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敲门声：二十年前的“子弹壳”与如今的“保温杯”
凌峰的出租屋门铃坏了三年，敲门声总带着突兀的莽撞。那天下午三点，他正蹲在阳台给小葱浇水，指腹刚触到带着潮气的泥土，楼下传来熟悉的喊声——不是菜市场李大姐的清亮，不是对门王阿姨的温和，而是像生锈的铁门突然被推开，带着金属摩擦的冷硬：
“凌峰！六楼的凌峰！出来！”
凌峰手里的水壶“哐当”掉在地上，水在瓷砖上漫开，像一滩突然晕开的血迹。这个声音，他听了二十年——从警校的训练场到刑侦支队的审讯室，从抓捕现场的对讲机到庆功宴上碰杯的酒盅。
他抓起毛巾擦了擦手，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走到门口时，敲门声停了，门外传来打火机“咔嚓”的声响，烟味顺着门缝钻进来，混着楼下飘来的油烟味，竟有种荒诞的熟悉。凌峰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门——
门口站着的人穿着件熨烫平整的警服，肩章在楼道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冷光。他比二十年前胖了些，鬓角有了白发，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却依旧锐利，像两把藏在鞘里的匕首。左手拎着个黑色公文包，右手夹着支烟，烟灰摇摇欲坠，落在凌峰褪色的地垫上。
“赵鹏。”凌峰说。声音比他想象中平静，像在说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赵鹏把烟蒂摁灭在楼道的消防栓箱上，留下个焦黑的印子。他没看凌峰，目光扫过屋内：掉漆的木门，晾在阳台的蓝白格子衬衫，茶几上没喝完的半杯凉白开，还有墙角那盆叶子蔫蔫的小葱。最后，他的视线落在凌峰左手无名指上——那道月牙形的旧伤，此刻正随着凌峰的呼吸微微颤动。
“二十年了，你还留着这道疤。”赵鹏笑了，嘴角勾起的弧度和当年在警校揍凌峰时一模一样，“我还以为你早把它磨平了。”
凌峰侧身让他进来。赵鹏走进屋，公文包“咚”地砸在茶几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像一颗未引爆的炸弹。他拉开椅子坐下，警服的袖口露出块价值不菲的手表，表盘在窗外漏进来的阳光里闪了闪——这闪让凌峰想起二十年前那个雨夜，他们蹲守在桥洞下，赵鹏的手电筒光扫过嫌疑人的脸，也是这样一闪，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慑。
“喝水？”凌峰问，去厨房拿杯子。橱柜里只有两个杯子，一个是超市九块九买的马克杯，印着“平安是福”，另一个是母亲去年寄来的保温杯，上面刻着“健康长寿”。他犹豫了一下，拿起马克杯，倒了杯凉白开。
赵鹏接过杯子，没喝，手指在杯壁上摩挲着“平安是福”四个字，突然嗤笑一声：“凌峰，你现在就信这个？”
“不然信什么？”凌峰靠在门框上，看着茶几上的公文包——那包和当年他们一起去云南抓毒贩时，赵鹏背的黑色战术包一模一样，只是现在装的不是手铐和子弹，是文件和保温杯。
赵鹏没回答，打开公文包，掏出一沓厚厚的卷宗，“啪”地摔在茶几上。卷宗封面印着“绝密”二字，边角已经磨损，像被人反复翻动过。封面上的案号凌峰一眼就认出来了——“2018·11·23连环杀人案”，当年他亲手移交的最后一个案子，也是让他脱下警服的“导火索”。
“死者第七个。”赵鹏的声音突然沉了下去，像坠入冰窖，“昨天在城郊废弃工厂发现的，死法和前六个一样——左手无名指被切掉，嘴里塞着颗带泥的土豆。”
凌峰的瞳孔猛地收缩。左手无名指，带泥的土豆——这两个细节，像两把生锈的锥子，狠狠扎进他的太阳穴。他想起六年前那个暴雨夜，第一个受害者被发现时，也是这样：左手无名指不翼而飞，嘴里含着颗沾着湿土的土豆，土豆皮上还留着新鲜的齿痕。
“凶手模仿的是‘土拨鼠’。”赵鹏的手指重重敲在卷宗上，“当年你说‘土拨鼠已经死了’，现在看来，你错了。”
