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正坐在天台边缘数星星。酒精把世界泡得发涨，楼下的车水马龙像打翻的调色盘，红的绿的光在视网膜上晕开。他就坐在我旁边，黑色风衣下摆扫过地面，带起细小的尘埃。
“想好了？”他声音像磨砂纸擦过钢板，“用永恒的行走换一个愿望。”
我晃了晃手里的空酒瓶，玻璃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愿望是，永远不用再失去任何人。”
他笑了，露出尖尖的犬齿：“可以。但契约有两条——第一，你必须用一辈子和世界上所有人见面，漏过一个，契约失效，你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腐烂成泥。第二，你可以选一组人永远不见，选吧。”
风突然变大，吹得我领口发紧。楼下传来婴儿的哭声，穿透力极强，像根细针戳破了城市的喧嚣。我想起三天前在医院太平间里，母亲的手凉得像块冰，护士抱着刚出生的婴儿走过，粉色襁褓里的小东西闭着眼，睫毛像沾了露水的蒲公英。
“新生儿。”我说，“所有没满一个月的婴儿，我永远不见。”
他伸出手，掌心有团跳动的黑雾：“握一下，契约生效。从明天起，你会看见每个人的名字和寿命，像标价签贴在额头上。记住，别让任何一个新生儿出现在你视线里，哪怕是照片。”
我握住他的手，黑雾像蛇一样钻进皮肤，顺着血管流进心脏。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变成了蒲公英，绒毛被风吹向世界各地，每根绒毛都粘着一张人脸。
契约生效的第一个清晨，我在出租屋醒来。窗帘缝里漏进的阳光照在对面墙上，那里凭空多了块电子屏，显示着“已见面：137人，剩余：7,842,591,063人”。我摸了摸额头，指尖沾着点黑色粉末，像没擦干净的煤灰。
推开房门时，楼道里的邻居正在倒垃圾。王阿姨的额头上浮着行淡金色的字：“王秀莲，68岁，剩余寿命：12年7个月”。她看见我，笑着递过来一袋苹果：“小周，昨天你妈……节哀。”
“谢谢阿姨。”我接过苹果，指尖触到她的手，电子屏上的数字跳了一下，138。
原来“见面”的定义很宽泛，只要视线交汇、肢体接触，就算数。我走在街上，像台人形扫描仪，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悬浮着名字和倒计时。卖早点的张叔还有23年，公交司机李姐剩18年，穿校服的女孩手里攥着57年的光阴。
他们看不见我额头上的字——“周明，寿命：无限（直至契约完成）”。
第一个月，我像块被踢来踢去的石头，在城市里横冲直撞。菜市场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里，我看见穿花布衫的奶奶挑西红柿，她的“剩余寿命”只有11个月；地铁上靠在我肩头打盹的男孩，额头上闪着“2097年8月15日”，还有整整七十年。
电子屏的数字以每天几千的速度增长，可世界像片没有尽头的沙漠，人潮是流动的沙。我开始失眠，闭上眼睛就看见密密麻麻的名字在黑暗里浮动，像夏夜的萤火虫。
需要避开新生儿的规则，像条无形的锁链。路过幼儿园时，我必须贴着墙根走，目光死死钉在地面；超市里的母婴区是绝对禁区，导购员手里的宣传册印着婴儿笑脸，我得转身就跑；最麻烦的是医院，每次路过都要屏住呼吸，生怕从哪个拐角推出来一辆婴儿车。
有次在商场，电梯门打开的瞬间，一个女人抱着襁褓站在对面。我条件反射地往后弹，后脑勺撞在金属扶手上，嗡的一声。女人吓了一跳，怀里的婴儿突然哭起来，嘹亮得像警报。我连滚带爬地冲进安全通道，心脏在胸腔里擂鼓，直到跑出去三条街，才扶着墙大口喘气。
电子屏右下角跳出一行小字：“危险距离：0.3米，规避成功。”
他说得对，这是永恒的行走。我不能停，不能躲，必须像颗卫星绕着地球转，把所有面孔都收进眼底。母亲的葬礼过去半年后，我已经走过七个城市，电子屏上的数字突破了一百万。
在重庆的吊脚楼里，我遇见个穿蓝布衫的老婆婆，她坐在门槛上绣花，额头上的字是“陈兰，89岁，剩余寿命：3小时”。我买了她摊位上的荷包，指尖碰到她的手时，那行字变成了红色。
“小伙子，看你面生啊。”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水波纹，“是来旅游的？”
