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夏天，干休所院子里那棵梨树结的果子格外多，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柳映雪正在树下支起竹竿，准备晒些豆角干。老六的儿子磊磊放暑假来住，这会儿蹲在旁边帮忙择豆角。
“姥姥，”磊磊忽然问，“您小时候也住这样的院子吗？”
柳映雪手里的动作顿了顿。这孩子十五岁了，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
“不是。”她继续把豆角搭在竹竿上，“姥姥小时候住的是土坯房，墙是泥糊的，屋顶铺茅草。”
“茅草屋？”磊磊睁大眼睛，“那下雨不漏吗？”
“漏啊。”柳映雪笑了，“一下雨，家里就得摆满盆盆罐罐接水。滴滴答答的，像奏乐。”
她说得轻松，磊磊却听得认真：“那冬天呢？冷吗？”
“冷。烧炕，可柴火不够，后半夜炕就凉了。”柳映雪把最后一根豆角搭好，拍拍手上的灰，“得缩在被窝里，等天亮了赶紧起来干活，活动活动就暖和了。”
磊磊若有所思：“姥姥您小时候真不容易。”
“那时候都这样。”柳映雪在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拿起蒲扇轻轻摇着，“你太姥爷太姥姥那辈更不容易，兵荒马乱的。比起来，姥姥算赶上好时候了。”
正说着，念念带着侄女萌萌来了。萌萌今年大学毕业，刚分配回北疆中学当老师。她手里拿着个笔记本，见到柳映雪就说：“姥姥，我们学校在编乡土教材，想收集些老一辈的故事。您能给讲讲吗？”
柳映雪接过念念递来的茶水，抿了一口：“我这老婆子有什么好讲的。”
“您经历丰富啊。”萌萌挨着姥姥坐下，“我跟我妈说好了，这段时间就住这儿，每天听您讲一点。”
念念笑道：“妈，您就给她讲讲。她现在可较真了，说要还原真实的历史。”
柳映雪看看外孙女期待的眼神，又看看院子里青青的梨果，终于点点头：“行，那就讲。不过得慢慢讲，一天讲一点，讲多了累。”
从那天起，每天晚饭后，萌萌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柳映雪身边，打开笔记本。有时候顾长风也在旁边听着，偶尔插一两句。三个儿子周末回来，也会加入。渐渐的，听柳映雪讲过去的事，成了这个夏天家里的固定节目。
起初，萌萌问得小心翼翼：“姥姥，您第一次离家是什么时候？”
“十七岁。”柳映雪手里纳着鞋垫，针线在布面上穿梭，“嫁到邻村去。那天是腊月二十六，天还没亮就出门，坐的驴车。”
“您害怕吗？”
柳映雪停下针线，想了想：“怕。也不怕。怕的是不知道前头是什么日子，不怕是因为……反正家里也穷，嫁出去还能少张吃饭的嘴。”
她说得平淡，萌萌的笔却在纸上停住了。
“写啊。”柳映雪抬眼看看她，“怎么了？”
“姥姥，您说得太……平静了。”
柳映雪笑了：“都过去多少年了，不平还能怎么着？”她继续纳鞋垫，“后来才知道，怕是对的。那家人不好相与。”
接着讲到在李家做媳妇的日子。柳映雪说得很细：每天天不亮起来挑水、做饭，伺候公婆吃饭，然后下地干活，中午回来做午饭，下午继续干活，晚上还得做针线到深夜。
“那时候最盼下雨。”她说，“一下雨就不用下地，能在屋里做针线，算是歇着了。”
老大听得皱起眉头：“妈，您就没想过跑？”
“往哪儿跑？”柳映雪摇摇头，“娘家回不去，跑出去没饭吃。那时候的妇女，不像你们现在，有工作，能独立。”
她讲到了李建业参军，讲到公婆的刁难，讲到偷听到真相的那个夜晚。讲到这些时，她的语气依然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只有手里的针线有时会停一下，但很快又继续。
“后来呢？”老三问，“您怎么离的婚？”
讲到公审大会，柳映雪的话多了些。她说自己怎么收集证据，怎么找妇联，怎么在大会上一条条摆出来。
“台下站满了人，都是乡里乡亲的。”她说，“我站在台上，手里攥着那些纸，手心里都是汗。可一想到这些年受的罪，就不怕了。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句不落。”
顾长风这时插话：“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条理清楚，证据确凿。连法官都说，没见过这么会摆事实讲道理的妇女。”
柳映雪看他一眼：“你还记得？”
“怎么不记得。”顾长风笑了，“我后来听说的。都说柳家屯出了个女能人，把负心汉告倒了。”
“后来就判离了。”柳映雪接着说，“判完那天，我从法院出来，站在大街上，觉得天都亮堂了。那是1949年秋天，天本来就好，可我就是觉得特别亮。”
萌萌的笔在纸上沙沙响。她抬起头：“姥姥，您当时哭了吗？”
“没哭。”柳映雪想了想，“就是想赶紧走，离开那个地方，重新开始。”
故事讲到北疆，气氛轻松起来。柳映雪说到刚来时的不适应：北方的冷，干燥，还有完全不同的饮食习惯。
“第一次见你姥爷，他给我端了碗奶茶。”柳映雪看着顾长风，眼里有笑意，“我喝了一口，差点吐出来——咸的！怎么奶还能是咸的？”
顾长风也笑：“你还记着呢。后来不是喝惯了？”
