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然不能说看了干部档案，就面不改色地笑道：“方县长，你这可考不住我。我来之前，跟建勇和香梅都通过电话，他们可没少跟我介绍曹河的情况，特别是您这位能干的姑姑和姑父。建勇还特意提醒我，他姑父可是曹河国企的顶梁柱，让我多来请教！”
方云英听了，脸上笑容更盛，显然很受用：“建勇这孩子，就会瞎说。什么顶梁柱，就是个操心命的老黄牛。来来，快坐，笑笑，别站着，你也坐。菜马上就好，老彭，你陪李书记说说话，笑笑，来，搭把手，跟我到厨房帮帮忙，咱们快点开饭。”
方云英拉着蒋笑笑进了厨房，把客厅空间留给了我和彭树德。
客厅里剩下我们两人，彭树德给我泡上来。我喝了一口茶，闲聊了一会之后，看着他说：“彭厂长，我一直很感兴趣，也很想学习。现在全国、全市的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着利润下滑，为什么咱们曹河机械加工厂，还能逆势而上，这里面的经验，很值得总结啊。”
方运英不多会就在餐桌上摆好了菜肴，彭树德端着两个茶杯道：“书记，一边吃我一边汇报！”
菜肴丰富，但都是家常味道，又闲说几句之后，彭树德放下筷子，拿起酒杯与我轻轻一碰，脸上流露出一种混合着自豪神色，说道：“李书记，在你面前，我这点东西算是班门弄斧了，你可别介意。”
他抿了一口酒，缓缓说道：“嗯……是这样。我们机械厂，主要生产一些小型的农业机械，比如犁地的机具、播种机、小型脱粒机这些。这些东西吧，你说它技术简单，它也有一定的门槛，不是随便个小作坊就能做好；你说它技术复杂，它又不像汽车、机床那样需要升级换代。我们啊，就处在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间地带。”
方云英给我和笑笑夹了菜。彭树德继续道：“但也正是因为这个‘中间地带’，我们反而躲过了很多坑。前些年，好多厂子盲目上项目、扩产能、搞‘高精尖’研发，贷款借了一大堆，设备引进来了，市场却没跟上。我们没跟那个风。我们就认准一点：稳定住现有产品的质量，在咱们周边几个农业大县，甚至邻省的部分地区，建立起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口碑。我们的产品，皮实、耐用、价钱公道，农民兄弟认这个！所以，虽然发不了大财，但年年有利润，职工工资能按时发，小日子还算过得去。”
我回应道：“我始终认为农业机械化是个大趋势，只要农民还需要种地，这种小型、实用、买得起、用得住的农业机械，就永远有市场。这一点，你们是抓准了的。”
方云英给我夹了一筷子菜，笑着接口道：“朝阳，你看，你一句话就点透了。老彭絮絮叨叨说那么多，不就是你总结的这几点嘛：买得起、用得住，产品好，效果实在，农民认账！”
我端起酒杯，再次敬向彭树德：“彭厂长，凭这几点，你们厂就了不起啊。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咱们机械厂这边……债务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听到这个问题，彭树德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一些。他将筷子轻轻放在面前的餐碟上，拿起酒瓶给我和自己都添了一点酒，动作显得稍微缓慢了些。他端起酒杯，没有立刻喝，说道：“李书记，这一点，我得跟你实话实说。曹河县这个‘相互担保、连环借贷’的问题，非常普遍，几乎成了风气。我们厂……要说完全没有，那也不现实。多少也沾了点边，有一些外债。”
“但是！”他加重了语气，“我们厂的债务规模，在整个曹河县的国有企业里，是控制得最好的，是最少的！而且，我们有稳定的利润来源，还款有计划，有把握，不影响正常生产和职工生活。”
我顺着他的话追问：“彭厂长，大概有多少外债？”
彭树德捏着酒杯，与我碰了一下，然后颇为享受地仰头喝了一小口，放下杯子，才说道：“李书记，我不瞒你。我们机械加工厂目前账面上的银行贷款，加上因为担保连带产生的债务，总共大概七百多万。”
此话一出，方云英看了彭树德一眼，欲言又止！
彭树德继续道：“这个数，在别的厂可能只是一个零头，比起我们每年的利润和现金流，这个数，我们还得起，也一直在按计划还。”
七百多万，在九十年代县级国有企业，在我的印象里，已经规模不小，但彭树德说的非常轻松。
我点了点头，又带着探讨的语气问道：“彭厂长，既然咱们厂效益一直不错，现金流应该也还可以，为什么当初还会去借贷呢？”
彭树德闻言，脸上露出些许狡黠的神情，说道：“李书记，这个问题……说起来，原因有点复杂。我们厂效益好，在县里是出了名的。有时候，县里财政紧张，或者哪个兄弟厂子过不下去了，就会找到我们头上。有的是直接开口借钱——这钱借出去，十有八九是肉包子打狗；更多的呢，是让我们出面担保，从银行贷钱。你不担保？都是县里的企业，有的领导亲自打招呼，有的老关系求上门，完全抹开面子，很难。这是一方面。”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方云英。方云英脸色平静，只是慢慢吃着菜，没有插话。彭树德坦诚的道：“另一方面嘛……也不全是被动。有时候，我们……嗯，也算是‘主动’背点债。”
