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迟缓。南京城内的政治空气，如同秦淮河上终年不散的薄霭，凝重而莫测。然而，在教育部那栋西式风格主楼的一间会议室内，一场将深刻影响中国医学教育乃至千万女性命运的讨论，正悄然进入最关键的时刻。
厚重的橡木长桌旁，围坐着十数位官员、学者和特邀专家。空气里弥漫着茶香、烟丝味，以及一种无形的张力。桌面上，散放着数份文件，其中一份标题为《咨请修订医学教育规程，明定女子医学教育地位及规范案》的议案，尤为醒目。议案附件中，详细列举了近年来各地女子医学教育的现状、成绩、社会需求，并附有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女子医学校及医院附设女子部的调查报告，其中，博济医院“中西医结合女科”的实践总结与数据，占据了相当篇幅。
会议的主持者是教育部一位主管高等教育的徐姓参事，他扶了扶金丝眼镜，环视全场：“诸君，今日之议，关乎医学教育百年大计，亦关乎社会开化之进程。女子学医，自清末民初即有零星尝试，然始终未获国家明令，处于自发自为、或依傍教会之状态。近年呼声渐高，实践亦多，利弊得失，亟待厘清，以定国策。请诸位畅所欲言。”
话音刚落，一位身着藏青长袍、面容清癯的老者便开了口，他是来自北方某着名中医学院的院长，声音沉稳却带着明显的保留：“医学之道，精深微妙，非有绝伦之精力、坚韧之心志不可为。女子体魄、心性，是否普遍适宜此道？再者，男女同校学医，于解剖、实习诸课，多有不便，易生流弊。历代医术传承，虽有如鲍姑、张小娘子等女中良医，究属凤毛麟角，且多为家传或师授。以国家之力，广开女子学医之门，是否必要？是否稳妥？”
他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传统医学界乃至社会保守势力的担忧。
立刻便有人反驳。发言的是金陵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曾留学德国，思想开明：“王院长所虑，乃因袭旧见。现代医学教育，重在科学训练与规范养成，与体力关系已不如传统医学那般密切。女子心细、专注、富于同情，于内科、儿科、妇产科等科，反或有独特优势。至于不便，可设女子部或女子医学院，单独施教，即可解决。欧美各国，女子学医行医者，早已寻常。我国欲建设现代国家，国民健康系于一半人口之母体健康，岂能忽视女子医学人才之培养？”
支持与反对的意见相继抛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女子学医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如何规范”上。支持者多举上海、北平等地女子医学校的成绩为例，强调社会需求与女性解放的意义；反对者则忧心传统、顾虑风化、质疑教学质量。
这时，徐参事将目光投向坐在长桌一侧、始终安静聆听的陈婉如。她是此次会议中，唯一一位以临床实践者身份被特邀与会的女医师。
“陈婉如医师，”徐参事点名道，“你主持博济女科多年，亲历女子医学教育与实践之一线。对此议题，想必有深切体会。可否请你谈谈？”
所有目光瞬间聚焦在陈婉如身上。她今日穿着一身浅灰色格纹旗袍，外罩米色开衫，打扮素雅而知性。面对这些决定政策走向的官员与学界泰斗，她神色平静，缓缓站起身。
“感谢徐参事，感谢诸位先生给予发言机会。”她的声音清晰平和，却带着一种经过千锤百炼的坚定，“我并非教育行政专家，仅从一名临床医者、一名女子医学教育亲历者的角度，汇报几点粗浅看法。”
“首先，关于‘必要性’。”她略作停顿，目光扫过众人，“博济女科近十年接诊患者逾数万，其中因各种原因延误治疗、乃至酿成不可挽回悲剧者，相当一部分根源在于，她们无法在患病初期，找到一个让其感到安全、被理解、敢于详尽描述病情的就医环境。许多妇科隐疾，患者宁求神佛、服偏方，也不愿对男医者直言。这不是男医者医术不高，而是千年礼俗与社会心理使然。培养女医者，并非要取代男医，而是为这半数国民，提供多一种至关重要的、符合其心理与文化习惯的医疗选择。此乃保障国民健康、尤其是妇孺健康之切实需要，亦是文明社会应为之举。”
她引用了博济女科早期宣教和后来“健康关怀日”筛查中发现早期病例的数据，说明女医者在接触和发现女性患者隐疾方面的优势。
“其次，关于‘可行性’。”陈婉如继续道，语气更加沉稳，“博济女子部自创立以来，已招收六届学生，毕业四届。她们中，有的在各大医院成为骨干，有的深入城乡开办诊所，有的继续深造。以我亲身教学所见，女子在医学学习上，其刻苦、专注、细致，丝毫不逊于男子。至于解剖、外科等课程，只要管理得当、分班教学，并无不可克服之障碍。关键不在于性别，而在于是否有科学严谨的教育体系与选拔标准。”
她简要介绍了博济女子部的课程设置、考核方式以及毕业生的去向与成就，包括林秋月在皖南山区的工作，用事实说话。
“再者，关于‘如何规范’。”陈婉如提出了核心建议，“当前各地女子医学教育，或附设于医院，或由私人创办，或依赖教会，标准不一，良莠不齐。长此以往，恐损及女子学医之声誉与发展。因此，国家将女子医学教育正式纳入体系，加以规范，实乃当务之急。具体而言，学生可考虑：第一，于现有国立、省立医学院校中，普遍设立女子部，制定统一的入学标准、课程要求、实习规范与毕业资格；第二，鼓励社会力量创办女子医学院或护士学校，但须符合国家规定之基本办学条件，并接受督导；第三，在医师资格考试与执业登记中，对男女医者一视同仁，唯才是举；第四，建议在卫生行政与医学研究机构中，为女医者提供平等之发展机会。”
