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风像块浸了冰的抹布，擦过裸露的手腕时带着刺人的凉。我把外套领子又往上扯了扯，却挡不住从破洞袖口钻进来的风，只能攥紧空瘪的口袋，听着肚子发出第三十七次抗议。
霓虹灯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洇出五颜六色的光斑，刚下过的小雨让空气里飘着烤串和汽车尾气混合的味道。街对面的烧烤摊飘来孜然和炭火的香气，铁架上的肉串正滋滋冒油，油星子落在炭火里爆出细碎的火星，在渐暗的天色里格外分明。
我停下脚步，喉结不由自主地上下滚动。距离被房东赶出来已经过去三十六个小时，钱包在地铁上被偷，手机昨天就没电关机，现在浑身上下最值钱的，是口袋里半盒皱巴巴的烟。刚才在便利店门口盯着别人扔掉的便当盒看了五分钟，最终还是没好意思捡起来。
“小伙子，站那儿干啥？”
粗犷的嗓音突然从烧烤摊那边传来。我吓了一跳，看见穿黑色围裙的老板正挥着手里的扇子看我，铁架后面还坐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手里捏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目光落在我身上，算不上审视，更像随口的关切。
我慌忙低下头，往后退了半步：“没事，路过。”
“路过就路过，站着跟个桩子似的。”老板哈哈笑起来，翻了翻铁架上的肉串，“饿了吧？看你站那儿半天了，过来坐坐。”
“不用了，谢谢。”我攥着口袋里的烟盒，指节泛白。这辈子最狼狈的时候，大概就是现在了。
“让你过来就过来。”穿夹克的男人突然开口，声音比老板沉一些，带着种不容拒绝的温和，“我请客。”
我愣住了。他已经站起身，往旁边挪了挪塑料凳，腾出个空位。昏黄的路灯照在他脸上，能看见眼角的细纹和鬓角几缕白头发，大概五十多岁的年纪，手指关节有些粗大，看着像个普通的工薪族。
“真不用了，我不饿。”肚子却在这时不争气地叫了一声，声音大到连自己都听见了。
老板已经麻利地拿了两串烤腰子和一把烤串，用锡纸包着递过来：“拿着吧，张哥让你吃你就吃，他这人就爱管闲事。”
穿夹克的男人——也就是老板口中的张哥，已经把那瓶矿泉水拧开递到我面前。冰凉的瓶身碰到我发烫的手心，我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手，连连摆手：“真的不用，我……我没钱。”
“谁说要你钱了？”张哥把水塞进我手里，又接过老板递来的烤串塞给我，“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先垫垫肚子再说。”
烤串还带着炭火的温度，油脂透过锡纸渗出来，在我手心里留下温热的印记。腰子的膻香混着孜然味直冲鼻腔，我盯着那焦香的肉皮，突然鼻子一酸。上一次正经吃饭还是三天前，跟公司同事散伙饭，那天老板宣布项目解散，大家抱着纸箱走出写字楼时，谁也没料到我会落到这般境地。
“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张哥已经坐回自己的位置，拿起一串烤筋慢慢嚼着，没再看我，像是给我留足了台阶。
我终于没忍住，抓起一串烤筋塞进嘴里。肉质紧实，带着恰到好处的嚼劲，孜然和辣椒面的味道在舌尖炸开，烫得舌头发麻，却舍不得吐出来。两串下肚，喉咙里火烧火燎的感觉才缓解了些，我拧开矿泉水猛灌了两口，冰凉的液体流过食道，激得打了个哆嗦。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老板又送过来两串烤鸡翅，“张哥今天心情好，你算沾光了。”
张哥笑了笑，从老板手里接过一瓶冰红茶，拧开递给我：“喝这个吧，比矿泉水解腻。”
“不不不，这个太贵了。”我慌忙摆手，手里的矿泉水才喝了两口，已经觉得受之有愧。
“拿着。”他把冰红茶塞进我怀里，语气不容置疑，“一瓶饮料而已，能值多少钱？”
我捏着冰凉的饮料瓶，指尖都在发烫。穿夹克的男人正低头对付一串烤茄子，灯光下能看见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他吃得很慢，不像老板那样狼吞虎咽，倒像是在细细品味。旁边的老板一边烤串一边跟他闲聊，说最近城管查得严，说隔壁水果店老板的儿子考上大学了，说昨晚的球赛真可惜。
“张哥，你真要对个陌生人这么好？”老板往炭火里添了块炭，火星子噼啪往上窜，“现在这社会，好心未必有好报。”
张哥抬起头，刚好对上我看过去的目光，他没回避，反而笑了笑：“我年轻的时候，比他还狼狈。”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飘向远处的路灯，像是在回忆什么：“三十多年前，我在火车站候车室睡了半个月，兜里只剩五毛钱，是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给了我两个热乎蛋，还塞了张十块钱的票子。那时候十块钱顶现在一百块用了，我问她名字，她说啥也不肯说，就说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