凌峰的后背突然沁出冷汗。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李大姐推着空了的土豆车往回走，蓝布围裙在风里晃；陈阿姨的煎饼摊前排起了队，油烟在阳光下凝成白色的雾；开网约车的大叔靠在车门上啃馒头，嘴角沾着点咸菜绿。这些鲜活的人间烟火，此刻在他眼里却变成了模糊的色块，像案发现场被血污染的证据照片。
“我已经不是警察了。”他说，声音有点发颤。
赵鹏站起身，走到凌峰身后，警服上的铜扣蹭过凌峰的衬衫，带来一阵冰凉的触感。“你以为脱下警服，就能把过去擦掉？”他的呼吸喷在凌峰的后颈上，像一条吐着信子的蛇，“凌峰，你左手无名指的疤，是当年抓‘土拨鼠’时被他的刀划的；你现在住的出租屋，楼下就是当年发现第三个受害者的菜市场；你每天买土豆的李大姐，她丈夫当年是‘土拨鼠’案的目击证人——你以为这一切都是巧合？”
凌峰猛地转过身，撞翻了身后的椅子。椅子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刮擦声，像在切割空气。他死死盯着赵鹏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了当年的兄弟情谊，只有冰冷的质问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赵鹏，你到底想干什么？”
赵鹏从公文包里掏出个东西，放在凌峰手里。那东西沉甸甸的，带着金属的凉意，形状像一颗被磨平棱角的鹅卵石。凌峰摊开手——是一颗子弹壳，黄铜色的表面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峰鹏”。
二十年前，他们在警校的靶场，用刺刀在子弹壳上刻下彼此的名字，说要“一辈子当兄弟，一辈子抓坏人”。
“明天早上八点，分局会议室。”赵鹏拿起公文包，走到门口时停住了，“局长说，这案子，只有你能破。”
门“砰”地关上，楼道里传来他下楼的脚步声，一步一步，像踩在凌峰的心上。凌峰握紧手里的子弹壳，指腹摩挲着“峰鹏”两个字，粗糙的刻痕硌得他生疼。窗外的阳光渐渐暗了下去，菜市场的喧嚣也平息了，只有远处传来的警笛声，隐隐约约，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召唤。
2. 深夜：土豆堆里的“眼睛”与未拆封的警徽
凌峰坐在黑暗里，没开灯。卷宗摊在茶几上，月光透过窗户照在照片上——第七个受害者躺在废弃工厂的水泥地上，左手空空的，无名指的位置留着个血肉模糊的窟窿，嘴里鼓鼓囊囊的，露出半截沾着泥的土豆。
他点了支烟，烟雾在月光里凝成白色的雾。六年前的记忆像潮水般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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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受害者：女大学生，在学校后山被发现，左手无名指缺失，嘴里含着土豆。土豆上有她的齿痕，齿缝里卡着一根白色的纤维——后来查明是工厂的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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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受害者：菜市场的屠夫，在肉摊后巷被杀害，左手无名指被整齐切断，嘴里的土豆沾着血，土豆皮上有刀刮的痕迹，像在刻什么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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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受害者：退休警察，死在自己家的浴缸里，左手无名指被煮得发白，嘴里的土豆已经发芽，嫩芽从他的嘴角钻出来，像一根绿色的舌头。
当年他追查到最后，锁定了嫌疑人张建军——一个在城郊种菜的农民，外号“土拨鼠”，因为他总在夜里偷偷刨别人家的土豆地。抓捕那天，张建军拿着锄头反抗，凌峰的左手无名指被他的镰刀划破，血流进土豆地里，和泥土混在一起，变成暗红色。后来张建军在看守所里“畏罪自杀”，用磨尖的牙刷柄割了腕，现场只留下一句血字：“我不是土拨鼠”。