她的建议条理清晰，既有原则性，又有可操作性，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
“最后，”陈婉如的声音微微提高，带着一种深沉的情感，“女子学医，其意义超越医学本身。它意味着女性得以凭借专业知识与技能，获得经济独立与社会尊重；意味着更多家庭能够从健康的母亲和女儿身上受益；意味着‘女子无力便是德’的陈旧观念，将被‘女子有才亦可济世’的新风所取代。这不仅是医学教育的进步，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国家若能于此际，果断明定章程，开创风气，其功绩，必将惠及当代，泽被后世。”
言毕，她微微鞠躬，坐下。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市声。许多人陷入了沉思。陈婉如的发言，没有激昂的口号，却以实实在在的数据、案例和逻辑，层层推进，有力地回应了各方的疑虑，并勾勒出了一幅可行的蓝图。
徐参事沉吟良久，缓缓道：“陈医师所言，情理兼备，数据翔实，所提建议，亦颇中肯綮。女子学医，确系时代之需，国情之要。”
接下来的讨论，风向明显转变。反对的声音虽未完全消失，但已转为对具体实施细节的担忧和建议。会议最终决定，由教育部牵头，联合卫生部，成立专门小组，以陈婉如等人提交的议案及各地调查报告为基础，起草《女子医学教育暂行规程》，并尽快呈报核定。
此后的数月间，陈婉如虽未直接参与起草小组的具体工作，但应教育部之请，多次就课程设置、临床实习安排、师资要求等细节提供书面意见。她也通过林怀仁等师长，联络各地开展女子医学教育的机构，汇集经验，反映困难。
这期间并非一帆风顺。草案征求意见时，仍遭遇不少阻力，尤其在一些保守势力较强的地区。甚至有小报散布流言，诋毁女子学医“伤风败俗”。然而，时代潮流已然不同。新文化运动以来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多女医者用实际成绩证明自身价值，加上政府内部开明派官员的推动，使得制度化的方向难以逆转。
一九三七年初夏，经过反复修订与审议，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女子医学教育暂行规程》。规程明文规定：“为增进国民健康，适应社会需要，特推行女子医学教育。” 其主要内容包括：鼓励国立、省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医学院校，酌设女子部或招收女生；制定女子医学教育之课程标准，强调基础科学与临床实践并重；确保女生享有与男生同等之实习机会与设备条件；女子医学院校毕业生，与男毕业生同等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各地应酌情为女子医学教育之开展提供必要支持等。同时，规程也附有严格的办学资质审核与教学质量监督条款。
消息传出，首先在医学界和教育界引起了震动。支持者欢欣鼓舞，视此为划时代的进步。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已有基础的女子医学校或医院女子部，率先开始依据新规程调整和完善自身。更多地方开始筹设或规划女子医学教育。
博济医院内，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与自豪。林怀仁副院长特意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庆祝茶会。他举起茶杯，对陈婉如和女科全体成员说：“今日之果，源于昨日之因。若非你们十数年如一日，以精湛的医术、扎实的成绩、不懈的呼吁，证明女子可为良医，且为社会所亟需，恐难有此国家明令。此乃博济之光，亦是我中国医学进步之见证！”
陈婉如手捧茶杯，心中感慨万千。她想起了芝兰斋初建时的冷清与质疑，想起了第一次拿起手术刀时的颤抖，想起了赵氏妇人逝去那夜的沉重，想起了在无数个讲堂、诊室、田间地头播撒的知识火种，想起了林秋月来信中描述的乡村妇女眼中渐渐亮起的光……一路走来，崎岖坎坷，但每一步，似乎都在为这一刻铺路。
制度的确立，并非终点，而是一个崭新、更艰巨的起点。它意味着女子医学教育将从自发、零散的“探险”，转变为国家支持、规范发展的“正途”。固然，前路仍有无数具体困难：师资、经费、设备、社会观念的彻底扭转……但有了这纸文书，奋斗便有了合法的依据，理想便有了落地的基石。
茶会后，陈婉如独自走到医院庭院中，木兰花开得正好，香气馥郁。她仰望澄澈的蓝天，深深吸了一口气。她知道，从今往后，将有更多女孩，可以不必像她当年那样，需要冲破重重阻力、带着孤勇才能踏上医学之路。她们将在制度的保障下，更系统、更从容地学习，然后走向四方，去治愈、去关怀、去启蒙。
个人的努力，终于汇聚成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而制度的胜利，又将为无数个体的梦想铺就通途。这或许，正是历史前行的一种方式。陈婉如感到肩上的责任未曾减轻，但心中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与力量。属于中国女医的、一个更加广阔而规范的时代，正随着这份《暂行规程》的颁布，正式拉开了帷幕。而她与博济女科的故事，也必将成为这部宏大叙事中，坚实而熠熠生辉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