“算是吧。”我把荷包揣进兜里，布料糙得磨皮肤。
“我们这地方，留不住年轻人喽。”她抬头看天，鸽子群从屋顶掠过，“我孙子在上海，去年生了个娃娃，我还没见过呢。”
我喉咙发紧，没敢接话。三小时后，我在渡江的轮船上看见救护车开进吊脚楼群，警笛声被江风撕得粉碎。电子屏上的数字跳了一下，一百万零七十三。
那天晚上，我坐在甲板上，把那个荷包翻来覆去地看。针脚歪歪扭扭的，里面塞着艾草，味道有点冲。原来所谓的“见面”，不只是看见面孔，还要接过他们递来的温度，听见他们没说出口的遗憾。
契约生效第三年，我在漠河的雪地里差点冻死。零下四十度的风像刀子，刮得脸生疼。手机早就没电了，电子屏却在视网膜上亮得刺眼，“已见面：1,568,923人”。
一个养鹿人把我拖进木屋，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他额头上的字是“鄂温克·巴图，41岁，剩余寿命：45年”。他递给我一碗热奶茶，奶皮结在表面，像层薄冰。
“你在找什么？”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这地方除了雪，什么都没有。”
“找所有人。”我捧着碗，手指冻得发僵，“除了……刚出生的孩子。”
他愣了愣，突然笑起来，笑声震得房梁上的雪簌簌往下掉：“我们这儿的孩子生下来，要在摇篮里挂把刀，寓意能劈开风雪。你见过吗？”
我摇头。他指了指窗外，雪地里有个木头搭建的架子，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布条：“去年我侄女出生，挂了条红布，风一吹，老远就能看见。”
我盯着那架子看了很久，雪光晃得眼睛发酸。原来新生儿的痕迹无处不在，像空气里的尘埃，你看不见它们，却知道它们飘在每个角落。
为了避开这些“痕迹”，我渐渐摸索出规律。医院的妇产科通常在顶楼，路过时要贴着墙根走，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商场的婴儿用品区会有粉色的指示牌，看见就绕路；甚至连广告牌都要警惕，奶粉广告里的婴儿笑脸比红绿灯还刺眼。
可总有防不胜防的时候。在广州的城中村，我钻进一条窄巷找厕所，转角突然冲出个抱着孩子的女人，襁褓上还别着医院的手环——显然是刚从附近的社区医院出来。我条件反射地往回跑，后背撞在晾衣绳上，竹竿噼里啪啦地掉下来，湿衣服盖了我一头。
婴儿被吓得大哭，女人骂骂咧咧地骂着方言，我爬起来就跑，拖鞋跑丢了一只也没敢回头。跑到巷口时，电子屏闪了下红光：“危险距离：0.1米，规避成功。”
后背火辣辣地疼，伸手一摸，晾衣绳在背上勒出了血痕。我靠在墙上喘气，看着巷子里那个女人抱着孩子哄，阳光照在婴儿的脸上，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我离“禁忌”最近的一次。不是距离上的近，是心里的动摇。我突然想冲过去看看，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到底长什么样，是不是像母亲相册里的我，额头上有块淡红色的胎记。
魔鬼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还是那种磨砂纸的质感：“想违约吗？只要看一眼，你就会变成街角的那摊烂泥。”
我猛地后退，后背撞在砖墙上，冷汗瞬间浸透了衬衫。巷子里的哭声还在继续，像根线牵着我的耳膜，往里拽，往里钻。
契约生效第五年，我在拉萨的大昭寺遇见个朝圣者。他额头磕出了厚厚的茧子，藏袍上沾满酥油，额头上的字是“次仁，52岁，剩余寿命：8个月”。他递给我一块糌粑，青稞粉的味道在舌尖散开时，电子屏上的数字跳到了五百万。
“你在找什么？”他用藏语问，眼神像纳木错的湖水，清得能看见底。
“找所有人。”我学着他的样子，把糌粑捏成小块，“但不找刚生下来的孩子。”
他指了指寺门口的转经筒：“每个孩子出生时，喇嘛都会为他们祈福，把名字写在经幡上。你看那些风马旗，每片布上都有新的名字。”
我抬头望去，山坡上的经幡像彩色的海，风一吹，哗啦啦地响。红色的布上印着黑色的藏文，蓝色的布被晒得发旧，黄色的布沾着鸟粪。原来新生儿的名字早就写满了世界，在风里，在土里，在每个祈祷的声音里。
