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转轨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历史性变革犹如双刃剑，在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类社会矛盾的逐渐凸显与交织。其中，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尤其是重大恶性案件的数量，呈现出显着上升的态势。
部分犯罪分子无视法律尊严，公然实施抢劫、强奸、杀人等暴力犯罪行为，这些恶劣行径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匕首，深深刺痛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动摇了社会的稳定根基。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1983年1月至5月期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杀人、爆炸、强奸等重大案件数量高达2.5万起，北京、上海等18个重点城市的发案率更是持续攀升，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着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与社会秩序的和谐安定。
特别是1983年上半年，全国各地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极为恶劣的恶性案件，令人触目惊心。沈阳的王宗坊、王宗玮兄弟，竟胆大包天地撬开军区仓库，枪杀保安后流窜多省，持枪行凶，共造成12人死亡、9人受伤的惨剧。警方迅速展开全国通缉，甚至动用武装直升机进行围捕，最终于9月18日在江西广昌将二人击毙，为这场惊心动魄的追捕画上了句号。
而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牙克石更是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惨案。以杨万春为首的8名青年，手持刀枪，肆无忌惮地杀害了27名无辜群众（其中包括老人和儿童），并强奸多名女性，持续作案长达十余小时，制造了震惊高层的红旗沟农场屠杀案，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此外，1983年5月5日，还发生了以卓长仁为首的6人劫持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至韩国的恶性事件。他们打伤机组人员，劫机计划周密且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国际声誉。
这一系列案件如同重磅炸弹，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震动，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深切忧虑。
1983年的夏秋之交，社会仿佛被一张无形而压抑的大网紧紧笼罩，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在每一寸空气中悄然弥漫。“文革”的阴霾虽已逐渐散去，但其留下的创伤仍未彻底愈合，社会治安如同被岁月侵蚀的堤岸，千疮百孔，恶化的态势如同毒瘤般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肆意蔓延、疯狂生长。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高层终于痛下决心，一场旨在净化社会环境的“严打”风暴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誓要将一切污泥浊水彻底荡涤干净，还社会一片朗朗乾坤、和谐安宁。
8月31日，一阵“叮铃铃……”的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突兀的响起，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同事们都在准备下班。
此刻，我正埋头整理相关文件资料，被这尖锐的铃声惊得一哆嗦，赶忙放下手中工作，快步走向电话机，一把抓起听筒。电话那头传来赵主任熟悉却又透着急切的声音：“你马上到街道会议室来，有紧急任务！”
我匆匆赶到会议室，里面早已人声鼎沸。从各个社区临时抽调来的基干民兵们陆陆续续走进来，他们有的穿着朴素的便装，衣角还带着生活的褶皱；有的套着略显陈旧的民兵制服，那褪色的布料诉说着岁月的痕迹。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好奇与紧张交织的神情，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小声议论着，眼神中满是对这次紧急任务的猜测。
不多时，街道赵主任和派出所长、指导员等几位公安人员走进会议室。赵主任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地说道：“同志们，安静一下！当下社会治安形势异常严峻，‘文革’留下来的负面影响还在持续，各种犯罪活动十分猖獗。上级决定开展大规模的‘严打’行动，咱们街道必须全力配合。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就是传达文件精神，布置紧急任务。”
接着，派出所的许所长和派出所的王指导员开始详细讲解“严打”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许所长的声音坚定有力，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千钧重量：“这次行动要‘从重从快’，以最快速度、最严厉手段打击各类犯罪活动，绝不姑息迁就！”
会议上，赵主任宣布了一个决定：所有人在街道集结待命，等待上级确定今天抓捕人犯时间，配合派出所民警抓罪犯。
而我，因在之前人口普查工作中展现出的细致可靠，又是共青团员，再次被临时抽调，进入街道“严打”行动办公室，负责文书、档案整理、会议记录和数据统计等内务工作。
走出会议室，我深吸一口气。街道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忙碌景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像密集的鼓点；公安人员脚步匆匆，频繁进出；每个人脸上都写满紧张与严肃，那股神情仿佛被刻进了皮肤里。
空气中混合着刺鼻的烟味、汗水味，还有让人不寒而栗的紧张肃杀之气，这与往日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大相径庭，仿佛暴风雨即将来临，一切都将被席卷。
我来到“严打”行动办公室，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却堆满了文件和资料，像一座纸张堆砌的小山。几张破旧办公桌拼在一起，上面放着一台老式打字机和一些凌乱的纸张，纸张上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各自的故事。墙上临时贴着几张“严打”行动的宣传标语，红底白字，格外醒目，像一双双审视的眼睛。
和我一起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还有几位同样被临时抽调来的同事。大家简单打了个招呼，便各自开始熟悉工作。
我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眼前那一堆堆需要整理的文件，心中五味杂陈。这个位置离风暴眼很近，似乎能真切感受到那股强烈的冲击力；但又无需直接参与抓捕行动，多了一份相对的“安全”。然而，这种“安全”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未知呢？我不禁陷入沉思。
当晚，派出所接到上级下达的统一行动时间为10点，所有抽调来的人，再次接到通知回到会议室，参加了派出所的联合部署会。
走进那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面早已坐满了人。派出所许所长，一个嗓门洪亮、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正站在桌子前，手里拿着一份名单，表情严肃地做着最后的部署。
“同志们，这次‘严打’行动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上级要求，从重从快打击犯罪！”许所长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大家看，这份名单上，我都做了标记。画圈的，今晚12点前，在所在居委会户籍警的带领下必须到位！一个不漏！”
说着，他拿起自己的大搪瓷茶缸，那茶缸上面印着一个醒目的“奖”字和一颗红五星，他用缸底重重地压住名单的一角，像是要把这份任务也压进每个人心里。
“打三角的，明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请回来！”所长的手指在名单上用力地点着，缸底的水渍不小心晕染了纸张，模糊了几个名字。我看着那些决定一个人命运的记号，在灯光下显得如此潦草，却又如此沉重，如同屠宰场里随意画下的标记，冰冷而又残酷。
我坐在下面，看着那些用铅笔匆匆画下的圈和三角，心里突然一沉——就是这些简单的符号，却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它们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如此潦草，可分量却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像屠宰场里随意画下的标记，冰冷又残酷，没有一点温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