我露出疑惑的表情：“主动背债？彭厂长，这话怎么讲？”
彭树德带着一种分享“秘诀”般的语气：“李书记，你想啊，全县百分之八九十的国有企业都欠着银行一屁股债，日子难过。就我们厂效益好，账上还有闲钱。这就像一群饿汉里，就你一个人揣着白面馒头，显眼不显眼？扎眼不扎眼？县里要是急用钱，或者哪个厂子实在过不去了，第一个想到的是谁？肯定是咱们厂啊！今天让你支援点‘救急’，明天让你‘分担’点负担……这口子一开，就没完了。”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道：“所以，我们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我们也去贷点款，不多，但账面上让它看起来也有债务压力。我们也给一些‘关系户’做点担保，当然，都是挑那些我们认为多少还有点救、或者不得不给面子的。这么一来，我们账上也不是‘干干净净’，也有‘困难’。
接着彭树德笑了笑：“县里或者别的厂再来找我们‘化缘’、‘摊派’，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叫苦了：‘厂长，我们也难啊！你看我们这还有几百万贷款要还呢！担保的那家要是垮了，我们也得跟着倒霉！’这么一说，很多麻烦就能挡回去不少。”
我听完，心中豁然开朗。这彭树德，不仅懂经营，更懂“生存之道”啊。在曹河这样的大环境下，他这种做法，看似“狡猾”，甚至有点“下有对策”的味道，但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之下的自保之术？
用有限的的债务，来抵御可能无穷无尽的“抽血”和“摊派”，从而保住厂子的元气和独立发展的空间。这其中的分寸拿捏、人情世故、风险权衡，绝非易事。这让我对彭树德其人，以及曹河县国企生态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一层的直观认识。
副县长方云英这时接口道，语气平和却意味深长：“朝阳，你看问题确实敏锐。老彭他们厂这个情况，算是特例，但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我管着县里的财政，我最清楚。曹河县的财政，前些年确实红火过，但这几年，就像坐过山车，直线往下掉。市税收任务完成得很吃力，许多该收的税，征收难度越来越大。企业没钱，财政就没钱，很多该办的事就办不了，形成恶性循环。”
彭树德点了点头，补充道：“李书记，我们背这点债，还有一个不好明说的考虑。就是留着点‘把柄’或者‘软肋’在外头，有时候未必是坏事。全县都难，就你一家独好，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有点‘把柄’，大家觉得你也不容易，你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反而能更‘安全’一些。当然，这个度要把握好，债不能太多，不能真把厂子拖垮。”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举起酒杯：“彭厂长，方县长，感谢你们的坦诚。”
彭树德和我碰杯，一饮而尽，说道：“李书记，你是明白人。曹河这潭水，不浅。我提醒一句啊，你可千万别想着碰这个棉纺厂，棉纺厂的事太复杂！”
方云英也点了点头，说道：“朝阳，老彭说的是在理的，棉纺厂牵扯到地头蛇，不好办！说句实在话，红旗和满仓来了之后，就一直想着办这个事，可是俩人办了一年多也没办下来。方方面面的阻力太大了！”
我心里暗道，如果拿不下棉纺厂，红旗书记和满仓县长的今天，必然是我的明天。
我点头就岔开话题道：“马上就是元旦了，节前我打算走访一下县里的老领导、老同志。之后呢，我想去慰问一下咱们县里的工人代表。第一站，就定在你们机械厂，彭厂长，你看怎么样？”
彭树德闻言，眼睛一亮，脸上露出由衷的高兴：“哎呀，李书记！您第一站就到我们机械厂？这……这真是对我们厂莫大的鼓励和重视啊！我代表全厂职工，先谢谢您！”
我摆摆手：“鼓励重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要学习一下，咱们曹河现在还能正常运转、工人队伍还算稳定的企业，到底是什么样子，工人兄弟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帮我挑三到五位代表，要有一线的老师傅，有技术骨干，最好也有家庭比较困难的职工。人不要多，咱们实实在在地聊一聊，听听最真实的声音。我刚来，不想搞得太复杂，就是正常的节前慰问。”
彭树德连连点头：“明白，明白！李书记您放心，我一定安排妥当，既有代表性，又都是实在人，保证让您听到真话。”
