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任教的是一所师范附中，这次是师范大学的校长请柳映雪去讲话，地点在大学礼堂，针对的是大学生们。她到时，台下坐满了年轻的面孔。大多是女生，梳着这个时代流行的齐耳短发或马尾辫，穿着朴素的衬衫、长裤或裙子，眼睛里闪烁着好奇、期待，还有属于八十年代大学生特有的那种渴望了解世界的明亮光芒。
柳映雪坐在后台，能透过幕布的缝隙看到台下。她的手心微微出汗，不是紧张，而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涌动。念念轻轻握住母亲的手：“妈，就跟平时聊天一样。想到什么说什么。”
“我知道。”柳映雪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念念特意为她准备的深蓝色西装外套的衣领。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衫，简洁大方。念念说这样既正式又不失亲和。
主持人——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教师走上台：“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柳映雪同志。柳映雪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经历过抗战、解放战争，是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她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作为女性在旧社会冲破束缚、在新社会自立自强的历程，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尤其是女同学，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柳映雪同志！”
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柳映雪稳步走上台，站在讲台后。礼堂的灯光有些晃眼，她微微眯了眯眼，然后看清了台下那些年轻的脸。
“同学们好。”她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出去，清晰，平稳，带着这个年纪女性特有的温和与力度，“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的一些经历。但今天坐在这里，我更愿意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一个母亲、一个祖母的身份，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体会。”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我出生在1930年山东的一个小村庄，母亲是一位革命军人，当时是在一个战场上生下了我们姊弟三人，之后就牺牲了。我们姊弟三人分别被三个家庭抱养，父亲直到解放后才找到两个弟弟，我是77年才被找到。如果按照旧社会的轨迹，我的人生大概会是：十四五岁订婚，十七八岁出嫁，从此伺候公婆、生儿育女，围着灶台和田地转一辈子。能不能过得好，全看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遇到了什么样的婆家。”
台下安静下来。
“但我赶上了一个巨变的时代。”柳映雪的声音里多了些力量，“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时代的大潮推着每个人往前走。对我来说，最关键的一步，是在新婚姻法颁布后，通过法律途径结束了一段不幸的婚姻。”
她没有提李建业的名字，没有描述那些具体的伤害和背叛，只是平静地说：“那时候很多人劝我：女人离婚多丢人，忍一忍就过去了，好歹有个家。但我想的是：如果一个家带给你的只有痛苦和屈辱，为什么要忍？新社会给了妇女法律上的平等，如果我们自己不敢用，那这平等就只是一纸空文。”
台下有几个女生用力点头。
“离婚后，我去了北疆，在那里工作、学习、成了家。”柳映雪的语气轻松了些，“组织上送我去学文化，从认字开始。我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回家还要照顾孩子。累吗？累。但心里踏实，因为每一点进步都是自己挣来的。”
她讲起在北疆的岁月，讲起学文化时闹的笑话——把“会计”念成“会汁”，把“政策”写成“正测”；讲起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份报表时的成就感；讲起和同事们一起开荒种地，手磨出泡也不肯落后；讲起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背生产条例的夜晚。
“有人问我，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这么拼？”柳映雪微微笑了，“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丈夫再好，孩子再孝，那都是别人的。只有学进脑子里的知识，握在手里的本事，才是自己的，是风吹不走、雨打不掉的。”
礼堂里响起掌声，这一次更热烈。
“我有七个孩子。”柳映雪继续说，“又要工作，又要顾家，确实不容易。但我始终坚持一点：母亲是孩子的榜样。如果你希望女儿将来独立自强，你自己首先要活出独立自强的样子；如果你希望儿子懂得尊重女性，你首先要让他看到，他的母亲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她讲了几个小故事：女儿念念小时候问她，为什么妈妈晚上还要看书，她说“因为妈妈也想变得更厉害”；儿子们淘气打架，她不是简单责罚，而是让他们各自说理，学会用语言解决问题；家里经济最困难时，她宁可多做一份工，也不向组织提过分要求。
“我不是说女性必须事业家庭两全其美才算成功。”柳映雪话锋一转，“每个人的条件不同，际遇不同。我想说的是：无论你在什么位置上，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精神。哪怕是一个家庭主妇，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而不是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社会说什么就信什么。”
她看到台下有些女生在做笔记，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这几年，国家推行改革开放，社会变化很快。”柳映雪的声音温和而坚定，“对女性来说，机会多了，挑战也多了。我常对我的女儿、儿媳、孙女们说：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嫁个好人家上。当然，美好的婚姻是幸福的组成部分，但它不该是你人生的全部保障。真正的保障，是你养活自己的能力，是你面对变故的勇气，是你不管在什么境遇下都不放弃向上走的决心。”
她停顿了一下，看向礼堂后方。那里坐着几个陪同来的老师，念念也在其中。女儿对她微笑，眼里有骄傲的光。
“我今年五十九岁了。”柳映雪说，声音里有了些感慨，“回头看看这一生，从旧社会裹小脚的女童，到新社会第一批离婚自立的女性，再到今天能站在这里和你们交流——我个人命运的转折，其实是千千万万中国女性命运转折的缩影。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但好时代不会自动把幸福送到每个人手里。它只是给了我们可能性，能不能抓住，还要看自己。”
最后的提问环节，一个扎马尾的女生站起来：“柳奶奶，您刚才讲到离婚那段经历时，语气很平静。可那段日子一定很艰难吧？您是怎么熬过来的？有没有特别绝望、想放弃的时候？”
礼堂里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看向台上。
柳映雪沉默了几秒钟。这几秒钟里，她眼前闪过很多东西：1946年那个冰冷的新婚之晨，1948年，公审大会上李建业父母煞白的脸，顾长风在朝鲜战场上，自己一个人产下三胞胎在北疆度过第一个春节的夜晚......