那天晚上，我住在寺庙旁边的客栈，听着窗外的诵经声，第一次梦见了母亲。她抱着襁褓里的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脸上，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想伸手去碰，可身体像被钉在原地，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抱着我站起来，走进走廊尽头的白光里。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大片。电子屏右下角的小字在闪：“距离最近的新生儿：3.2公里，正在移动。”
我抓起外套就往外跑，鞋都没来得及穿好。拉萨的凌晨很冷，石板路冻得脚底板发疼，可我不敢停。那个移动的“禁忌”像颗定时炸弹，追着我的影子跑，在巷子里拐来拐去。
最后，我躲进了一家闭店的甜茶馆，缩在吧台后面喘气。窗外传来婴儿的哭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抱着膝盖蹲在地上，听着自己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像寺庙里的木鱼。
原来避开新生儿，不只是避开他们的脸，是避开所有与“开始”有关的东西。避开产房的灯光，避开婴儿车的轱辘声，避开母亲喂奶时低头的温柔，避开那些还没来得及被世界磨出棱角的眼睛。
契约生效第七年，电子屏上的数字突破了一千万。我在西双版纳的雨林里迷路了，藤蔓缠住脚踝时，看见个穿傣族筒裙的女人背着孩子采药。那孩子看起来有两三个月大，趴在母亲背上，嘴里叼着手指头。
女人看见我，吓了一跳，抱着孩子就往树后躲。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吓人——头发打结，胡子像杂草，衣服破得露出了胳膊，上面全是蚊虫叮咬的疤。
“对不起，我只是路过。”我举起手，慢慢往后退，眼睛盯着地面的落叶。
“你是外来的？”她声音发颤，“我们这儿有规矩，外人不能靠近寨子里的孩子。”
“我知道。”我退到三步以外，能闻到她身上的草药味，“我这就走。”
转身时，听见那个孩子咯咯地笑起来，声音像碎玻璃。我脚步顿了顿，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藤蔓在脚踝上勒出红痕，血珠渗出来，混着泥土粘在皮肤上。
走出雨林时，天边已经泛白。电子屏上的数字亮得刺眼，一千万零四十五。我突然发现，那些数字后面的“人”，正在变得模糊。王阿姨的苹果，次仁的糌粑，老婆婆的荷包，这些具体的温度正在褪色，变成电子屏上跳动的光点。
只有新生儿的“空白”越来越清晰，像张巨大的网，罩在世界的褶皱里。我开始害怕走进春天，因为到处都是发芽的树，开花的草，像无数个正在舒展的小拳头。
契约生效第十年，我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遇见了初中同学。她推着婴儿车，羽绒服拉链拉到顶，只露出眼睛，额头上的字是“林晓，36岁，剩余寿命：51年”。
“周明？”她愣了一下，眼睛瞪得很大，“真的是你？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婴儿车里的孩子醒了，咿咿呀呀地抓着玩具，看起来刚满周岁。我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路灯杆上，金属的凉意透过衣服渗进来。
“你这些年去哪了？”她伸手想拉我，又突然停下，“同学群里说你妈走了之后，你就失踪了……”
“我在旅行。”我盯着她的额头，不敢看婴儿车，“一直都在外面。”
“旅行？”她笑起来，眼角有了细纹，“你可真能折腾。对了，这是我儿子，叫安安，刚满一岁。”
我听见婴儿车发出“咔哒”一声，大概是孩子在翻身。心脏突然抽痛，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我知道安安不算“新生儿”，契约允许我见他，可我还是不敢抬头。
“我还有事，先走了。”我转身就走，脚步快得像在逃。
“周明！”她在身后喊，“你到底在躲什么啊？”
