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所以会有矛盾，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利益，不管你将利益的纷争包装成任何形式，都改变不了其对利益诉求的本质。这就是历代变革者为什么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得真正原因，至于什么学派、祖制这些都是给获得利益包上一层合法的躯壳。
希望营与士绅的矛盾就是如此，双方都是为了利益，争夺的是对普通百姓的控制权。希望营对百姓未必比地主士绅们少，可是百姓为何觉得百姓们为何觉得负担轻了呢？
这就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农业社会的原则是官府能不管事就不管事，减少管理成本。大量的乡村权力掌握在了士绅宗族的手里，这些人成了不是官府的官府，他们在乡间一言九鼎，成了农业社会稳定天下的基石。
地主士绅利用自己手中的这份权力，获得了大量的利益，朝廷下乡征税，直接去老百姓家里征税是不可能的，一个县里有编制的官吏就那么几个，其他人都是杂役帮闲，这些胥吏衙役可是没有月俸的，他们在县衙里帮闲可不是**精神为人民服务，那是有油水可捞的。
怎么捞钱？这就要地主士绅的配合了，朝廷要征多少税？怎么征税瞒得了黔首百姓，可瞒不了地主士绅。
胥吏衙役若是想在乡下捞到好处，士绅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怎么过？很简单，将本是属于地主士绅们的赋税转嫁到黔首百姓身上，百姓大字不认几个，只要胥吏衙役拿着盖着知县老爷大印的布告对着百姓一亮，百姓就得乖乖缴税，因为他们信任的地主士绅会对布告的内容做出背书。
到这一步胥吏与士绅的勾结已经完成，通过一番操作，士绅得到了不用缴税的好处，胥吏得到了搜刮百姓的好处，官员坐在县衙也会得到胥吏的孝敬，吃亏的只有小民百姓和朝廷失去的民心。
小民百姓可不知道这些税只有小部分是交给朝廷的，大部分都被各个参与的人瓜分了，皇帝和朝廷成了小民百姓痛恨的对象。这也就是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百姓活不下去就会造反的根本原因，历朝历代无论是君正臣贤，还是昏君奸佞当道，百姓都是恨朝廷的。
工业社会就不同了，虽然资本家一样需要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一样不把工人当人看；但是工业社会有一个与小农社会不同之处就是工业社会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西方列强可以通过贩奴将奴隶控制在殖民地大农场里劳作，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而本国的农业人口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圈地运动）全部挤出土地，成为无业人口从而以更低的价格将这些失业的百姓圈进工厂，为资本家日夜劳作，以获取一点可怜的生存物资。这就是为何老马说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刻起每一个毛孔里都透着血腥。
而大明现在的情况不可能用西方列强的手段，通过殖民的方式转嫁矛盾，将百姓从土地上赶出去，实施大农场方式的耕作，根据市场需求种植作物。
若是真的这样做了，会有一半的小民百姓饿死，就算饿不死也会如同现在的流寇一样，彻底摧毁国家的根基推到重来。没办法大明的体量太大了，大到只依靠海外反哺的方式根本满足不了国家的全部需要，想想江南就是因为与西班牙荷兰人贸易，丝绸棉布成了出口的抢手货，丝绸棉布的需求量大增，江南士绅将大部分土地都种植了桑棉，导致了本是鱼米之乡的江南粮食供应居然要依靠湖广。将曾经的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这还是自发的行为，若是政府进行主导，整个天下还都得种植了经济作物。钱是挣到了，西班牙的鹰洋都流到了我们国家，可是银子都当饭吃吗？
这么大一个国家，指望进口粮食生存吗？若是真这么想，那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在大明这样的大国中，要想改革变法，必须要先把基层百姓稳定下来，只有天下的百姓都对政府有了向心力，接下来改革变法才能顺利进行。
这就是张三进行土改推行低税率的原因，工业社会并不指望农业的收入发展国家，只要能够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大部分使命。
虽然桑棉也是农业的重点，但是桑棉绝对不能挤占了粮食用地。每个村子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都不能低于政府所规定的亩数，这是硬性规定。若是天下粮仓再出现几个如江南这样的例子，大明不用外敌来打，自己就洗洗脖子等死吧。
以后的大明农业的定义就是丰衣足食，稻麦桑棉都必须有规定的亩数。
眼下希望营占据的都是大明的边角之地，山西的土改工作将会成为一个改革的标杆，不光是能够为希望营今后的施政提供借鉴，也会让天下士绅更清楚的看到希望营的本质。
山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多地少，虽然被流寇肆虐减少了不少人口，但是更多的人还是留了下来，山西户籍黄册统计的人口是六百万多一点，经过流寇的劫掠应该人更少了才对，可是没想到经过一场土改以后，山西的人口一下子多了很多的人口，这些多出来的人口就是大明常说的隐户。由于没有户籍分不到土地，原来老百姓家里那些隐藏的人口，都跑了出来，现在希望营对佃户政策处理非常小心。
这些百姓跑出来的最大的原因是希望营取消了人头税，也就是以后生孩子都不用缴人头税（丁口税），只要缴纳了十税一的粮税，其他杂税一概不收。老百姓成为隐户的最大目的是为了逃税，不然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隐姓埋名，成为地主士绅的长工。
这些理论上不存在的人，在各地有大量的存在。他们或者帮人打零工，又或者进入权贵士绅之家成为奴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