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长孙无忌想辞掉宰相之位，朕不准，就是觉得他有萧何‘不恋权’的清醒。
最后是‘不避嫌’。韩信是萧何举荐的，后来韩信被疑谋反，萧何却主动帮吕后设计除韩信——他知道，‘保汉朝稳定’比‘保私交’重要，‘避谋反嫌疑’比‘顾念旧情’重要。朕当年处理侯君集谋反案时，也想起萧何：作为臣子，不能因私谊而忘公义，不能因避嫌而误国事。侯君集是朕的旧部，可他谋反，朕还是得杀他，这跟萧何除韩信是一个道理——江山为重，私交为轻。
萧何的一生，告诉所有臣子：什么是‘君臣之道’？就是‘皇帝放心，百姓安心，自己清心’。朕若有萧何这样的臣子，何愁‘贞观之治’不长久？”
唐玄宗李隆基（唐·开元年间）
“朕开创‘开元盛世’，常以萧何为‘臣子标杆’，尤其佩服他‘不贪权、知进退’。萧何当相国时，刘邦多次试探，他要么自污名节，要么推荐接班人，从没想过‘把权力攥在手里’，这份清醒，太难得了。
朕重用姚崇、宋璟，就是希望他们做‘开元的萧何’。姚崇提出‘十事要说’，帮朕定开元施政方向，像萧何定《九章律》；宋璟严明吏治、不徇私情，像萧何守关中那样‘稳’。可后来朕糊涂了，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他们哪有萧何的分寸？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杨国忠贪权误国，把朝政搅得一团糟——这时候才明白，萧何那样‘功高不骄、权重不贪’的臣子，真是可遇不可求。
萧何‘月下追韩信’，是为汉朝找‘能打仗的将’；朕当年重用郭子仪、李光弼，也是想为唐朝找‘能守边疆的帅’。可惜啊，朕没守住萧何的‘初心’，后期沉迷享乐，忘了‘江山要靠稳扎稳打，臣子要靠选贤任能’——若能一直学刘邦信萧何那样信贤臣，‘安史之乱’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宋太祖赵匡胤（宋）
“萧何这汉子，有本事，更有脑子——他懂‘怎么做事’，更懂‘怎么让皇帝放心做事’。朕最佩服他‘自污名节’那一招，比朕的‘杯酒释兵权’还妙！
朕登基前，见多了‘功高震主’的悲剧——后唐的郭崇韬、后汉的史弘肇，哪个不是能征善战的功臣？可最后都因‘皇帝疑心’而死。萧何倒好，刘邦怀疑他，他不辩解、不反抗，反而故意占百姓田地、收受贿赂，把自己的‘名声’搞臭——这一招太聪明了！皇帝怕什么？怕臣子‘得民心、有威望’，怕臣子‘清正廉洁’到让百姓只知有臣、不知有君。萧何自污名节，就是告诉刘邦：‘陛下放心，我萧何贪财好利，没心思谋反，也没本事让百姓跟我走。’
朕的‘杯酒释兵权’，其实也是学萧何的‘示弱’——石守信、高怀德他们手握兵权，朕怕他们谋反，又不想杀他们，就请他们喝酒，让他们‘主动交兵权、去享富贵’。这跟萧何‘自污名节’的道理一样：都是‘用小损失换大安全’，用‘放弃部分利益’换‘君臣相安’。
还有萧何‘守关中’的本事，也值得朕学。朕定都开封后，让赵普主持后方政务，就是希望他能像萧何那样——朕在前线打仗，他能把后方打理得井井有条，粮不断、兵不缺、民心不乱。赵普虽有萧何之才，却少了萧何的‘低调’——他晚年喜欢收礼，还跟大臣争权，朕不得不罢他的相，这就是他不如萧何的地方。
朕常跟赵普说：‘你要学萧何，做宰相要“稳”，要“让”，要“忍”。稳，就是把制度定好，不瞎折腾；让，就是把功劳让给皇帝，把机会让给同僚；忍，就是忍住贪念，忍住权欲。’可惜啊，能做到萧何这般的，千古没几人。”
宋太宗赵光义：“萧何的‘远见’，能少打十年仗”
“我哥当年‘杯酒释兵权’，是怕功臣乱政，可治理天下，还得靠萧何那样有‘长远眼光’的人。他在刘邦还没称帝时，就先把秦朝的典籍收起来，研究郡县制、赋税律——知道将来治天下得用这些。我灭北汉、征辽国时，最缺的就是这种‘未雨绸缪’的人：前方打仗，后方总出乱子，要么粮草跟不上，要么地方官贪腐，要是有个萧何，能提前把粮草储够、把地方管严，我也不至于在高粱河吃败仗。萧何定的律法，兼顾‘严’和‘仁’，我让李昉编《太平御览》，也特意收录他的治国法子——打仗靠勇，治世靠谋，萧何的谋，能抵十万兵。”
元世祖忽必烈：“萧何的‘接地气’，能治乱世根”
“我从蒙古入主中原，最头疼的就是不懂汉地治理——草原的法子在中原不管用。萧何当年在汉中，不搞虚头巴脑的政策，只抓‘种地、纳粮、定规矩’三件事，老百姓能看懂、能受益，才愿意跟着干。我重用郭守敬、阿合马，就是让他们学萧何：搞‘农桑辑要’教百姓种地，定‘盐税制度’理清财政，不折腾、不蛮干。萧何懂‘入乡随俗’，我也改蒙古旧制，用汉法管汉地——不管是汉是蒙，老百姓要的都是能让他们安稳过日子的官，萧何就是这样的官。”
明太祖朱元璋（明）
“萧何是‘忠臣’，也是‘能臣’，但朕若有萧何这样的臣子，既要用他，也要防他——不是朕多疑，是江山安危容不得半分马虎！
朕佩服萧何‘收存秦典’‘制定汉律’的本事——他知道‘治国要靠制度，不是靠蛮力’。朕登基后，让李善长主持编订《大明律》，让朱升整理全国户籍，就是学萧何的样子，想为大明打下‘制度根基’。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删了秦朝的苛法，加了民生条款，这点朕也学了——《大明律》虽严，却也规定‘民年七十以上，免徭役’‘禁止官员强占民田’，就是怕重蹈秦朝‘苛法亡天下’的覆辙。
可朕也警惕萧何‘权太重’的问题。刘邦让萧何守关中，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甚至允许他‘自行征兵、筹粮’——这要是换了别人，早反了！萧何虽忠，可他的权力太大了，大到能左右汉朝的存亡。朕登基后，废丞相、设六部，就是怕再出一个‘萧何式’的权臣——相权太大，就会威胁皇权，就会有‘赵高乱政’‘王莽篡汉’的风险。李善长虽有萧何之才，朕却不敢让他像萧何那样‘独掌相权’，后来他因‘胡惟庸案’被牵连，也跟他‘权欲太重’有关。
还有萧何‘助诛韩信’，朕觉得他做得对——臣子要‘忠君’，就要‘为君分忧’，就要‘除君之患’。韩信有反心，萧何帮刘邦除了他，这是‘忠臣该做的事’。朕当年杀胡惟庸、蓝玉，也是为了大明的安危，为了朱家的江山——若有臣子像韩信那样‘功高震主’，又像萧何那样‘有能力除患’，朕会重用他；可若有臣子像韩信那样‘有反心’，或像萧何那样‘权太重’，朕也绝不会手软。
萧何是个好臣子，但他的时代过去了。朕的大明，不需要‘权倾朝野的萧何’，只需要‘忠于皇权、恪守本分的能臣’——这不是朕苛刻，是江山社稷，容不得半点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