我没回头。雪落在脸上，化了，凉得像眼泪。躲什么？我在躲那些正在展开的人生，躲那些还没来得及被遗憾染脏的眼睛，躲那个本该在母亲葬礼后出生的侄子——我弟弟去年生了个儿子，视频里看起来像只粉色的小猫。
契约生效第十五年，电子屏上的数字突破了两千万。我开始频繁地咳嗽，痰里带着血丝。在昆明的医院做检查时，医生看着片子皱眉头，额头上的字是“张涛，45岁，剩余寿命：23年”。
“你这肺，像是吸了十年的工业废气。”他推了推眼镜，“还有严重的营养不良，贫血，心率不齐……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在走路。”我说，看着他胸前的铭牌，不敢看走廊里推过的婴儿车，“一直在走。”
他叹了口气，开了堆药：“必须住院，你现在的身体随时可能垮掉。”
我拿着药方走出诊室，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穿粉色护士服的女孩推着治疗车走过，上面放着针管和药瓶，她额头上的字是“李娜，24岁，剩余寿命：67年”。
“先生，需要帮忙吗？”她停下来，眼睛很亮，像刚洗过的玻璃。
“不用。”我往楼梯口走，脚步有点晃。
路过妇产科病房时，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男人抱着襁褓冲出来，后面跟着护士，喊着“孩子黄疸还没退”。我侧身躲进消防通道，后背贴在冰冷的铁门，听见那个男人的声音在发抖：“我老婆还在里面，我得先带孩子去照蓝光……”
襁褓里的婴儿突然哭起来，声音细得像根线，钻进门缝，缠在我的耳膜上。我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咳嗽声停不下来，血腥味在嘴里散开。
原来“避开”不是远离，是无时无刻的警觉，是把神经绷成弓弦，二十年如一日。
契约生效第二十年，我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遇见了那个养鹿人。他老了很多，背驼得像座桥，额头上的字变成了红色：“鄂温克·巴图，61岁，剩余寿命：1小时”。
“小伙子，你还在走啊。”他笑起来，露出掉了一半的牙，“我孙子来看我了，刚会走路，像只小麋鹿。”
我往他身后看，一个女人牵着个穿虎头鞋的小孩，大概一岁多，正摇摇晃晃地追蝴蝶。阳光照在孩子的头发上，金闪闪的。
“你看，他跑起来多快。”巴图拍我的肩膀，力气大得惊人，“我们鄂温克人说，孩子是风变的，抓不住，留不住。”
我突然想起漠河雪地里的那个摇篮架，红布条在风里飘得像团火。原来我不是在避开新生儿，是在避开那些“抓不住”的东西，那些会在未来变成遗憾的“开始”。
那天晚上，我开始咳血。鲜红的血滴在青石板上，像朵突然绽开的花。电子屏上的数字还在跳，两千八百万，两千八百万零一。
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身体像台磨损严重的机器，每个零件都在发出抗议。可契约还没完成，世界上还有几十亿张面孔等着我去见。
魔鬼的声音又响起来，这次带着点笑意：“想放弃？你还有机会修改契约，只要见一个新生儿，就能结束这一切。”
“滚。”我咳着血，扶着墙站起来，“我不会改。”
我没有躲。
我走上前，轻轻碰了碰那孩子的手。她的手指蜷起来，抓住我的指尖，软软的，暖暖的。
“契约失效。”魔鬼的声音在梦里响起，却没了之前的冰冷，“二十四小时后，你会腐烂成泥。”
我笑了，眼泪落在孩子的脸上。原来所谓的“永不失去”，不是抓住所有正在消失的，而是承认有些开始，注定要和你擦肩而过。
第二天清晨，我躺在镇口的老槐树下，看着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脸上。电子屏消失了，额头上的字也不见了，世界干净得像张白纸。
远处传来婴儿的哭声，很响亮，像道穿透云层的光。我闭上眼睛，最后想起的，是母亲抱着襁褓里的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阳光落在她的睫毛上，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次，我没有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