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追忆，时不时相互补充、纠错，逐渐拼凑出昔日的画卷。
当年条件艰苦，大人们尚在战天斗地，同沙漠戈壁争夺生存空间，孩子们当然也是粗放生长。泥里爬沙里滚，无论男孩女孩，都以小小年纪能干农活为荣。至于读书写字？那是能换馍馍，还是能换肉？
他们的父母，绝大部分都是没读过书的“大老粗”。只知道识文断字是好事，却没办法给他们提供学习的条件。整个团场就一座六年制的完小，设在场部。各连队的孩子去上课，每天起早摸黑，跋涉个十几公里，不比父母上工轻松。
“我们那时候都讨厌上学，千辛万苦上一整天，赚不到吃赚不到喝，不划算。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打个架还要挨批评，哪有在农场上干活自由快活。”孙国平笑着说，“就经常找借口请假，或者干脆逃学。”
“逃学是有技巧的。”另一个学生，六十三岁的李富强补充，“像我在外面野一天，回家时要么背一筐梭梭柴，要么打点野果子，捡点羊粪蛋子。这就是给家里干活了。我爸要抽我都下不去手，顶多骂几句。”
“我没这么多心眼子，所以挨的皮带多。”张守疆摇头苦笑，“挨打多了，大人也懒得管了，就觉得这娃的确不是读书的料，还不如留在家里干活。”
“女孩子读书的就更少了，那时候也没有义务教育的概念。”王丽说，“我爸妈算思想进步的，把我们三兄妹都送去上学。目标是我哥能读个初中，这样毕业可以进机械连，我和姐姐读到小学毕业，能读书看报，会加减乘除算账就好。”
就这样到了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李富强十一岁，张守疆、孙国平和王丽都是十岁。突然传来消息，四十五团开办了分场二小，他们要去离家更近的二小上学了。
二小也是六年制的完小，两栋土坯平房，东面是一二三年级的初级部，西面是四五六年级的高级部。校长姓叶，是个转业军人。还有四名教师，都是从各连队推荐的知青里挑选出来的。
“一听新学校的老师是城里来的知青，我们这些小孩就很激动。那时候都觉得知青很洋气，打扮好看，说话也文绉绉跟唱歌似的，会请我们小孩子吃糖，还会讲很多有意思的事。什么上海的马路又平又直可以溜冰，看个高楼会把帽子看掉，什么火车跑得比马还快，飞机又比火车快——”
孙国平摇摇头：“我们这群疆二代，从小生在戈壁滩上，没见过城里的东西，甚至从没听说过。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坐一次火车，坐到乌鲁木齐去看一看。”
新老师从哪里来？会讲什么样的新奇事？又会不会请他们吃糖呢？不是团场小卖部里那种两分钱一包的薄荷硬糖，是城里才有的那种奶糖，又香又甜，还有漂亮的糖纸可以收藏。
开学第一天，这四个孩子坐在低年级部的教室里，满怀期待。
从没有装玻璃的窗洞看出去，胡杨树上挂了一面锣，叶校长拿个棒槌哐当哐当一敲，这就是上课了。
一个苗条的人影从胡杨树下经过，同叶校长点了点头，走进了他们的教室。
“这不是演出队的漂亮姐姐吗？我一眼就认出来了。”王丽说。
不只是她，教室里四十三个孩子都叫起来了。从五岁到十二岁，哪个没看过演出？哪个没有跟着漂亮姐姐跳赛乃姆，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倪老师被我们的叫喊吓了一跳，走上讲台一开始都没有说话，就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她。她好漂亮，现在我都记得那个样子。一根大辫子乌溜溜的，这样斜扎着，是当年最流行的。天蓝色的衬衣干干净净，领口还绣了几朵花。”
王丽一边回忆，一边比划，索性站起身来：“当时倪老师站在讲台上，抬头，挺胸，下巴这样收进去一点，两只手交叉放在前面，简直就是电影上的人。”
那年倪爱莲二十二岁，负责教育低年级部的语文和算术。她漂亮活泼，说话和气，很受学生喜爱。
但是，这些孩子缺课逃学已经成了习惯。对倪老师的喜爱是真的，不爱学习也是真的。他们不想听倪老师讲课文，讲习题，在课堂上也要缠着倪老师唱歌讲故事。
“一开始倪老师也是愿意的，还把这个当成奖励，要是这堂课表现好，就给我们唱一首。她脾气这么好，我们就更能闹了，真没想到倪老师会生气。”
闹得最厉害那次，他们拍着课桌，嚷嚷着不唱歌就不上课。孙国平嚷得最厉害，人都蹿上课桌了，把红领巾当羊鞭甩。
万万没想到，倪老师不但不唱歌，还把孙国平和几个学生的红领巾没收了。
“教室是上课的地方，不想上课的就请你们出去。”
出去就出去，哗啦一片走了二十来号学生。他们从没见过倪老师这么凶，觉得又新鲜，又生气。
“尤其没收了红领巾，那时候是光荣的象征嘛。回家爸妈一看红领巾没了，不用问肯定是在学校犯了错，又是一顿抽。我当时真是气不过，心想一定要和倪老师斗一斗。”
和孙国平一样想法的学生还不少。当然，他们能想到的办法，也就是找各种理由逃课，在课堂上打个粉笔仗，给倪老师捣捣乱。赶他们出教室？那正好出去撒野。
没想到倪老师再也没轰过人，只是把教室座位调整一番，不想上课的都坐一起。想出去？可以。先把课文读十遍，再把生字抄十遍，习题做完。
“有一回我故意学上海腔大声读课文，学又学不像，逗得大家哈哈笑，还把周围一年级的小豆包带跑调了，后来好多天都跟着我学。”李富强回忆道，“看倪老师生气得狠，我心想这下要赶我出去了。哪晓得她温声细语，用普通话反复纠正以后，又教我们用上海话怎么念。还夸我有语言天赋，鼓励我好好读书，以后学了俄语可以当翻译。”
年过花甲的李富强看向倪女士：“倪老师，我真的学了俄语。没当翻译，在工厂造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