这顿饭，吃得时间不短。饭菜虽简单，但谈话的内容却颇为丰富和深入。方云英的主动邀约和彭树德的坦诚交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晚饭后回到县委招待所房间，脑子里想的都是棉纺厂的事情。
第二天七点多，在县委招待所匆匆吃了早饭，就来到了办公室，冬日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斜射进来，细微的尘粒在光柱中无声浮动。
我坐在办公桌后，批阅完几份急件，目光落在桌角那份关于国企情况的简报上，思绪不由得再次聚焦到那个让梁满仓倒下的焦点——曹河县第一棉纺厂。
听到敲门声音，我喊了声请进之后，门被推开，蒋笑笑走了进来。
她今天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半长呢子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衫，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耳后，脸上带着微笑，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书记，我汇报今天的安排！”
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笑笑，坐。正好有个事想问问你。这样你先说安排！”
蒋笑笑依言坐下，双腿并拢微微侧向一边，标准的机关坐姿。随即汇报道：“上午10点和组织部邓部长一起去看望老方主任，方县长陪同，11点看望老马主席，县里的孙主席陪同，中午12点，与市农业局黄修国局长一起午饭，说给您约好了，下午两点听取县委班子的集体汇报，晚上和县委班子一起晚餐……”
我点头道：“嗯，安排没问题”，接着没有绕弯子，直接问道：“笑笑，你知不知道关于咱们县棉纺厂的事儿？”
蒋笑笑谨慎地回答：“书记，棉纺厂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但可能知道得不太全面。这主要是政府那边在具体抓的工作，县委办这边掌握的，多是会议协调、领导批示方面的流程性信息。”
我看着她，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语气平和：“笑笑啊，你这个思想认识，可得再提高提高。党委领导一切，经济工作、国企改革，这是天大的事，以后都要关注。”
蒋笑笑的脸颊微微泛红，语气诚恳地表态：“李书记，您批评得对！您这边需要了解棉纺厂哪方面的情况？我马上去整理汇总。”
见她态度端正，反应也快，我放缓了语气：“不是批评，是提醒。这样，你马上去办两件事：第一，把县工业局、经贸委、土地局这三个部门，关于曹河棉纺厂的所有历史档案、现状报告、审计材料、资产清单，能调阅的都调阅过来，特别是涉及土地权属、债务债权、人员结构的核心文件。第二，把满仓县长住院前，就棉纺厂问题主持召开的那几次专题协调会的会议纪要，全部找出来，我马上看。”
“好的，李书记！我马上就去办！”蒋笑笑立刻起身，快步走了出去，步履间带着雷厉风行的劲头。
蒋笑笑离开后不久，门口又响起了敲门声。常务副县长方云英推门进来，她身上裹着一件厚厚的藏蓝色棉袄，领口露出浅色的羊毛衫。“李书记，没打扰您吧？有件事跟您请示一下。”
“方县长，进来坐，什么事？”我指了指刚才蒋笑笑坐过的椅子。
方云英坐下，搓了搓手。“是这样，李书记，马上就是元旦了。往年这个时候，县委、县政府大院，都会给机关干部和职工发点年终福利，表示一下组织关怀。一般是每人一桶油、一袋面，有时再加点别的。您看今年……这个事怎么办？”
我看着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笑着反问道：“方县长，发福利这个事情，按说属于机关事务管理，小事情嘛！怎么还专门来请示啊？”
方云英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几分了然和些许无奈，她裹了裹身上的衣服，说道：“李书记，话是这么说，但毕竟涉及要花钱，而且不是小钱，全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加起来，大几千号人，这笔开销不小。所以啊，具体怎么办，办到什么标准，县长不在，我觉得还是得先听听您的意见，心里好有个底。”
我看着她略显凝重的神色，心中了然，直接点破：“方县长，是不是目前县财政上……比较困难？连这点福利钱都紧张了？”
