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林瀚独自去城南一家老字号书店淘书。这家书店以收藏文史哲旧书闻名,店面不大,书架高耸,弥漫着纸张与岁月特有的气味。他正俯身查看一架子关于古代水利的线装书,忽听得身后一个迟疑的声音:
“是……林瀚同志吗?”
林瀚直起身,回头看去。只见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癯的老者,戴着眼镜,手里也拿着几本书,正有些激动地望着他。林瀚仔细辨认,觉得有些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名字。
“您是……”林瀚迟疑道。
“是我啊,徐文渊!当年在省政策研究室,咱们一起搞过乡镇企业的调研,你还记得吗?八五年,在江州!”老者上前一步,眼中闪着光。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林瀚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年轻干练、说话条理清晰、总是随身带着笔记本的身影。“文渊!是你!”林瀚也激动起来,伸出手,“快三十年没见了吧?你变化不小,我都认不出来了!”
两人在书店角落供读者休息的旧沙发上坐下,索性也不挑书了,聊起天来。徐文渊说,他后来一直在高校教书,研究区域经济,前几年才退休。今天也是来淘几本旧地方志。
“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徐文渊感慨,“常在新闻里看到你的名字,知道你担子重,后来听说你退了,还想着不知你怎么样。今天看你这精神头,挺好。”
“退下来,清闲了。你呢?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了吧?”林瀚问。
“谈不上,就是尽本分。”徐文渊摆摆手,“带了些学生,有些还在基层干着,有些也进了研究机构。倒是你,当年咱们在江州调研,你提出的那个‘分类指导、一镇一策’的思路,我后来在讲课时还常当案例讲。实践证明,你那套办法,比当时流行的‘一刀切’管用多了。”
林瀚有些意外:“那么久的事,你还记得?”
“怎么不记得!”徐文渊打开话匣子,“那次调研对我影响很大。你带着我们,不是走马观花听汇报,而是真的扎到镇里、村里,跟厂长、会计、工人、甚至看门的大爷聊天,把账本、合同、工资条都翻出来看。晚上开会,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说真话,说看到的问题,不许唱赞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什么叫‘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顿了顿,神情变得有些怀念:“后来你自己走上重要岗位,推动的那些改革,我虽然不在其位,但一直关注。有些做法,能看到当年在江州时的影子——重实情,讲方法,有定力。不容易啊。”
林瀚听着老友的讲述,仿佛也被带回了那个充满探索激情、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那些基层的细节,许多他已模糊,但在徐文渊的描述下,又鲜活起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工作方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那些最早的基层实践中奠定的基础。而眼前这位故人,竟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你后来研究区域经济,对我们当年走过的那些地方,有什么新的观察?”林瀚饶有兴趣地问。
徐文渊推了推眼镜,认真起来:“我跟踪研究过江州那几个镇。有些镇成功转型,成了特色产业聚集区;有些镇则经历了衰落又艰难复兴的过程。很有意思的是,那些当年基础最差、问题最多的镇,后来有些反而因为‘包袱’轻,在新时代抓住了新机遇,比如数字经济、生态农业。反倒是几个当年风光无限的‘明星镇’,有的因为路径依赖,转型反而更痛苦。这说明啊,发展没有固定模式,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
他接着谈到自己近年关注的课题:县域经济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下的韧性构建,以及如何防止区域发展差距在新时代以新的形式扩大。“我们这代人,解决了‘有没有’、‘能不能’的问题。下一代人,可能要面对更复杂的‘好不好’、‘优不优’、‘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两人在书店里聊了很久,从过去聊到现在,从经济聊到教育、文化。徐文渊依然保持着学者特有的敏锐与批判性,对许多问题有独到见解。林瀚发现,虽然路径不同,但他们对国家发展许多深层次问题的关切,竟如此相似。
临别时,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徐文渊说:“林瀚同志,以后有机会,真想听听你退休后的思考。你站在那么高的位置看过全局,现在退下来,视角肯定更独特。我还有些学术上的问题,想向你请教。”
林瀚笑道:“指教不敢当,一起探讨吧。我最近在写些东西,改天发你看看,多提意见。”
走出书店,夕阳西斜。林瀚提着新淘的几本书,心中暖意融融。这次偶遇,像是一扇意想不到的窗户,让他回望来路时,看到了更丰富的细节和更立体的图景。也让他感到,思想的同道者,其实遍布各行各业,他们也许默默无闻,但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观察、思考、记录、影响着这个时代。
更重要的是,这次相遇让他确认,那些早年植根于基层实践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历经岁月,依然没有过时。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岗位上,被传承和发扬着。这或许就是事业长青的秘密——不是依靠某个人,而是依靠一种深入人心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神内核。
他决定把这次偶遇和谈话,也写入《静观琐记》。历史不仅由大事件构成,也由无数个这样的个体记忆和思想连接交织而成。而退休后的价值之一,或许就是有更多机会,去拾起这些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更完整、更富有生命温度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