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的秋天，启明中学转来一个叫夏雨桐的女生。
她的祖父曾是《江城晚报》的摄影记者，去世前留给她一个老式胶片机，说里面藏着“不该被遗忘的光”。转学手续办完那天，夏雨桐抱着相机在校园里闲逛，无意间走到了育英中学纪念馆前。
“你是新来的？”林枫正蹲在石碑旁，给那丛野菊花浇水。这些年，总会有学生自发来照料这丛花，花瓣的颜色一年比一年鲜亮。
夏雨桐点点头，举起相机对着石碑：“林老师，我爷爷的相册里有张老照片，背景就是这栋楼，只是那时还叫育英中学。”
她翻出手机里的照片——1987年的育英中学门口，一个穿灰布衫的老太太正给一个瘦小男孩递苹果，旁边站着个举相机的年轻人（正是夏雨桐的祖父）。那男孩低着头，手里紧紧攥着半截粉笔，校服袖口磨出了毛边，正是年幼的李明。
“这是火灾前一个月拍的。”夏雨桐指着照片角落，“爷爷在背面写着‘微光’。”
林枫的心猛地一颤。他想起李明铁盒里那张被揉皱的苹果核——原来那不是偷来的，是刘桂芬给的。
当天下午，夏雨桐在相机的暗盒里发现了一卷未冲洗的胶卷。送到照相馆冲洗时，店员拿着照片脸色发白：“这……这上面的人……”
照片里的场景是育英中学的后巷，刘桂芬正蹲在地上，给缩在墙角的李明缝补校服，手里的针线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另一张照片里，李明偷偷站在刘桂芬的工具房窗外，看着她把一件叠好的毛衣放进木箱——正是那件未织完的蓝白毛衣。
最让人心头发紧的是最后一张：火灾当天的清晨，刘桂芬举着铁锤站在教室门口，周志强的手正抓着她的胳膊，而李明的身影，就在教室的窗后，手里举着一张画满笑脸的纸。
“爷爷说，他那天是去拍校园风光的。”夏雨桐的声音有些哽咽，“他听见争吵声冲过去时，火已经起来了。这卷胶卷，他一直没敢洗。”
林枫抚摸着照片里刘桂芬鬓角的白发。原来在那些被霸凌的日子里，李明并非孤身一人。那些藏在角落的善意，像暗夜里的微光，曾支撑着一个孩子艰难地活着。
他把照片挂进纪念馆时，夕阳正透过窗户照在玻璃展柜里——那里放着夏雨桐捐赠的胶片机，旁边是李明的作业本，刘桂芬的棒针，还有林枫珍藏的那截粉笔。
“看，他们都记得你。”林枫对着空荡荡的展柜轻声说。
话音落下的瞬间，展柜里的粉笔突然轻轻跳动了一下，在玻璃上留下一个淡淡的白痕，像一个笨拙的笑脸。
十年后的育英中学纪念馆，成了全市的“反霸凌教育基地”。
林枫已经两鬓斑白，却依然坚持每周来这里做讲解员。他的听众里，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偶尔还有一个举着相机的年轻女孩——夏雨桐成了摄影记者，专门记录那些被遗忘的微小善意。
这天讲解结束后，一个穿校服的小男孩怯生生地递来一幅画：“林爷爷，这是我画的李明哥哥。”
画上的李明穿着干净的白衬衫，站在开满野菊花的山坡上，旁边是织毛衣的刘桂芬，远处的钟楼里，铜钟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林枫的眼眶突然湿润了。他想起三十年前那个雨夜，那个浑身是火的少年；想起那些写满名字的黑板，那些烧焦的课本；想起刘姨的蛋糕，李明的作文，夏雨桐相机里的微光。
原来所有的伤痛，都能在时光里慢慢结痂；所有的善意，终会在记忆里酿成温暖的回响。
离开纪念馆时，暮色正浓。林枫回头望了一眼那栋爬满藤蔓的建筑，仿佛看见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站在门口，对着他挥手，身后跟着举着棒针的老太太，举着相机的年轻人，还有无数张模糊却温暖的脸。
他们的身影在夕阳里渐渐变淡，化作漫天的光点，落在每一朵野菊花上，落在每一页翻开的课本上，落在每个路过的孩子眼里。
晚风拂过，带来远处校园的下课铃声，清脆得像三十年前那个未被打断的广播，像李明作文里那个未完的句子，像所有被记住的名字，在时光里轻轻说：
“别回头，往前走吧。”
而那本被林枫锁了三十年的课本，此刻正躺在纪念馆的玻璃柜里，扉页上的空白处，不知何时被填满了一行字，笔迹稚嫩却坚定：
“我们都好好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