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还是没有明白张三所说的涨价对老百姓有好处的说法，还没听说过多花钱是好事呢，这就跟吃亏是福一个道理，既然是福，怎么不见有人愿意吃亏。
价格杠杆这个在后世稍微懂一点经济学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在明末这个小农经济时代讲给人听，就跟讲天书差不多。
张三只能通过举例子的办法让孙传庭明白为什么稍微有一点通胀对经济是有好处的。
“伯雅先生！接着我刚才说的话，老百姓发现肉涨价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生猪活羊的价格也上涨了，鸡鸭鱼肉与蛋类也涨钱了，本来不打算养牲畜的人家也要盘算盘算是不是也应该养点牲畜，大的牲畜养不起，养几只羊，喂几只鸡鸭总是可以的。这些小牲畜并不费人力，利用空余时间就能照顾好，并不用耽误农时。很快这些农产品就能铺满整个市场，当供给充裕了之后物价自然就会回落。百姓们因为养殖的副业多收入一些零花钱，这些钱他们完全可以用来改善生活需求，本来不敢买的物件也敢买上一点儿。市场也就更加的繁荣，市场繁荣就意味着政府会得到更多的税收。税收多了政府就能做更多的改善民生之事，这就是经济循环。只有让财富动起来，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不然如地主老财一般将银子埋在地窖里，永远也得不到新的财富。”
孙传庭听到张三说什么地主老财把银子埋在地窖里的做法时，不由得老脸一红，这个藏银子的做法自己在家也做过。汉人的思维都是将银子存起来才觉得有安全感，不然总觉得是寅吃卯粮，不像是过日子的做法。
“先生！鼓励百姓花钱是不是会助长奢靡之风，若是百姓都习惯了不留积蓄，一旦遇到风险可就毫无抵抗能力了。”
“奢靡之风不鼓励就没有了吗？人富贵之后肯定会想着享受生活，现在富贵人家哪个不奢靡，这是人性是挡不住的。政府只能从赋税上对奢靡之物进行调节，比如珠宝玉器等奢侈品收取重税，将其价格尽量抬高，将大部分百姓阻拦在奢侈品之外。在生活必需品上政府要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不使物价上涨太快，也不使物价下跌太快。生活物资太贵太便宜都会伤及百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谷贱伤农，谷贵一样的伤农。政府的一大作用就是保持市场平稳运行，并通过市场调节作用，让市场保持活力。对于百姓的积蓄问题，我汉人的储蓄观念已经刻在了骨子里，根本不用我们担心他们寅吃卯粮，政府要想办法让百姓多挣钱，只有收入多了，他们才敢放开手脚花钱。”
“天下财富自有定数，怎么可能无休止的增长，总归是你得到的多了，我就得到的少了。”孙传庭说的观点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有识之士的普遍认知，这又与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自相矛盾，既然天下财富自有定数，那么财富不会增长人是会增长的，人越多就越摊薄财富，永远也实现不了大同世界。
“伯雅先生！天下财富自有定数这句话对也不对，有定数的是一些比如金银铜铁锡这些埋藏在地下山里的矿产资源，地下山里埋藏有多少就是有多少，不会增加半分。有些财富却是可以增长的，比如说土地产出，我们通过更加合理的耕种手段，选用更优良的种子，土地产出就会更多，财富就会增加，财富也就不是定数的，这个改变源于人的智慧，所以说人才是财富总量最大的变数。政府执政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增加更多的财富，民富国强才不会是奢望。”
“先生之心胸我辈望尘莫及，更让传庭佩服的是先生的身体力行，以先生的能力手段，什么样的富贵生活过不上，可是先生偏偏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捅破大明最大的脓疮，要知道天下既得利益者可不止是士绅，还有皇族勋戚，先生的做法已经得罪了所有的权贵，眼下我们只是占据大明的边边角角，受到的阻力还不是很大，随着我们的实力逐渐强大，势力范围也会越来越大，随着我们推进到他们的核心区域，受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山西之所以土改如此顺利，是因为流寇帮助我们将反抗的力量清理了一番，再加上建奴的入寇打乱了朝廷上下的部署，我们与朝廷的矛盾暂时因为外敌的压力掩盖起来。随着建奴被我们赶走，蒙古诸部对我们臣服，朝廷外部压力全部清空，我们就成了朝廷最大的威胁，到时候朝廷肯定会把全部的力量用来对付我们。”
“我们和朝廷反目是必然的，我们做的事是在断他们的财路，有道是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些人怎么可能对我们善罢甘休，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对付我们。”
“这是必然的，随着我们政策的推进，我们之间的仇恨就会越来越深，这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新旧势力的争斗，他们代表地主士绅，我们代表的是工业资本，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地主士绅依靠盘剥百姓获得利益，他们需要将黔首百姓束缚在土地上为他们耕种，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而我们的政策是发展大工业，以工业带动农业商业的发展，这就需要将大量的人力从土地上脱离出来。种地的人少了，老百姓也不傻，还会花那么大的代价给地主种地吗？种地无利可图，还可以去做工。
若是百姓都有这种想法，那就危险了，没有粮食安全的支撑，我们饿着肚子发展工业吗？这就是我们进行土地改革的初衷，让百姓觉得种地还是划算的，老百姓都有恋土情节，只要在村子里日子过得不错，谁愿意背井离乡讨生活，可是我们的土地改革动了士绅的利益，这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之间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