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念第一次踏进育英中学纪念馆时，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褪色的红布包。
她是周志强的孙女。三个月前，在整理祖父遗物时，她发现了这个包——里面装着半块校徽（背面刻着“明”字），一张被揉皱的作文纸（正是李明那篇《我的妈妈》），还有一封没寄出的信，信封上写着“育英中学初二（3）班 李明收”，落款日期是1987年6月14日。
“我是来道歉的。”周念对正在擦拭展柜的林枫说，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她把红布包放在玻璃柜前，“这是我祖父当年从火场带出来的，他锁在樟木箱的最底层，直到去世都没提过。”
林枫打开那封信，信纸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潦草而用力，仿佛写字的人在极力克制着什么：“之前的事是我不对，明天下午三点，我在钟楼等你，给你赔礼。”
是周志强的笔迹。
“他想道歉？”林枫的手指停在“明天下午三点”——正是火灾发生的时间。
周念的眼眶红了：“我在祖父的日记里看到，他写完这封信就后悔了，他怕李明不原谅他，更怕被其他同学笑话‘向野种低头’。那天下午，他确实去了钟楼，却看到……”
她的话被一阵清脆的童声打断。纪念馆的门被推开，一群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涌进来，手里举着画满笑脸的卡片，围在李明的展柜前叽叽喳喳：“老师说，这个哥哥很勇敢。”
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突然指着展柜里的作文纸：“这上面有眼泪印！”
林枫低头看去，果然，在“我妈妈会织毛衣”那一行字上，有一个淡淡的水痕，形状像一滴凝固的泪。他突然想起夏雨桐照片里的细节——李明举着的那张画满笑脸的纸，边角是湿的。
原来在那些被霸凌的日子里，这个孩子不仅在笑，也在哭。
周念突然蹲下身，对着展柜深深鞠躬：“对不起。”
她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纪念馆的每个角落。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红布包上，那半块校徽的“明”字在光线下闪闪发亮，像一颗终于被擦亮的星星。
林枫看着周念把祖父的日记放进捐赠箱，日记最后一页写着：“钟楼的铃铛响了，我没敢去看。”
他想起刘桂芬的录音里，确实有一声模糊的铃铛声，就在火灾发生前五分钟。
“他去了。”林枫轻声说，“他只是没敢走到最后一步。”
周念抬起头，眼眶里含着泪，却笑了：“我在纪念馆做志愿者吧，就像林老师说的，有些债，总要有人还。”
那天下午，纪念馆闭馆后，林枫发现李明展柜里的粉笔，不知何时被换成了一支崭新的白色粉笔，旁边还多了一朵新鲜的野菊花——是周念放在那里的。
夕阳穿过走廊，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影子，像一个孩子张开的双臂。
又是一年6月15日。
林枫站在纪念馆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周念带着小学生们在朗读李明的作文，夏雨桐举着相机拍摄那些认真倾听的脸庞，老陈的儿子（如今是纪念馆的管理员）正在给野菊花浇水。
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身影，突然出现在人群的缝隙里，对着林枫挥了挥手。
林枫笑着点头。他知道，那不是幻觉。
这些年，总有人在深夜看到纪念馆的灯亮着，说里面传来粉笔写字的声音；总有人在考试前来到李明的展柜前，放上一块奶糖，说“明哥保佑我考个好成绩”；总有人在受委屈时，对着那本《我的妈妈》作文本，悄悄说出自己的心事。
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念馆了。
它成了一个特殊的“课堂”，在这里，孩子们学会了善良与勇气，大人们懂得了忏悔与和解。那些曾经的伤痛，化作了滋养成长的土壤，让更多微小的善意，像野菊花一样，在时光里悄然绽放。
闭馆时，周念递给林枫一张照片：是今天拍的，纪念馆的玻璃柜前，一群孩子围着李明的展柜，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灿烂的笑，而展柜的玻璃上，映出一个模糊的少年身影，正对着他们微笑。
“林老师，您看。”周念的声音带着惊喜，“他好像……很开心。”
林枫把照片放进相册，旁边是三十年前那张五人探险合影，如今照片上的张琪、王浩、林薇，都被细心地画了笑脸。
晚风拂过，纪念馆的风铃轻轻作响，像一首温柔的童谣。林枫抬头望向天空，星星在暮色中渐次亮起，其中最亮的那颗，像极了当年李明铁盒里的那块奶糖，在黑暗中，散发着永不熄灭的微光。
他知道，这堂课永远不会结束。
因为只要还有人记得李明的名字，记得那些藏在角落的善意，记得如何去爱与被爱，那些消逝在时光里的身影，就永远活在这个温暖的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