炭火渐渐小了下去，老板往铁架上刷了层油，滋啦一声响。
“后来我生意做起来了，回去找过那个老太太，没找到。”他拿起矿泉水喝了一口，喉结动了动，“但我总记得那两个茶叶蛋的味儿，热乎的。人这一辈子，谁还能没个走窄了的时候？帮一把，说不定就能让人家缓过来。”
“我相信啊，”他看向我，眼里的光比路灯还亮些，“善意这东西，跟种子似的，你种下去，说不定哪天就从别的地方冒出来了。总会有好报的。”
我咬着烤鸡翅，皮脆肉嫩，酱汁的味道在嘴里漫开来，眼泪却突然掉了下来，砸在塑料凳上，晕开一小片水渍。我赶紧低下头，假装被辣椒呛到，用力咳嗽了几声，把哽咽咽回肚子里。
那一晚不知道吃了多少串，老板又送了份烤韭菜和拍黄瓜，张哥一直没怎么多问，只是偶尔跟我聊两句天气，聊这附近的路况，好像我不是个落魄的陌生人，只是个碰巧坐下来一起吃串的朋友。
直到铁架上的肉串见了底，老板开始收拾摊子，张哥才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个你拿着。”
我愣住了，信封薄薄的，却透着沉甸甸的分量。我下意识地往后推：“不行，我不能要，刚才吃的已经很麻烦您了……”
“拿着。”他按住我的手，掌心的温度很暖，“里面是两百块，够你找个小旅馆住一晚，买点吃的，明天找个地方把手机充上电。”
“真的不用，我……”
“听我说，”他打断我，语气认真起来，“谁都有难处，别觉得丢人。这钱不是白给你的，算我借给你的。等你以后缓过来了，要是还记得今天这顿烤串，就去帮一把需要帮忙的人，就算还我了，行不？”
我看着他眼里的真诚，话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只能用力点头，眼泪又不争气地涌上来。
他拍了拍我肩膀，站起身：“我先走了，你也早点找地方休息。”
老板已经把烤炉装进三轮车，冲我摆摆手：“去吧小伙子，张哥人好，别辜负他心意。”
我攥着那个牛皮纸信封，看着张哥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直到拐进巷子口才不见。手里的信封被体温焐得温热，拆开一看，两百块钱整整齐齐地叠着，旁边还放着张纸条，上面写着个电话号码，后面跟着两个字：有事找我。
第二天在网吧充了手机电，找朋友借了点钱，暂时租了个小单间。找到工作那天，我想打那个电话道谢，却发现纸条不知道被我揉到哪个口袋里弄丢了。我去烧烤摊找过几次，老板说张哥不常来，只是偶尔路过坐一会儿，谁也不知道他具体住哪儿。
直到三个月后，公司要跟康度集团谈合作，我跟着部门经理去总部开会。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播放着企业宣传片，当创始人的照片出现在画面里时，我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西装革履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神锐利而沉稳，正是那个在烧烤摊给我烤串、塞给我两百块钱的张哥。屏幕下方打着他的名字：张庆忠。
康度集团的官网显示，张庆忠白手起家，27年前从一个小建材店做起，现在集团旗下有十几家子公司，业务遍及全国。新闻报道里说他常年匿名资助贫困学生，在老家建了两所希望小学，2020年疫情期间捐了一个亿的物资。
我坐在会议室里，听着经理介绍这位传奇企业家的发家史，突然想起那个湿漉漉的夜晚，他说的那句“善意跟种子似的”。原来真的有人把三十多年前的两个茶叶蛋，长成了漫山遍野的森林。
散会后，我在走廊里拦住了正要离开的张庆忠。他身边跟着一群人，西装笔挺，步履匆匆，看见我时愣了一下，随即认了出来，眼里闪过一丝笑意。
“是你啊，小伙子，缓过来了？”
“张总，谢谢您。”我握紧手里的文件袋，手心全是汗，“那天的钱，还有……”
“多大点事。”他拍了拍我胳膊，跟在烧烤摊时一样的力道，“缓过来就好。”
他没多留，转身跟着人群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看见他冲我挥了挥手。
回到公司，我从工资里取了两百块，又凑了些钱，匿名捐给了希望工程。转账成功的页面弹出来时，窗外的阳光刚好照在办公桌上，暖洋洋的，像那个夜晚烧烤摊的炭火，像张庆忠递过来的那瓶矿泉水，像那句“善意总会有好报”。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张庆忠，但总在路过烧烤摊时多买两串，看见街头乞讨的人会递个热馒头，公司楼下的保安师傅夜班时，我会顺手带杯热豆浆。
我知道自己做的这些，跟张庆忠比起来微不足道，但就像他说的，善意是种子。那个在烧烤摊的夜晚，他埋下的种子，终究在我心里发了芽。
说不定哪天，这颗种子也能长成一棵能为别人遮风挡雨的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