拍摄日期是1978年6月20日，而沈默同学在6月15日就去世了。”
赵卫国的眼神闪烁：“那又怎样？巧合呗。”
“有同学说，当年您收到照片后，遇到了灵异现象——”
“胡说八道！”他打断我，“哪有什么灵异现象！都是那些人瞎编的！你是记者吧？想挖黑料？我告诉你，当年的事早有定论，是意外！”
“但沈默的母亲说——”
“那个疯老太婆？”赵卫国冷笑，“她儿子死了受刺激，胡说八道几十年了。我警告你，别再来骚扰我，否则我告你诽谤！”
视频挂断了。
我盯着黑屏的手机，感到一阵愤怒。四十五年，他没有丝毫悔意，甚至没有一点愧疚。
也许王秀英说得对——有些人永远不会道歉，除非被迫。
但怎么强迫？法律追诉期早过了，道德谴责对他无效。一个享受了一生荣华富贵的人，会在乎一个死去的同学吗？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站在第三中学的老教学楼前，时间是黄昏。一个穿旧校服的男孩站在天台边缘，背对着我。
“沈默？”我喊。
他回头，脸是模糊的，像照片上那样。但声音很清晰：“帮帮我。”
“怎么帮？”
“让他们记住。”他说，“不要让我被忘记。”
我醒来时，凌晨三点。房间里一片漆黑，但书桌上有什么在发光。
是毕业照的复印版。那个模糊的人影，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荧光。
我走近看。人影似乎动了，不是物理上的动，而是影像本身在变化——模糊的五官逐渐清晰，露出一张清秀的、悲伤的少年的脸。
他在哭。
没有声音，但我能感觉到那种无声的哭泣，那种积累了四十五年的悲伤和委屈。
照片下方，出现了一行字，像水印一样浮现在纸上：
“6月15日 天台 23:00”
日期和时间。沈默死亡的时间和地点。
距离现在，还有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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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做出决定：6月15日晚上，去第三中学老教学楼的天台。
也许这是疯狂的行为，也许什么都等不到。但我必须去。不只是为了王秀英的请求，也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而是因为那张照片上的少年，他在求助。而我是唯一听到的人。
我开始了准备工作。首先去第三中学旧址——学校十年前搬迁，老校区一直空置，计划拆除但迟迟没动工。
老校区在城西，围墙已经破损，大门锁着，但旁边有个缺口可以钻进去。教学楼是苏联风格的四层红砖楼，窗户大多破碎，墙皮剥落，像一具巨大的骸骨。
我找到了天台的门。锁锈死了，但用力一踹就开了。
天台上堆满杂物，荒草从裂缝中长出。我走到边缘——就是沈默坠楼的位置。低头看，四层楼的高度，水泥地面坚硬无比。
四十五年前，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从这里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一句话，一个标签，一次欺凌。
我在天台上坐到黄昏。风吹过，像叹息。远处传来城市的喧嚣，但这里只有寂静。
离开时，我在门框上发现了一行刻字，很浅，几乎看不清：
“沈默 1978.6.15 我不是反革命”
应该是他死前刻的。最后的辩白。
我用手机拍下刻字，决定把它作为证据之一。
接下来的两周，我继续调查。找到了更多当年的学生，收集了更多证言。有些人愿意写书面证明，回忆当时的情况。有些人提供了老日记的片段，记录了那天的细节。
证据越来越多，指向一个事实：沈默不是意外坠楼，而是被言语暴力逼死的。而学校和相关人员掩盖了真相。
同时，毕业照的异象越来越明显。不只我那张复印版，连档案馆的原版也开始变化——模糊人影越来越清晰，甚至在非复印状态下也能看到荧光。
老馆长注意到了，把我叫到办公室。
“小周，那张照片...最近是不是不太对劲？”他委婉地问。
我老实交代了调查的情况。老馆长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知道为什么照片会这样吗？”他问。
“有人说是因为沈默的魂魄附在了照片上。”
“不完全是。”老馆长拉开抽屉，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这是我师父留下的，他当年是档案馆的第一任馆长。里面提到一种现象，叫‘记忆残留’。”
我接过笔记。上面用毛笔写着：
“极强烈的情绪，尤其是屈死之人的怨念，有时会附着在与其相关的物体上，特别是照片。因照片是时间的切片，是记忆的实体化。若死者心愿未了，其残留的意识会通过照片显现，直到心愿达成。”
“您相信这个？”我问。
“我见过类似的事。”老馆长说，“1966年，有个老教授被迫害致死，他的一张全家福上，他的影像就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血字：‘还我清白’。直到1978年平反后，照片才恢复正常。”
“所以沈默的照片...”
