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春，洛杉矶，西部委员会情报分析室
特纳·史密斯将西部安保公司从欧洲发回的加密电报扔在桃花心木桌面上，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电报详细分析了西班牙内战中人民阵线政府失败的原因：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派、温和共和派之间的内讧；国际纵队理想主义者的混乱指挥与西班牙本土民兵的摩擦；以及佛朗哥将军如何利用这些分裂，稳扎稳打地推进……
“够了。”特纳打断了一旁正在做简报的情报分析师，“这些政治家的愚蠢和理想主义者的天真，我已经听腻了。左派输，右派赢，这结果几个月前我就料到了。我现在只关心一个问题——”
他身体前倾，手指重重地点在西班牙地图上：“黄金！西班牙帝国几百年来从美洲掠夺的黄金，都到哪里去了？这个国家打了一场这么惨烈的内战，双方却好像都没动用那传说中的巨额黄金储备？这不合逻辑！佛朗哥都快赢了，他的军队难道是用沙子变出来的？左派政府抵抗了这么久，他们的枪炮弹药难道是靠国际纵队募捐的邮票买来的？”
霍华德·修斯坐在他对面，晃着杯中的威士忌，皱着眉头说：“赫斯特报系那些煽动性的报道不是说，西班牙的黄金早就被左派政府偷偷运到莫斯科，用来买苏联的破烂武器了吗？斯大林那个格鲁吉亚土匪，可是个雁过拔毛的主。”
特纳嗤笑一声，摇了摇头：“霍华德，赫斯特那个老家伙的话，一半是真相，一半是为了卖报纸的噱头。斯大林肯定抢了，这一点我毫不怀疑。1936年秋天，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确实把大部分黄金储备运到了敖德萨，以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以斯大林的贪婪，他绝对会以‘保管费’、‘运输风险溢价’和远高于市价的武器报价，狠狠地敲诈一笔，中饱私囊。这笔黄金，大部分肯定已经进了苏联的金库，成了斯大林巩固权力的资本。”
他话锋一转，眼神变得锐利：“但是，这绝不是故事的全部。西班牙的黄金储备量巨大，斯大林再贪，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吞掉全部。而且，你认为佛朗哥那个老狐狸是傻子吗？”
修斯挑了挑眉：“你的意思是？”
“佛朗哥！”特纳站起来，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指着西班牙，“他是一个极其精明、谨慎且现实的军人和政客。他背后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但你以为他真的完全信任那两个疯子吗？他肯定从战争一开始，就秘密转移并囤积了大量的黄金和外汇！”
特纳的分析如同手术刀般精准：
1. 不信任轴心国： “佛朗哥比谁都清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高昂。他绝不会把西班牙的经济命脉完全押在德国和意大利身上。他必须留有一大笔‘独立资本’，以便在必要时拥有自主权，或者在未来与轴心国讨价还价。”
2. 战后的重建需求： “内战结束后，西班牙将是一片废墟。重建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佛朗哥如果手上没有硬通货，他拿什么去稳定经济、收买人心、巩固政权？难道全靠柏林和罗马的施舍？那他将永远只是一个附庸。”
3. 黄金的终极价值： “武器会消耗，政权会更迭，但黄金是永恒的硬通货。佛朗哥这种传统的保守派军人，骨子里最信任的就是黄金。他一定在战争过程中，通过各种隐秘渠道，将能控制到的黄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作为他未来统治西班牙的‘压舱石’。”
修斯听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有道理。所以，你认为西班牙的黄金，一部分被斯大林抢走了，但更大的一部分，应该被佛朗哥秘密藏了起来？”
“没错！”特纳肯定地说，眼中闪烁着资本猎手特有的光芒，“这笔财富可能藏在某个瑞士银行的匿名账户里，可能存放在葡萄牙某个秘密金库，甚至可能就藏在西班牙国内某个不为人知的修道院地下。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战利品’！”
他回到桌前，语气变得热切：“霍华德，内战马上就要结束了。一个百废待兴、急需资金重建的西班牙，一个手握重金但需要将其转化为实际投资和影响力的佛朗哥政权…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机会！”
修斯立刻明白了特纳的意图：“你想和佛朗哥做交易？用我们的资本和技术，去换取他手里那些黄金的‘使用权’？或者，参与西班牙的重建项目？”
“不仅仅是交易，”特纳的野心更大，“我们要成为佛朗哥政权战后经济重建的‘首席合作伙伴’。帮助他修建基础设施，开发矿产，建立工业体系…用我们的美元和技术，去撬动他手里的黄金和整个西班牙的市场。这是一块尚未被大规模开发的欧洲蛋糕！”
他顿了顿，补充道：“当然，这件事要极其谨慎。我们不能公开与一个法西斯政权过于亲密，尤其是在罗斯福政府警惕欧洲法西斯扩张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通过复杂的离岸公司、中立的瑞士银行渠道，以及我们在欧洲的代理人来操作。但机会，绝对是千载难逢的。”
修斯被这个宏大的计划点燃了，他兴奋地搓着手：“如果成功，我们将成为第一个真正打入战后西班牙重建市场的美国财团！这比在远东和日本人勾心斗角有意思多了！”
特纳和修斯相视一笑，两个资本巨头的眼中，都映出了对未来的巨大野心。西班牙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远在加州的他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战火之后那片土地上埋藏的巨大财富，并开始策划一场新的、跨越大陆的资本远征。世界的棋盘上，又多了一处他们即将落子的战场。
