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一整夜，砸在酒店的玻璃窗上，像无数根细针在扎。我盯着天花板，上面的水渍晕开一片，像朵扭曲的玫瑰——跟牌背上的花纹一模一样。大哥在隔壁房间摔东西，玻璃碎裂的声音混着他的骂声：“妈的！给老子查！老子要扒了他们的皮！”
我翻了个身，枕头底下压着昨天输掉的筹码，冰凉的塑料边缘硌着后颈，像一把刀。
得查，我对自己说，不然命都得搭进去。
凌晨三点，我接到磊哥的电话，他声音冷静得像块冰：“我到了济南机场，等你们。”
大哥的车停在酒店门口，黑色迈巴赫，车牌还是蒙着布，像只瞎了眼的野兽。我们上车时，司机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躲闪，像只受惊的兔子。
“开车。”大哥吼了一声，声音沙哑得像破锣。
车里没人说话，只有雨刮器“吱啦吱啦”地刮着挡风玻璃，像在刮我们的心。大哥盯着窗外，眼睛里布满血丝，手指在膝盖上敲着，节奏快得像机关枪。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扑克牌——昨天偷偷藏的一张，背面的玫瑰花纹在晨光里泛着诡异的光。
这牌有问题，我忽然肯定，不然怎么会输得这么惨。
机场里人不多，磊哥站在出口，穿着件黑色皮夹克，手里拎着个银色密码箱。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手劲很大，像要把我从梦里拽出来：“小七，没事，有哥在。”
他声音里带着股子北方腔，粗犷又踏实，像块石头砸在地上。
飞机上，大哥把昨天的事说了一遍，说到输钱时，拳头砸在小桌板上，震得咖啡杯跳起来：“妈的！那老头就跟看到牌一样！押哪里哪里赢！”
磊哥没说话，接过我口袋里的扑克牌，翻来覆去地看。他从密码箱里拿出个放大镜，对着牌背的花纹照了照，眉头越皱越紧：“这是药水牌。”
“药水牌？”大哥凑过来，声音发颤。
“对，”磊哥指着花纹里的锯齿状纹路，“这里面加了隐形墨水，普通光线下看不出来，但用特制的眼镜或者隐形眼镜，就能看到牌的点数。”
他从密码箱里拿出个眼镜盒，里面躺着一副平光眼镜：“戴上试试。”
我戴上眼镜，低头看向扑克牌——背面的玫瑰花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串清晰的数字和花色代码，像被紫外线照出来的鬼影。
“操！”大哥一拳砸在座椅上，引得前排乘客回头看他。
“还有这个，”磊哥指着牌角的金属丝，“这是信号发射器，牌手用牙刷刮一下，就能把牌的信息传给后台。”
我盯着那根金属丝，忽然想起发牌时牌手的动作——牙刷尖在牌背上轻轻一刮，快得像眨眼。
原来如此，我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我们他妈的就是笼子里的老鼠。
飞机落地广州时，雨停了，天空灰蒙蒙的，像块脏抹布。我们打车去岗贝路，路边的榕树垂着气根，像一只只挥舞的手。莱宾斯基大酒店在街角，暗红色的外墙，门口停着几辆粤A的面包车，车窗贴膜黑得像墨。
“到了。”磊哥说。
酒店大堂里飘着一股子霉味，前台是个老太太，戴着老花镜，眼皮都不抬一下，递来一把铜钥匙：“307房。”
我们上楼时，楼梯间的灯忽明忽暗，像只闪烁的眼睛。307房的门上贴着张符纸，红纸黑字，写着“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谁贴的？”大哥问。
“我，”磊哥从密码箱里拿出个仪器，“防信号干扰。”
房间里很暗，窗帘拉着，空气里飘着一股子电子元件的焦糊味。磊哥打开密码箱，里面全是设备——微型摄像头、信号接收器、震动器，还有个平板电脑，屏幕上跳动着数据流。
“这是反制系统，”磊哥指着平板，“能破解他们的信号，把牌的信息传给我们。”
他从包里拿出个牙刷，跟赌场里的一模一样：“我仿制的，里面装了信号干扰器，能阻断他们的传输。”
大哥坐在床上，抓着枕头，指节发白：“磊子，能赢回来吗？”
“能，”磊哥的声音冷静得像块冰，“但他们背后有人，得小心。”
我站在窗边，掀开窗帘的一角，看着楼下的街道。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站在面包车旁，低头抽烟，烟头的火光在灰暗的天色里忽明忽暗。他似乎感觉到我的目光，抬头看了一眼，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
