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东区，一间被改造成临时拘留所的旧仓库里，时间仿佛凝固成了浑浊的胶质。
高高的窗户被封死了大半，只留下几条缝隙，吝啬地透进几缕灰白的光线，照亮了空气中缓慢浮动的尘埃。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旧机器的铁锈味，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绝望的气息。
海因茨·古德里安坐在一张坚硬的木板床边，背脊挺得笔直——这是多年军旅生涯刻入骨髓的习惯，尽管他身上的旧国防军制服已经有些皱巴巴，沾上了些许污渍。
他已经在这里被囚禁了整整四天。
没有人审问他，没有人殴打他，甚至没有人对他大声呵斥。
只有每天固定时间，一个沉默的、臂缠红袖标的年轻守卫会打开门上的小窗，递进来一份粗糙但足以果腹的黑面包、一碗寡淡的菜汤和一杯清水。
他尝试过询问，尝试过抗议，尝试过用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方式与外界沟通，但得到的只有沉默，或者一句冰冷的“吃饭”。
这种彻底的、被世界遗忘的孤立，比任何严刑拷打都更令人窒息。
他的大脑，曾经能构想出钢铁洪流席卷欧陆的宏伟蓝图，此刻却只能在这方寸之地徒劳地打转，反复咀嚼着被捕那夜的每一个细节——霍夫曼的突然到访，塞克特的承诺，妻儿惊恐的面容，路障后约吉希斯那戏谑而冰冷的目光……
“人质……”
霍夫曼的话如同恶毒的诅咒，在他耳边反复回响。
玛格丽特和孩子们怎么样了？
她们安全吗？
魏玛方面有没有试图营救？
还是说，他和他的家人，都已经被无情地抛弃了？
恐惧、愤怒、担忧、屈辱……
种种情绪像毒藤般缠绕着他的心脏，越收越紧。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怀疑那篇曾让他心潮澎湃的《浅论装甲集群突击战术》是否只是一个诱饵，一个将他推向深渊的陷阱。
他用力闭上眼睛，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妻儿的笑脸，但那画面却越来越模糊，被黑暗中滋生的、最坏的猜想所取代。
他感觉自己正在被这无边的寂静逼疯。
就在这时——
“咔哒。”
门外传来了不同于往日送饭时间的、清晰的钥匙转动声。
古德里安猛地睁开眼，心脏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起来。
他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衣领，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狼狈。
铁门被推开，发出沉重的“吱呀”声。进来的不是那个年轻的守卫，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大约三十五六岁，身材瘦削但站姿挺拔，穿着一件熨烫平整的灰色工人外套，袖子上佩戴着代表政治委员的深红色袖标。
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属框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冷静而富有穿透力，更像是个学者或工程师，而非纯粹的军人。
他手里拿着一个皮质封面的笔记本，姿态从容不迫。
男人反手关上门，目光在囚室内缓缓扫过，最后定格在古德里安身上。
他的审视不带敌意，更像是在观察一个值得研究的复杂课题。
古德里安屏住呼吸，与他对视，试图从对方脸上读出一些信息——是审判？
是转机？
还是更深的绝望？
几秒钟令人难熬的沉默后，男人开口了，他的声音清晰而沉稳，带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痕迹：
“古德里安上尉先生，”他准确地叫出了他的军衔和姓氏，“我是弗兰茨·贝歇尔，柏林工人赤卫队政治部的一位政治委员。”
他没有使用“囚犯”或者更侮辱性的称呼，而是用了相对中立的军衔。
这个细节让古德里安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动了一毫米，但警惕性却提到了最高。
政治委员——这个头衔意味着眼前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贝歇尔没有在意古德里安细微的反应，他拉过房间里唯一一把看起来还算结实的木椅，放在古德里安对面不远处，坐了下来，将笔记本平整地放在膝盖上。
他抬起头，目光透过镜片直视着古德里安充满血丝、却依旧不肯示弱的眼睛，用那平稳而清晰的语调说道：
“我们已经观察了你几天。”
“现在，我觉得，我们该谈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