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的念头是在第二天清晨冒出来的。
王蓉醒得很早——在家时，这个点母亲李明珍已经在灶间生火了，父亲王建国该扛着锄头下地了。生物钟像根深蒂固的绳索，即便换了一张陌生的床、躺在一个需要抬头才能看见天花板的铺位上，依然准时将她拽出睡眠。
宿舍里还很暗。窗帘缝隙透进一丝灰白的光，能看见陈露和李婷还在熟睡，周晓雅的床铺空着——她昨晚似乎睡得很晚。王蓉静静地躺着，听着这个陌生空间的呼吸声：陈露轻微的鼾声，李婷翻身时床板的吱呀声，走廊远处隐约的水流声。
然后她想，该给家里写信了。
不是打电话。电话费太贵，而且隔着听筒，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会被沉默放大，变成尴尬的空白。信不一样。信可以写得很慢，可以涂改，可以把真正想说的话藏在琐碎的描述后面，像把种子埋进土里，只有懂的人才知道在哪里。
她轻手轻脚地爬下床。从背包里翻出那叠信纸——是高中毕业时语文老师送的，淡蓝色的格子，纸质粗糙，印着xx县第一中学的抬头。还有那支用了三年的钢笔，英雄牌，笔尖已经磨得有些秃了，写出来的字会带毛边。
去哪儿写呢？宿舍不行，随时可能有人醒来。她想了想，把信纸对折塞进口袋，钢笔别在衬衫前襟，轻轻推门出去。
走廊的声控灯应声亮起。天亮了，她快步走向楼梯间。下楼时遇见一个晨跑的女生，穿着专业的运动服，耳机线在脖颈间晃动，看了她一眼，点点头。王蓉也点头回应，动作有些僵硬。
清晨的校园比夜晚更陌生。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草坪上结着露珠，梧桐树的叶子在微风中沙沙作响。路上已经有零星的学生，有的背着书包去晨读，有的在慢跑，呼吸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她找到一个角落：图书馆后面的一条长椅，被一丛茂密的冬青半掩着，不仔细看很难发现。长椅上还有昨夜留下的湿气，她用袖子擦了擦，坐下。
掏出信纸，摊开在膝盖上。钢笔握在手里，冰凉的金属感让她稍微清醒了些。她该写亲爱的爸妈，还是爸妈？在家时她从不这样称呼，都是直接说事：妈，饭好了没？爸，锄头放哪儿了？
最后她写：爸，妈。
然后停住了。
写什么呢？说昨天到了学校，一切顺利？说宿舍条件很好，同学很友善？说食堂的馒头很软，粥很稀？说夜里饿得睡不着，去食堂吃了一块五的夜宵？
不，不能说这些。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犹豫着。一滴露水从冬青叶上滑落，正好掉在信纸边缘，晕开一小片湿痕。她慌忙用手去抹，湿痕反而扩大了，像一块小小的伤疤。
她换了个位置，重新开始。
爸，妈：
我到学校了。一路顺利，火车准点，学校有车来接。学校很大，比我们整个村子还大，楼都很高，路很宽，树很多。宿舍是四人间，有独立卫生间，能洗澡，有热水。同学们都挺好，一个叫陈露，一个叫李婷，一个叫周晓雅。她们是城里人，但没架子。
写到这里，她停下笔，看着没架子三个字。这是母亲李明珍常说的话，用来形容那些不摆谱的城里亲戚。用在这里合适吗？她不确定，但也没有划掉。
昨天办了入学手续，领了校园卡。食堂饭菜种类多，价格也不贵。我中午吃了米饭和炒青菜，晚上吃了馒头和粥。学校有图书馆，很大，书很多，我还没进去看过。
她省略了麻辣香锅的味道，省略了那份白米饭是别人给的，省略了自己只敢点最便宜的馒头和粥。也省略了那个需要仰望才能看见天花板的宿舍，那盏亮得刺眼的日光灯，那些她听不懂的对话。
专业是社会学。老师还没见，下周开始上课。学校要军训两周，明天领军训服。
笔尖在这里顿了顿。她忽然想起高中军训时，站在太阳底下站军姿，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像无数条小虫在爬。回家后母亲用井水浸湿毛巾给她敷背，说晒脱皮了。这次，没有人会给她敷毛巾了。