但她开口时，说的却是：“艰难是肯定的。但我一直记得两句话：一句是妇联的同志告诉我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另一句是我自己想的——天塌不下来，就算塌了，也得先压垮那些个子高的。”
台下响起笑声，然后是掌声。
“至于绝望......”柳映雪缓缓地说，“每个人都有绝望的时刻。区别在于，有人被绝望压垮了，有人把绝望当成了燃料。我选择后者。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倒下了，不会有人替我活出我想要的人生。”
另一个女生问：“柳奶奶，您对现在一些‘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怎么看？”
柳映雪笑了：“我这么说吧：如果你自己干得好，你会有更多选择，包括选择嫁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只想着嫁得好，那你的选择权就交到别人手里了。我这一生最大的体会就是——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哪怕辛苦，心里踏实。”
演讲结束，掌声久久不息。学生们围上来要签名，问问题。柳映雪耐心地一一回应，字写得工工整整，话讲得实实在在。
回去的路上，念念开着单位配的上海牌小轿车。等红灯时，她转头看母亲：“妈，您今天讲得真好。尤其是......您把那些最痛苦的部分，都转化成了正面的力量。”
柳映雪望着车窗外流动的街景。八十年代的城市正在悄然变化，新盖的楼房，路上多了的自行车，年轻人鲜艳些的衣着。
“那些痛苦是真实的，”她轻声说，“但我不希望年轻人只记住痛苦。我希望他们记住的是：无论多难，人都可以挺过来；无论起点多低，人都可以向上走。特别是女孩子——我们这一代人拼死争取来的权利和机会，她们要接过去，用得好，走得更高更远。”
车子驶入干休所大院。秋日的阳光正好，院子里顾长风正在晾晒刚洗好的床单。看见车来，他停下动作，朝这边挥手。
念念停好车，笑着说：“爸总是这样，您一出门，他就算着时间等。”
柳映雪下车，朝丈夫走去。顾长风接过她手里的包：“怎么样？紧张吗？”
“还好。”柳映雪说，很自然地帮他抻平床单的一个角，“就是看着那些年轻的孩子，想起自己年轻时候了。”
“你跟她们说什么了？”
“说女人要靠自己。”柳映雪微笑，“还说你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顾长风也笑：“这倒是实话。”
两人并肩往屋里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晚饭后，柳映雪坐在书桌前，翻开一个笔记本。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重要的日子，总要记上几笔。
今天她写道：
“1989年10月12日，晴。去念念学校演讲。台下都是年轻面孔，眼睛亮晶晶的。我讲了自己的经历，但略去了最黑暗的部分。没必要让年轻人背负太沉重的历史，重要的是传递力量。有个女孩问我如何度过艰难时刻，我说‘天塌了也得先压垮高个子’，她们都笑了。笑就好。苦难不值得歌颂，但战胜苦难的勇气值得传承。特别是对女孩子——要永远记得，你的价值不依附于任何人。生而为人，首先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写到这里，她停笔，望向窗外。夜幕低垂，星星开始闪烁。
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是顾长风在看新闻联播。厨房里念念在洗碗，水流声哗哗的。远处不知谁家在放邓丽君的歌，隐隐约约的“甜蜜蜜”。
柳映雪合上笔记本，手指轻轻抚过封面。
这一生，从被命运摆布，到主宰命运；从绝望等待，到主动创造；从孤身一人，到拥有这样一个温暖热闹的家——她走过的路，那些沟沟坎坎、风风雨雨，最终都化成了今晚窗外的星光。
而她希望，今天在礼堂里那些年轻的女孩们，将来回望自己的一生时，眼中也有这样澄澈明亮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