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宝山的五月，风里还带着未褪尽的春寒，电厂的冷却塔却已蒸腾起白茫茫的水汽，把天衬得格外高。我带着学生们在这儿实习，五一厂里放假的通知刚贴出去，何春艳就堵在了我住的厂招待所门口。
“杨老师，”她攥着衣角，鼻尖有点红，声音软乎乎的，“我想请三天假，回长春。”
我头也没抬，翻着手里的实习日志：“学校规定明明白白，实习期间一律不准假，安全第一。”这姑娘平时挺乖，怎么偏在这时候犯犟。
“我知道规定……”她往前挪了半步，声音更低了，“可我有急事，特别急的事。”
“能有什么事比安全还急？我们老师是替父母保护你们。”我抬眼看她，她眼里亮闪闪的，像落了点碎星，却又抿着嘴不肯细说，只反复说“必须回去一趟”。接下来两天，她几乎是“盯”上了我，食堂里碰到会递上热粥，我去车间巡查学生是否在岗，她就远远跟着，见我停下就凑过来，也不吵，就用那双眼睛望着我，软磨硬泡的劲儿里带着股执拗。
第四天傍晚，我被她堵在招待所楼梯口，她轻声说：“杨老师，我保证按时回来，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出了任何事我自己担着。”我被磨得实在没了脾气，又瞧着她眼里那点不肯放弃的光，心一横，在请假条上签了字，签完又后悔，指着她叮嘱：“路上不许乱走，到了家给我发个消息，按时归队，不然我可饶不了你。”她猛地笑了，眼睛弯成月牙，连连点头，转身跑的时候，辫子在背后甩得欢快，像只脱了笼的小鸟。
我当时只当是小姑娘家有了什么难开口的私事，早把这桩“违规”的事抛在了脑后。直到三年后，我去长春一热讲课，讲完课，刚走出教室，就有人喊“杨老师”。
回头一瞧，是个穿浅蓝色工装的姑娘，眉眼熟得很，不等我想起来，她就笑着扑过来：“杨老师，我是何春艳啊！元宝山实习请假的那个！”
真是她。几年不见，褪去了学生气，脸上添了几分干练，眼里的光却还是那么亮。她不由分说拉着我，“老师您可得给我个面子，到家里吃顿便饭。”
她家就在电厂家属院，两居室收拾得干净利落，客厅窗台上摆着盆绿萝，绿油油的。刚坐下，里屋走出个穿白衬衫的青年，戴副黑框眼镜，斯斯文文的。“这是我爱人，曲亮。”何春艳介绍着，又转向我，“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杨老师！”
曲亮赶紧过来握手，笑容诚恳：“杨老师好，常听春艳提起您。”
饭桌上，菜炒得喷香，何春艳和曲亮轮流给我敬酒，一口一个“月下老人”，把我喊得云里雾里。我举着酒杯笑：“你们俩这称呼可不对，我连红绳都没见过，怎么就成月下老人了？”
何春艳抿嘴笑，夹了一筷子菜放到我碗里，才吐出实情：“老师，当年我跟您请假，是回去跟曲亮领证的。”
我愣了一下。“那时候曲亮快毕业了，分配政策里有一条，已婚的可以优先考虑跟配偶在同一城市。”她眼里漾着笑意，“我家在长春，他要是想分到长春，就得赶在毕业分配前领证。五一那几天正好是最后期限，我要是不回去，这事儿就黄了。”
曲亮在一旁点头：“可不是嘛。那时候我在哈尔滨上学，她在沈阳念书，要是分不到一个地方，指不定要分居多少年。多亏杨老师您准了假，我们才能顺顺当当领了证，我毕业就分到了长春电力技工学校。”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恍然大悟，心里那点当年“担责任”的懊恼早没了，只剩暖烘烘的欢喜。“说起来，长春电力技工学校我很熟，它跟我们沈阳电力学校是老交情了。”我看向曲亮，“你在那儿教什么？”
“教《自动控制原理》。”曲亮笑了笑，“不过就教了一年，学校就黄了。我也调到了长春一热，巧的是，春艳也在这儿，现在我们俩总算在一个单位，不用瞎琢磨了。”
何春艳这时接了话：“他现在是热工分场仪表班的技术员，”说起工作她眼里有光：“老师您不知道，咱们厂现在正‘上大压小’，异地再建一台三百兆瓦的供热机组，忙是忙点，但心里踏实。”
我叹了口气说：“长春电力技工学校当初多有名啊，怎么说关就关了，真可惜。”
“也是没办法啊！”何亮放下筷子，“国家对职业教育要求高了，又要规模又要师资，那时学校领导没有魄力，师资弱、设备旧，跟不上趟，可不就被淘汰了嘛。”
曲亮却转头看向我，眼里带着佩服：“还是杨老师你们学校厉害。我听说了，不但甩掉了专科的帽子，还升了本科，这可是真本事，知难而进，比守着老摊子强多了。”
我摆摆手，心里却也跟着高兴。窗外的天色暗了，家属院里亮起了灯，一盏盏暖黄的光，像撒在地上的星子。何春艳又给我添了杯茶，热气袅袅的，她轻声说：“杨老师，真的谢谢您。当年您准假的时候，我就知道您是个好人。要是没有您那笔签字，我和曲亮指不定还在哪儿绕圈子呢，您可不是我们的月下老人是什么？”
我看着眼前这对笑意盈盈的年轻夫妻，忽然觉得，所谓“月下老人”，或许不一定得是拄着拐杖、揣着红线的老神仙。有时候就是某个寻常日子里，一时心软的体谅，一次担着责任的通融，倒真就成了别人缘分里那根没瞧见的线，轻轻一牵，就把两个人的日子，牵得亮堂堂的。
那天的饭吃得格外香，走的时候，何春艳和曲亮送我到楼下，晚风里带着初夏的暖，何春艳还在念叨：“杨老师您下次来，我还听您讲课，当年在学校听您的公开课，就觉得您讲得透，现在想起来还获益匪浅。”
我笑着应下，回头看时，夫妻俩还站在楼门口挥手，路灯把他们的影子叠在一起，紧紧的。我忽然觉得，当年在元宝山签下的那张假条，大概是我这辈子签过的，最划算的“违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