方云英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她轻轻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李书记，既然您问到了，我也不瞒您。财政状况……确实非常吃紧。教师的工资，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东挪西凑，到目前为止，算是没有拖欠，保证了发放。但明年开春以后怎么样，我心里实在没底。还有更棘手的是，”她更为无奈，“咱们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账上的钱，满打满算，也就还能保障三个月左右。如果三个月之后，财政收入还是像现在这样半死不活，企业税收上不来，那么……恐怕干部的工资，也要开始拖欠了。”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方云英亲口说出“干部工资可能拖欠”的判断，我心里还是沉了一下。分税改革之前，东洪和临平的钱再紧张，保运转的资金还是有的。曹河的财政，果然已经到了悬崖边缘。
我沉默了片刻思考着。然后，我抬起头，看着方云英说道：“你这样，尽快把县财政真实的家底报表，给我拿一份过来。我要看看，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窟窿有多大，还有哪些可能的财源或者腾挪空间。”
“好的，我回去就让人整理，下午就给您送过来。”方云英应道。
“至于元旦福利……”我沉吟道，“该有的表示，还是要有。机关干部辛苦一年，这点关怀不能少。否则人心更散。县政府先想想办法，在预算内尽量调剂解决。如果实在调剂不开，缺口太大，到时候你再给我打报告，我们县委这边再研究。总之，既要体现组织关怀，稳定队伍，也要量力而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
方云英点头：“我明白了，李书记。那我们尽量从紧安排。”
“还有，”我想起进大院时看到的情景，“往年元旦，是不是还会对县委大院周边做一些装饰，挂点灯笼彩旗什么的？”
“是的，会简单布置一下，营造点节日气氛。”
“嗯，”我斟酌着用词，“大办特办就算了，现在不是讲排场的时候。但基本的节日氛围还是要有一点。你们想想办法，尽量节约，灯笼……还是要挂几个的，改革的氛围要有，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要提起来。县委、县政府大门不能显得太寒酸、太暮气沉沉。这个度，方县你来把握。”
“好的，李书记，既节俭，又有过节的样子。”方云英领会了我的意思。
我们又就财政开源节流、近期重点工作等聊了十几分钟，交代了县政府的重点工作方云英才起身告辞。我心里暗道：“没钱，我就不信这近十个亿的债务找不到腐败分子。”
她刚走没多久，蒋笑笑就抱着一大摞文件回来了，轻轻放在我办公桌一侧的空位上。
“李书记，您要的材料，基本都在这儿了。会议纪要四份，工业局、经贸委、土地局关于棉纺厂的档案资料，能找到的都在这里。有些年代久远的，可能不全。”
“好，辛苦了，放这儿吧。”我点点头。
蒋笑笑放下材料，轻轻带上门离开了。
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我挪了挪椅子，开始翻阅。首先抽出的是棉纺厂的历史档案。纸张已经泛黄，有些边角卷曲，带着陈年档案室特有味道。
档案记录显示，曹河县第一棉纺厂始建于1958年，是那个火红年代“大干快上”的产物，集中了当时全县乃至地区的人力物力，建设规模一度超越了位于市区的东原市第一棉纺厂，成为整个东原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棉纺织企业，风光无两。
档案里还夹着一些当年的老照片，厂房崭新，红旗招展，工人们戴着白帽子，在纺织机前神情专注，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我一边快速浏览，一边暗自感慨。从五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荣耀，如今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材料显示，棉纺厂现有在职职工1200余人，而离退休职工已达400多人。三十多年工龄，退休三四百人，从时间上看倒也正常。但这提醒我一个严峻的现实：曹河县国有企业的负担，未来只会越来越重。随着时间推移，老职工会像秋天的树叶一样，一批批离开岗位，进入需要企业支付退休金的名单。
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企业自身“造血”能力——创造利润的能力在持续下滑。
如果企业效益好，利润丰厚，养几百名退休工人固然是负担，但并非不可承受。可如果企业本身就在亏损边缘挣扎，那多养一个人都是困难。
我合上历史档案，又拿起近几年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数据触目惊心：设备陈旧，产品滞销，银行贷款和应付账款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小小的棉纺厂，竟然欠了一千九百多万。人均负债一万多，忍不住的骂道：“娘的，真他妈黑。”