“他的怨念附着在了毕业照上。”老馆长说，“因为那是他最后的牵挂——和同学们一起毕业，被集体接纳。但同时也因为屈死，所以有怨恨。这两种情绪交织，让照片产生了异象。”
“那要怎么做才能让照片恢复正常？”
“完成他的心愿。”老馆长看着我，“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档案馆这边，我给你批假。”
我深深鞠躬：“谢谢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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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晚上十点，我再次来到第三中学老校区。
这次不是一个人。我联系了所有愿意来的当年的同学——一共九个人，包括李老师、刘建军，还有其他几位。王秀英也来了，虽然我们劝她在家等，但她坚持要来。
“我要亲眼看着小默安息。”她说。
我们穿过破败的校园，爬上教学楼。手电筒的光在空荡的走廊里摇晃，影子拉得很长。
天台上，我们围成一圈。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白布，摆着毕业照的原版、沈默的单人照、他刻字的照片，以及同学们写的证言和道歉信。
十一点十五分。
李老师先开口：“沈默同学，四十五年了，我们来看你了。”
风吹过，带着呜咽声。
刘建军接着说：“当年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们沉默，我们旁观，我们纵容了恶。对不起。”
其他同学——现在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一个个开口，说出积压了四十五年的话。有人流泪，有人鞠躬，有人烧纸钱。
王秀英抚摸着照片上模糊的人影：“小默，妈妈来了。你可以安心走了。”
十一点整。
毕业照突然发出强光。不是刺眼的光，而是柔和的白光，像月光。那个模糊的人影从照片上浮现出来，像全息投影，悬浮在空中。
是一个清秀的少年，穿着旧校服，面容清晰，眼神悲伤。
“沈默...”王秀英伸手，却穿过了影像。
沈默的影像开口了，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谢谢...你们还记得我。”
“我们一直记得。”李老师老泪纵横，“对不起，老师没能保护你。”
“不怪你们。”沈默摇头，“我只想证明...我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也不是。他是作家，只是写了真话。”
“我们知道。”刘建军说，“我们都作证，你和你父亲都是好人。”
沈默的影像开始变淡。
“我可以走了。”他说，“但还有一个人...”
我们都知道他说的是谁。
赵卫国。
就在这时，天台的门被推开。一个肥胖的身影气喘吁吁地爬上来，是赵卫国。他居然来了。
“你们...你们在搞什么鬼！”他指着沈默的影像，“这是...这是什么把戏？”
“不是把戏。”我说，“是沈默。他来听你道歉。”
“道什么歉！”赵卫国后退，“都是陈年旧事！而且我没做错！他爸就是反革命！”
沈默的影像转向他。眼神不再是悲伤，而是平静。
“赵卫国，我不恨你了。”他说，“恨太累了。但我希望你能说一句真话。就一句。”
所有人都看着赵卫国。
他脸色变幻，额头冒汗。手电筒的光照在他脸上，像审讯灯。
“我...”他咽了口唾沫，“我当年...是胡说八道的。我根本不知道你爸的事，就是听别人瞎说，拿来攻击你。”
寂静。只有风声。
“为什么？”李老师问。
“因为嫉妒。”赵卫国低下头，第一次露出软弱的表情，“你成绩比我好，人缘比我好，连我喜欢的女生都喜欢你...所以我恨你，想让你出丑。”
真相如此简单，如此卑劣。
一个少年的嫉妒，毁掉了另一个少年的生命。
赵卫国跪了下来，不是对沈默的影象，而是对王秀英。
“王阿姨，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这些年我经常做噩梦，梦见沈默来找我...但我一直不敢承认...”
他哭了，像个孩子。
沈默的影像完全变淡，几乎透明。
“我原谅你了。”他说，“大家都...保重。”
影像化作点点荧光，散入夜空。
桌上的毕业照恢复了正常——模糊的人影消失了，现在照片上只有四十九个清晰的人像。沈默不在其中，但他曾经存在的位置，留下了一行淡淡的水印：
“1978年6月 高三（2）班全体 留念”
包括他。永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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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我们在档案馆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纪念展：“被遗忘的记忆——沈默与1978”。
展出了毕业照的原版（现在已正常）、沈默的单人照、同学们的证言、刻字的照片，以及他的故事。
很多市民来看。有老人想起那个年代，有年轻人震惊于历史的残酷。媒体也报道了，引发了关于校园暴力、历史反思的讨论。
赵卫国捐了一笔钱，以沈默的名字设立了奖学金，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他还在媒体上公开道歉，虽然迟了四十五年。
王秀英在展览开幕那天，站在儿子的照片前，久久不语。
“他终于可以安息了。”她说。
展览结束后，我把毕业照放回档案库。它现在是一张普通的照片，记录着五十个少年少女的青春。其中一个不在画面中，但永远在记忆里。
那天晚上，我梦见沈默。他穿着白衬衫，站在阳光下的校园里，对我挥手微笑。
然后转身，走向远方。
醒来时，我发现书桌上多了一张照片——不是毕业照，而是一张新的照片：沈默的单人照，但背景是大学校园，他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笑容灿烂。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
“谢谢你。我毕业了。”
我把它装进相框，放在书桌上。
窗外的城市渐渐醒来，新的一天开始。
而我知道，有些记忆不会被遗忘，有些正义不会缺席。
即使迟到四十五年。
因为照片会记住。
人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