她继续写：
我身体很好，没生病。钱放好了，分开放，不会丢。爸的腰还疼吗？贴膏药了吗？妈的风湿腿这几天变天，记得用热水泡。家里稻子该抽穗了吧？天气干，要不要抽水浇地？
写到这里，她的喉咙有些发紧。那些具体而微的细节——父亲的膏药是镇卫生院开的，三块钱一贴；母亲泡脚用的木盆边缘已经开裂，用铁丝箍着；家里的三亩六分水稻田，在村西头那片洼地里——突然变得无比清晰，清晰得让她鼻子发酸。
她抬起头，用力眨眼睛。不能哭，眼泪掉下来会弄花自己。
雾气正在散去，阳光开始从梧桐树的缝隙间漏下来，在青石路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传来广播体操的音乐声，大概是哪个学院在晨练。几个男生说笑着走过，其中一个手里拿着篮球，球撞击地面的声音有节奏地回荡。
这个世界正在醒来，热闹而有序。而她坐在这里，给三百公里外的、刚刚亮起灶火的家里写信。
她深吸一口气，继续写：
学校一切都好，你们不要担心。我会好好学习，不浪费钱。需要什么我会打电话。寄信可能慢，有事还是打电话到小卖部。
就写到这里。
女儿：蓉蓉
2005年9月4日晨
写完后，她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字迹工整，但有些拘谨，每个字都写得用力，像在刻碑。内容平淡，全是事实，但每个事实都经过筛选——筛掉了孤独，筛掉了胆怯，筛掉了那一夜在食堂角落吃馒头时喉咙里的哽咽。
她把信纸折好，小心地沿着折痕压平。没有信封——她忘了买。得去学校小卖部买信封和邮票。不知道寄一封信要多少钱，会不会很贵？
她从口袋里摸出那袋土。碎布袋已经有点脏了，沾着背包里的灰尘。她捏了捏，沙沙的响声在清晨的寂静中格外清晰。这个动作让她想起离家前的那个早晨，母亲站在堂屋里，看着她把土装进布袋，说装那玩意儿干啥。
现在她知道了。这袋土不是用来种的，是用来摸的。在陌生的地方，在说不出话的时候，摸一摸，就能想起那片土地的温度，想起溪水的声音，想起姐姐王玲坐在青石板上、望着流水不说话的侧影。
她把土袋放回口袋，站起身。膝盖上的信纸被压出了褶皱，她用手指细细抚平。阳光完全出来了，照在身上有了暖意。远处图书馆的门开了，有学生开始进进出出。
该回去了。陈露她们该醒了，她得在她们醒来前回去，装作刚起床的样子。
她把信纸小心地揣进内袋，贴着胸口。纸的边缘有点硬，硌着皮肤，但她觉得这样安心——好像这封薄薄的信，真能把她和三百公里外的家连接起来。
走回宿舍楼的路上，她经过布告栏。上面贴满了社团招新的海报：文学社、话剧社、吉他社、轮滑社……花花绿绿，照片上的学生都笑得灿烂。她匆匆瞥过，脚步没停。
那些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她的世界此刻很小，小到只容得下一封家书，一袋乡土，和一个需要小心翼翼藏起来的、真实的自己。
爬上三楼，推开307的门。陈露刚醒，正坐在床上揉眼睛。
起这么早啊？陈露打了个哈欠。
嗯，习惯了。王蓉说，声音平静。
她爬回上铺，把信纸藏进枕头底下。然后躺下，闭上眼睛，假装还要再睡一会儿。
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在她脸上。她能感觉到那道光的热度，也能感觉到胸口那封信纸的存在，薄薄的，硬硬的，像一片小小的铠甲。
这封信不会说她夜里的饥饿，不会说她的普通话带来的脸红，不会说她坐在食堂角落时那种淹没一切的孤独。它只会说：学校很大，饭菜不贵，同学挺好，一切顺利。
而真实的一切，就像那袋藏在衣柜深处的土，只能待在黑暗里，沉默地、固执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