但正如昨天彭树德所言，这里面的债务，有多少是经营不善真实产生的，有多少是为了“哭穷”、“避嫌”或者别的目的“主动”背上的？我估计后者是少数，但绝非没有。在曹河这种复杂的环境里，企业的行为早已不纯粹是经济行为。
接着，我重点翻阅了棉纺厂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中层干部的履历表。一个突出的特点映入眼帘：从厂长马广德，到副厂长、各车间主任、关键科室负责人，几乎清一色是“棉纺厂子弟”。父亲是厂里的老工人、老领导，儿子、女儿接班进厂，慢慢成长为干部。外地调入的干部凤毛麟角，且大多干不长。
整个管理层，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子弟兵”体系。这种结构，在效益好、人心齐的时候，或许有凝聚力。
但在企业陷入困境、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甚至“断臂求生”时，这种盘根错节的亲缘、地缘关系，就极易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
他们会本能地倾向于维持现状，保住“自己人”的饭碗和位置，哪怕这个“现状”正在滑向深渊。
我注意到，会议纪要里提出“卖地自救”方案，最初竟然是一些普通职工代表和部分中层技术人员提出来的，梁满仓还批评厂领导班子对此一直态度暧昧，议而不决，倾向于“等、靠、要”。
看来，这个厂班子的问题，确实不小。一千九百多万的债务背着，怎么好意思还在位置上。
最后，我又翻看了那四份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纪要格式规范，记录清晰。
四次会议，召集人都是梁满仓，议题都是“研究曹河县第一棉纺厂改革脱困有关问题”。
从纪要中，我能清晰地梳理出梁满仓的思路脉络：他看到了棉纺厂的危局，意识到必须改革；在县财政无力注资、银行不敢新增贷款的情况下，他将目光投向了厂区西侧那块闲置土地，认为盘活土地资产换取资金，是当前条件下唯一现实可行的“自救”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方向没有错，思路是对头的。如果能成功，筹集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资金，确实能极大缓解债务压力。
但问题出在哪里？我一边看，一边用红笔在纪要上勾画、批注。马上梳理出第一个问题：梁满仓事无巨细，管得太深太细。一个棉纺厂的改革，他亲自担任“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看似重视，实则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一把手撸袖袖子干，具体分管副县长和职能部门站在边上看，不敢、不愿主动承担责任。
我心里暗道：完全应该把组长的担子压给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苗东方嘛，明确他的主体责任，干不好正好打班子换人，干好了是县政府领导有力。该坐中军大帐的人跑去当先锋，定位就错了。
我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就看到了第二个问题：会议开了四次，每次都是老生常谈，围绕土地权属争议、群众工作难做打转，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四份方案方案反复商议，细节纠缠不清，缺乏一锤定音的魄力和打破僵局的有效手段啊。
纪要中记录的各种“难处”、“实际情况”、“群众情绪”“遗留问题”。
看似客观全面，实则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和畏难情绪。
我心里暗道：根本没抓住关键，土地问题太简单了，为什么非得政府来判土地归属？完全可以双方起诉交法院判决，法院判了之后，谁再闹抓人就是了。五四手枪掏出来，哪里有什么反对的声音。问题的关键还是班子不行嘛！
看到这里，我放下笔，靠向椅背，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暗道：梁满仓是个好人，也想做事，但那种四平八稳、力求面面俱到的工作方式，显得魄力不足，难以破局。最终，他自己被拖垮在了会场之上。
“纸上得来终觉浅啊。”我喃喃自语，想起于伟正书记送我来时的叮嘱。
档案材料只能勾勒轮廓，会议纪要只能反映流程。棉纺厂班子内部到底还有没有可用之人，一千九百万都是被谁吃了，太匪夷所思了，一天浪费一万都要五年的时间。看来，能不能过个肥年，关键就在棉纺厂领导班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