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在度支司烧的“三把火”，效果立竿见影。司内风气为之一肃，办事效率也提了上来。至少在他眼皮子底下，那些明目张胆的贪墨和敷衍是绝迹了。然而，正当他准备着手梳理国库收支，琢磨“开源”之法时，一桩更棘手、牵涉更广的陈年旧案，如同隐藏在平静水面下的暗礁，猛地撞到了他面前。
事情源于他对近五年漕运款项的例行复核。漕运，关系着南方税粮北运，是朝廷命脉所在，每年经手的银钱堪称天文数字。林砚原本以为，这等要害部门，账目即便有些小问题，大体总该是清楚的。
可当他真正深入核查时，却发现了一处极不寻常的漏洞——景隆四十二年，也就是三年前，由江南漕运总督衙门上报，用于“漕船修缮与河道疏浚”的一笔八十万两专项款，在度支司的账册上记录着已如数拨付，款项也的确从太仓库划出。然而，在后续的核销环节，所需的工部验收文书、漕运衙门的具体支用明细，竟全部缺失！只在卷宗末尾，有一句语焉不详的批注：“款项已耗，情形特殊，准予核销。”批注人，赫然是当时已致仕的前任户部尚书！
八十万两白银！不是八千，不是八万！就这么一笔糊涂账，轻飘飘的一句“情形特殊”就给抹平了？
林砚立刻意识到，这绝非普通的账目疏漏，其中必定隐藏着极大的隐秘。他试图调阅当年相关的所有底档和凭证，却被告知，部分关键卷宗因“保管不善”，已然遗失。负责管理档案的书吏更是战战兢兢，一问三不知。
阻力显而易见。有人不希望他深究此事。
“少爷，这漕运的水，怕是比盐政还要深啊。”赵铁鹰得知情况后，面色凝重地提醒，“漕运系统盘根错节，牵扯到沿河各省的督抚、河道官员，乃至……京城里的许多权贵。这八十万两，恐怕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吞下的。”
林砚何尝不知。他坐在书案后，指尖轻轻敲击着那本记录着八十万两亏空的账册，眼神锐利。这像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也像是一个考验。若他装作看不见，自然可以相安无事；若他非要查个水落石出，必将触动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集团。
退缩吗？那不是他林砚的性格。
“查！”他斩钉截铁地对赵铁鹰道，“动用‘听风阁’所有能动用的关系，不要直接触碰漕运衙门和那些高官，先从外围入手。查一查景隆四十二年，漕运系统有哪些大的工程？负责的官员是谁？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事件？尤其是，当时有没有漕粮延误、或者漕船大规模损坏的情况？”
他怀疑，这八十万两，很可能就是借着某次意外的由头，被上下其手，瓜分殆尽。
同时，林砚也修书一封给王守哲，隐晦地提及了漕运款项的疑点，并请教当年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形”。王守哲回信很快，内容却让林砚心头更沉。王守哲信中言明，景隆四十二年秋，漕运确实出过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故——一支漕船队在高邮湖附近遭遇风浪，损毁漕船数十艘。但此事当时被压了下去，并未大肆张扬，朝廷也只是象征性地问责了几个底层官员。
时间、事件，都与这笔款项对得上！
然而，没等林砚顺着这条线深挖下去，麻烦便主动找上了门。
这日散朝后，一位平日并无交情的都察院御史，在出宫的路上“偶遇”林砚，笑着与他并肩而行，看似随意地闲聊道：“林郎中年轻有为，锐意进取，令人佩服啊。不过，这为官之道，有时也需懂得‘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有些陈年旧事，牵扯甚广，深究下去，于国于己，恐非幸事啊。”
这话看似劝诫，实则警告，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意味。
林砚停下脚步，看着这位御史，神色平静：“多谢大人提点。下官愚钝，只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账目不清，便是臣子失职。至于其他，非下官所敢虑也。”
那御史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深深看了林砚一眼，不再多言，拂袖而去。
林砚知道，这仅仅是开始。他触及到的，可能是一个远比“裕泰昌”案更庞大、更根深蒂固的网络。对方甚至不再局限于暗中使绊子，而是开始明目张胆地施压。
回到度支司，林砚看着窗外阴沉的天色，心中并无畏惧，反而升起一股强烈的斗志。这浑浊的官场，正是需要他这样的人来涤荡！
他铺开纸笔，开始将漕运款项的疑点、王守哲提供的线索、以及方才那位御史的“劝诫”，一一记录下来。他知道，仅凭度支司的力量，恐怕难以撼动这棵大树。他需要盟友，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支持。
或许，是时候将这份烫手的山芋，连同自己的判断，再次呈送到七皇子朱瑾的面前了。这位日渐展现出政治智慧和魄力的少年皇子，或许正是打破僵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