案子就这样结了。凌峰却总觉得不对劲——张建军的右手有旧伤，根本不可能用镰刀划出那么精准的伤口；他嘴里的土豆，品种和案发现场的土豆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他自杀前一天，还托人给女儿带了句话：“爸爸很快就回家，给你煮土豆炖肉。”
“我不是土拨鼠……”凌峰喃喃自语，指尖划过卷宗上张建军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穿着囚服，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诡异的平静，像在等待什么。
突然，阳台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凌峰猛地站起来，抄起茶几上的烟灰缸——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当武器的东西。月光下，阳台的土豆堆里，有个东西在动。
他一步步走过去，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土豆堆最上面，一颗沾着湿土的土豆正在微微颤动，像有生命一般。凌峰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拨开土豆——
下面藏着一只灰色的小老鼠，眼睛在月光下闪着幽绿的光，嘴里叼着一根干枯的土豆根须，根须上挂着片白色的纤维，和第一个受害者齿缝里的纤维一模一样。
小老鼠扔下根须，“吱”地叫了一声，钻进土豆堆深处，不见了。
凌峰的呼吸骤然停止。他捡起那片纤维，对着月光看——纤维上有个细小的黑色印记，像用指甲掐出来的图案。他想起卷宗里第三个受害者嘴里的土豆皮，上面也有类似的图案，当时技术科说“是泥土自然形成的痕迹”，可现在看来……
他冲进厨房，打开橱柜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他脱下的警服，叠得整整齐齐，警号被一块红布盖住，像盖着一具尸体。凌峰颤抖着手掀开红布，警号在月光下闪着冷光：“0”。
二十年前，他第一次穿上警服时，对着镜子把警号摸了又摸，觉得这串数字比任何勋章都荣耀。三个月前，他把警服叠起来时，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碰它。
“我已经不是警察了……”他对自己说，可声音却越来越小，像被风吹散的烟。
窗外的警笛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更近，仿佛就在楼下。凌峰拿起警服，手指抚过肩章上的警徽——那枚银色的徽章，在月光下像一只睁开的眼睛，正死死盯着他。
他想起赵鹏临走时的眼神，想起张建军的血字，想起第七个受害者空洞的左手，想起李大姐指甲缝里的泥垢，想起自己无名指上的疤……这些碎片像拼图一样，在他脑子里慢慢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土拨鼠……”凌峰握紧警徽，徽章的棱角硌得掌心生疼，“你到底是谁？”
深夜的风从阳台吹进来，带着土豆的泥土味和远处的血腥味，在屋里打着旋。凌峰把警服套在身上，扣子一颗颗扣到最上面，警号贴在胸口，冰凉的金属透过衬衫，烫得他皮肤发疼。
他走到镜子前，月光下，镜中的人穿着警服，眼神锐利，嘴角紧绷，像二十年前那个刚毕业的警校生，又像三个月前那个决定脱下警服的疲惫中年人。左手无名指的旧伤隐隐作痛，提醒着他：有些债，必须还；有些人，必须抓；有些真相，必须挖出来，哪怕要把自己埋进泥土里。
“明天早上八点。”凌峰对镜中的自己说，声音嘶哑，却带着一种失而复得的坚定，“土拨鼠，我回来了。”
镜子里的人，嘴角慢慢勾起一抹笑，像二十年前那个在警校靶场上，对着赵鹏举起刻着名字的子弹壳时的笑容——带着少年人的莽撞，和警察的决绝。
阳台的土豆堆里，那只小老鼠又探出头来，幽绿的眼睛在月光下闪了闪，仿佛在说：“欢迎回来，凌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