1939年初春，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手中拿着中央情报组（cIG，中央情报局前身）送来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新评估报告。他快速浏览着，眉头微蹙，但脸上并没有太多意外的表情。
“乔治，”他放下报告，抬头看向站在办公桌前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报告上说，佛朗哥的国民军已经兵临马德里城下，左翼共和政府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这个结果，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马歇尔身姿笔挺，语气冷静而客观：“是的，总统先生。从纯粹的军事和组织的角度来看，左翼联盟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他们的内部派系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托派、共和派）太过激烈，甚至到了在战壕里互相火并的地步，指挥体系混乱不堪。如果不是苏联在1936到1937年间提供了关键的武器援助，以及国际纵队那些理想主义者的鲜血，他们根本支撑不到1938年。这种缺乏统一领导和有效组织的联盟，面对佛朗哥那种高度集权、纪律严明的军事机器，失败是必然的。”
罗斯福轻轻敲着轮椅的扶手，嘴角露出一丝带着嘲讽的苦笑：“真是讽刺。欧洲的那些绥靖主义者，比如张伯伦，对希特勒一味退让；而西班牙的这些‘革命者’，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却把精力浪费在内斗上。看来，法西斯式的集权体制在应对战争这种极端状态时，确实显得…‘高效’得多，尽管这种高效是建立在残酷压迫之上的。”
他推动轮椅，转到巨大的欧洲地图前，目光凝重地扫过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西班牙的结局，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势头已经难以阻挡。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大战，恐怕不再是预言，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我们之前顶着孤立主义的巨大压力，推动扩军和《两洋海军法案》，现在看来，真是有先见之明。”
马歇尔点头表示同意：“您的远见为国家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总统先生。”
罗斯福的目光投向英法两国，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乔治，以你专业的军事眼光看，如果德国下一步对波兰动手，英法被逼参战，他们能顶住吗？尤其是，能顶住多久？”
马歇尔走到地图前，用指挥棒点着西欧，分析严谨而冷酷：“总统先生，恕我直言。从纯粹的军事潜力分析，法西斯阵营中，只有德国是真正的劲敌。意大利军队效率低下，日本则深陷中国战场。德国的军事机器、工业基础、尤其是军官团的素质，确实是一流的。”
“但是，”他话锋一转，指挥棒重重敲在法国和英国的位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德国的强大，而在于英法自身的‘意志’。两国的军事储备和战略思想，还停留在一战的经验里。法国过分依赖马奇诺防线这种静态防御工事，英国则迟迟未能大规模重整军备。更致命的是，两国国内的厌战情绪极高，民众和多数政客对战争的残酷性缺乏心理准备。”
马歇尔的结论非常明确：“我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初期英法很可能会遭受沉重打击，甚至出现灾难性的溃败。只有当他们真正被‘打疼了’，比如巴黎面临威胁，或者马恩河那样的惨败发生后，才能激发出全民抗战的决死意志。在此之前，任何外部的援助，都可能被他们的绥靖思潮所浪费。”
罗斯福深邃的目光中闪过一丝精明的计算：“所以，你的意思是，即使英国将来向我们求援，我们也不应该立即、无条件地介入？”
“是的，总统先生。”马歇尔毫不避讳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观点，“我们必须吸取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能再次被英国人的外交辞令和‘共同价值观’所绑架，在时机未成熟时就把我们的青年和资源投入欧洲的火坑。我们应该保持战略耐心，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加速我们自身的战争准备。”
他进一步阐述其策略：“当英国被逼到绝境，不得不向我们伸出求援之手时，那才是我们出手的最佳时机。届时，我们将处于无比有利的谈判地位。我们不仅可以要求经济上的补偿（如偿还一战旧债），更可以提出战略性的条件——例如，共享英国的全球军事基地使用权、获得关键领域的尖端技术（如雷达、战斗机发动机技术）、乃至在战后世界秩序安排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必须确保，美国的每一次投入，都能换来实实在在的、长远的国家利益。”
罗斯福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轮椅扶手。良久，他缓缓吐出一口气，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无奈与决断的神情：“很残酷，但很现实，乔治。看来，‘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个角色，我们不仅要当好，更要当得‘聪明’。我们要让战争的烈火，先淬炼出我们盟友决一死战的意志，然后再用我们的力量，去决定天平的倾斜方向。这一次，美国绝不能做亏本的买卖。”
这次谈话，为美国在二战初期着名的“租借法案”出台前，那段看似“孤立”实则积极备战的时期，定下了冷静乃至有些冷酷的基调。国家利益，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将成为罗斯福政府决策的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