我赶紧放下窗帘，心跳得像打鼓。
“怎么了？”磊哥问。
“没事，”我说，可手心全是汗，“就是觉得……他们知道我们来了。”
大哥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小七，别怕，咱们兄弟三个，怕过谁？”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五年前在澳门，我们被高利贷追债，大哥挡在我前面，挨了一棍子，胳膊肿胀半个月。他回头冲我笑，说：“小七，没事，哥在。”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看向磊哥：“磊哥，设备什么时候能好？”
“今晚就能好，”磊哥说，“但得去趟工厂，拿点零件。”
“我去，”我说，“大哥在这儿等。”
大哥想反对，可看到我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行，小心点。”
下午三点，我和磊哥打车去服装厂。地址是磊哥的一个朋友给的，在城中村深处，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小广告，红的绿的，像块块补丁。
“到了。”磊哥指着一扇铁门，门上挂着把大锁，锁上有个猫眼。
他按了按猫眼，里面传来个男人的声音：“谁？”
“王磊，”磊哥说，“老陈介绍的。”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瘦小的广东男人站在门口，叼着烟，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进来。”
车间里很暗，只有几盏日光灯在头顶闪烁，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墙边摆满了设备——眼镜框里藏着微型摄像头，拐杖顶端有红外发射器，连一把普通的木椅，坐垫下都缝着信号接收器。
“这些都是出千的工具，”广东男人吐出一口烟，“你们要的设备，得加钱。”
“多少钱？”磊哥问。
“五万，”男人说，“现金。”
我从包里拿出五万现金，递过去。男人接过钱，数了数，塞进兜里：“跟我来。”
他带我们走进里屋，里面摆着个大箱子，里面全是扑克牌。他拿出一副，递给我：“这是药水牌，跟你们遇到的一样。”
我接过牌，背面的玫瑰花纹在日光灯下泛着诡异的光。
“还有这个，”男人从抽屉里拿出个眼镜盒，里面躺着副隐形眼镜，“戴上就能看到牌的点数。”
我戴上眼镜，低头看向扑克牌——背面的玫瑰花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串清晰的数字和花色代码，像被紫外线照出来的鬼影。
“操！”我骂了一声，把牌摔在地上。
“还有这个，”男人从箱子里拿出个牙刷，“里面装了信号发射器，跟你们说的一样。”
磊哥接过牙刷，拆开看了看，点头：“跟我想的一样。”
“设备今晚就能好，”男人说，“但得在这儿等。”
我和磊哥对视一眼，点头：“行，我们等。”
晚上八点，设备终于做好了。磊哥把震动器缝进我的内衬，把微型耳机塞进我的耳道，手机远程同步画面。他调试了一下，平板上跳出牌的信息：“好了。”
我摸了摸内衬里的震动器，冰凉的金属边缘硌着皮肤，像块冰。
“走，”磊哥说，“回去找大哥。”
我们打车回酒店，路上经过一家烧鹅店，香味飘进车里，勾得我肚子咕咕叫。
“买点烧鹅，”我说，“给大哥带份。”
磊哥笑了：“行，咱哥仨，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烧鹅很香，皮脆肉嫩，蘸着酸梅酱，好吃得让人想哭。我们回到酒店，大哥正坐在床上抽烟，看到我们，赶紧掐了烟：“怎么样？”
“成了，”磊哥把设备拿出来，“明天就能反杀。”
大哥笑了，笑得像个孩子：“好！妈的！赢回来！”
大哥和磊哥对视一眼，笑了：“赢回来！”
窗外的雨又下了起来，砸在玻璃上，像无数根细针。可我却觉得，心里的那块冰，好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