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萧何的‘忠诚’，得用对地方”
“我当年靖难，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最看重的就是‘忠诚’二字。萧何对刘邦的忠，不是愚忠——刘邦怀疑他，他不辩解，反而更用心管后方，用实绩证明自己。我手下的姚广孝，虽不像萧何管后勤，但那份‘知我心、办我事’的忠诚，跟萧何一样。不过萧何也有一点要改：他当年帮刘邦定天下后，就想着‘安稳度日’，我登基后要迁都北京、修《永乐大典》、派郑和下西洋，需要的是既懂守成、又敢开拓的人。要是萧何活在我朝，我会让他管迁都的后勤，他定能把粮草、工匠安排得明明白白——忠诚加本事，才是真良相。”
清圣祖康熙（清）
“评萧何，当看‘三功’：定制度之功、安后方之功、传基业之功。这三功，不仅成就了西汉，更成了后世帝王治国的‘范本’，朕治国六十一年，常以萧何为‘标杆’。
先说‘定制度之功’。萧何收存秦典、制定《九章律》、规划长安城，都是‘为西汉定规矩’——没有这些规矩，西汉就是‘一盘散沙’。朕亲政后，也做了三件‘定规矩’的事：一是平定三藩，明确‘中央集权，地方无权’的规矩；二是编订《康熙字典》，统一文字，像萧何统一文字那样，让天下人‘书同文’；三是制定‘摊丁入亩’的雏形政策，简化赋税，像萧何‘十五税一’那样，让百姓休养生息。这些事，都是学萧何‘谋长远、定根本’的思路——治国不能只看眼前，要为子孙后代留下‘能沿用百年的制度’。
再说‘安后方之功’。萧何守关中，为刘邦提供‘永不枯竭的粮草和士兵’，这是‘以后方稳前线’的典范。朕当年亲征噶尔丹时，让太子胤礽监国，让明珠、索额图主持后方政务，就是希望他们能像萧何那样——朕在前线打仗，后方能‘粮不断、民不乱、政有序’。可惜啊，太子胤礽没萧何的‘稳’，明珠、索额图没萧何的‘忠’，反而在后方结党争权，让朕分心不少。这时候才明白，萧何‘不结党、不谋私’的难得——有这样的臣子守后方，帝王才能在前线安心打仗。
最后是‘传基业之功’。萧何临终前力荐曹参，还留下‘萧规曹随’的嘱托，这是‘为西汉传基业’——他知道，‘制度不变、朝政稳定’比‘改弦更张’更重要。朕晚年也面临‘传位’的难题，虽没像萧何那样‘指定接班人’，却也坚持‘沿用旧制’——无论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还是‘满汉一家’的方略，都叮嘱后继者‘不可轻易更改’。因为朕知道，萧何的‘萧规曹随’不是‘保守’，是‘维稳’——江山刚稳定，百姓刚安居乐业，若频繁改制度，只会让天下再陷混乱。
萧何是‘千古第一相’，不是因为他本事最大，而是因为他最懂‘帝王需要什么，江山需要什么，百姓需要什么’。朕若能得一萧何，何愁大清不能长治久安？”
清高宗乾隆（清）
“萧何是‘传统宰相’的完美模板——有定制度的才，有安天下的功，有避嫌疑的智，更有传基业的格局。朕治国六十载，看遍朝中大臣，能及萧何十分之七者，唯有刘墉、纪晓岚，却也少了他那份‘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专注。
萧何收存秦典、规划长安，是‘为西汉谋长远’；朕编《四库全书》、修颐和园（清漪园），也是想为大清留‘文化与规制遗产’，这都是学他‘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事’。他推行‘休养生息’，让关中富庶；朕多次蠲免天下钱粮，让百姓安居乐业，本质上都是‘以民为本’的治国思路——萧何懂这个理，朕也懂，可朝中不少臣子只懂‘邀功请赏’，不懂‘藏富于民’，这就是他们不如萧何的地方。
最难得的是萧何‘萧规曹随’的格局——他不执着于‘自己的制度必须自己守’，反而推荐曹参沿用，只为江山稳定。朕晚年让和珅、福康安辅佐嘉庆，也希望他们能学萧何‘传业不藏私’，可惜和珅贪得无厌，福康安好大喜功，没一个能担起‘稳局’的责任。
萧何的一生告诉朕：好的臣子，不仅要‘能做事’，更要‘会做事’——做对江山有利的事，做让皇帝放心的事，做让后世能延续的事。这样的臣子，才配称‘千古名相’，才配让帝王记挂千年。”
韩信（西汉名将）：“若无萧公，我不过是个胯夫”
“我当年在项羽帐下不受重用，投了汉王也只做个小官，若不是萧丞相月下追我、在汉王面前力荐，我这辈子顶多是个混饭吃的小兵。他不仅懂我带兵的本事，更懂汉王缺什么——汉王缺能打硬仗的将，他就把我推到台前；汉王缺稳固的后方，他就自己守着汉中筹粮练兵。后来我封了齐王，有人劝我反，我从没想过——萧公待我有知遇之恩，他守着后方，我才能安心在前线打仗，这份信任，比兵权爵位更重。”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萧何是‘功在无形’的真智者”
“我写《史记·萧相国世家》时，最感慨的是他的‘不争’。诸将争功时，他不争；汉王猜忌时，他不辩。他的功劳不在战场上的斩将夺旗，而在‘定制度、安百姓、固根本’——没有他定的《九章律》，汉朝就没了治国的规矩；没有他筹的粮草，汉军就没了打仗的本钱。这种‘无形之功’，比韩信的军功、张良的谋略更难，也更重要。他自污名节避祸，不是怯懦，是懂‘伴君如伴虎’的生存智慧，更是为了保住汉朝的根基，这份清醒，千古难有。”
诸葛亮（三国蜀汉丞相）：“萧公之‘稳’，是我毕生所求”
“我辅佐先帝在蜀地立国，最缺的就是萧公那样‘镇得住后方’的能力。他在汉中时，外有项羽的威胁，内有百姓的不安，却能把后勤、律法、民心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刘邦全无后顾之忧。我六出祁山，每次都因粮草不济而退军，要是有萧公那样‘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本事，北伐何至于艰难？他定的制度‘简而不疏、严而不苛’，我治蜀时也效仿他，简化律法、轻徭薄赋，只可惜蜀地贫瘠，难比汉中，更难有萧公那样能独当一面的人才。”
王安石（北宋改革家）：“萧何的‘变通’，藏着治国的大道理”
“世人都说萧公是‘守成之相’，可我看他最懂‘变通’。秦朝律法严苛，他就删繁就简，定《九章律》；刘邦缺兵缺粮，他就从汉中因地制宜，劝农桑、储粮草。我推行变法，就是想学萧公——前朝制度积弊已深，就得像他改秦律那样，按需调整。只可惜我没萧公那样的‘分寸’，他变通却不折腾百姓，我变法却让有些地方官借机盘剥，反而失了民心。萧公的厉害，在于他知道‘变’是为了‘稳’，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