“喝惯了。”柳映雪说，“现在不喝还想。”
她讲学文化的趣事：把“会计”念成“会汁”，把“政策”写成“正策”；讲工作的辛苦：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上夜校，回家还得照顾孩子；讲孩子们的成长：念念怎么学会走路，三个小子怎么调皮捣蛋。
讲到困难时，她不渲染苦；讲到高兴时，也不过分开怀。就是平平实实地讲，像在数豆子，一颗一颗，清清楚楚。
有一天，萌萌问：“姥姥，您恨过吗？”
这个问题让院子里静了一瞬。三个儿子都停下手里的事看过来。连顾长风也放下了报纸。
柳映雪手里的鞋垫纳好了最后一针。她咬断线头，把鞋垫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针脚，才慢慢说：“恨过。恨得睡不着觉，恨得咬牙切齿。”
她顿了顿，把鞋垫放在膝头：“可恨久了，人就毁了。不是被别人毁，是被自己的恨毁。后来我想通了，与其把力气花在恨上，不如花在让自己过好上。”
“您是怎么……不恨的？”萌萌轻声问。
“时间。”柳映雪说得很简单，“还有，日子越过越好，恨就慢慢淡了。像墨迹，刚写上去浓，时间久了，风吹日晒，就淡了，最后看不清了。”
她讲起九十年代初回山东的事，讲见到李家老屋的破败，讲给养父母立碑，讲给村里小学捐款。
“看到那些孩子坐在新教室里读书，我就觉得，值了。”她说，“我受过的苦，没白受。至少后来人不用再受。”
整个夏天，故事一点一点讲。有时候讲到一半，柳映雪会停下来，想想：“这个细节记不太清了。”或者说：“这个人的名字忘了。”
萌萌说：“姥姥，不用那么精确，大概就行。”
“那不行。”柳映雪很认真，“记不清的就说记不清，不能瞎编。历史不是编出来的，是真的。”
八月底，梨子熟了。柳映雪和顾长风摘了一筐，给孩子们各家分了些。最后一个周末，全家人都聚在院子里，萌萌的故事也快整理完了。
她念了一段给柳映雪听：“……柳映雪同志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中国女性在时代浪潮中挣扎、觉醒、成长的故事。从旧社会的童养媳，到新社会的独立女性；从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到能读书看报、参与社会建设的劳动者。她的经历告诉我们，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妇女的解放离不开社会的进步……”
柳映雪听着，微微摇头：“写得太……太大了。我就是个普通老太太，没做什么大事。”
“妈，您这就是大事。”念念握住母亲的手，“您走过的路，就是千千万万中国女性走过的路。”
老五起哄：“妈，您现在可是咱家的活历史了！”
大家都笑。柳映雪也笑，笑着笑着，眼角有些湿润。她抬手擦了擦：“风大，迷眼睛了。”
那天晚上，等孩子们都走了，柳映雪和顾长风坐在院子里。月亮很圆，快要中秋了。
“讲完了？”顾长风问。
“讲完了。”柳映雪说，“该讲的都讲了。”
“心里轻松了？”
柳映雪想了想：“早就轻松了。就是……说出来，好像更踏实了。”
顾长风握住她的手。两人的手都老了，皮肤松弛，青筋明显。但握在一起，还是温暖的。
“萌萌那孩子，”柳映雪忽然说，“她说要把我的故事印成小册子，给学生看。”
“好事。”
“我让她别用真名。”柳映雪说，“就用‘一位北疆老奶奶的故事’。”
顾长风笑了：“你还害羞？”
“不是害羞。”柳映雪望着月亮，“是觉得，我的故事不特殊。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妇女多了去了。有的比我苦，有的比我难。我只是……比较幸运，走过来了，还能坐在这儿讲故事。”
月光洒在院子里，梨树的影子投在地上，斑斑驳驳的。远处有虫鸣，一声一声，衬得夜更静。
柳映雪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山东老家的院子里，也是这样的夏夜。那时候她年轻，心里装满了恨和怕，觉得前路一片漆黑。
而现在，她坐在这里，儿孙满堂，身边有相伴一生的人，心里干干净净的。那些曾经的波澜，真的成了笑谈——不是轻佻的笑，是经历过、看透了之后，那种释然的笑。
“长风。”她轻声唤。
“嗯？”
“这一生，挺好。”
顾长风转过头看她。月光下，她的白发泛着银光，脸上的皱纹像岁月刻下的年轮，但眼睛很亮，很清澈。
“嗯。”他说，“挺好。”
两人就这么坐着，谁也没再说话。夜风吹过，带来初秋的凉意。该加件衣服了，该进屋了。但谁也没动，就这么坐着，看月亮，听虫鸣，感受这平静的、寻常的夜晚。
对他们来说，这一生的惊涛骇浪，都沉淀在这样的夜晚里了。而那些故事——无论悲喜，无论苦乐——都成了可以讲述的过往，成了子孙辈笔记本上的字句，成了时光长河里，一朵小小的、不起眼的浪花。
但正是这朵浪花，见证了一个时代，见证了一个女子从深陷泥潭到站立起来，从沉默到发声，从被命运摆布到掌握命运的完整过程。
而这一切，如今都可以笑着说起了。
像说起昨日的天气，像说起邻家的闲话，像说起——那真的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