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二年五月初一，中华帝国的教育改革诏令从紫禁城发出，太祖皇帝王巢以“启民智、育人才、固国本”为核心，颁布《帝国教育体系建设章程》，将原有的“中华学堂”更名为“帝国学堂”，建立起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体系，推行义务教育，推广普通话与简体汉字。这份政令，如同一道光，照亮了华夏大地数千年来教育被士族垄断的黑暗，让普通百姓的子女第一次拥有了走进学堂的机会。
此时的礼部衙署内，礼部尚书郑和正与内阁首相李虎、教育司主事陈子龙商议教育改革的具体落地事宜。衙署的墙上挂着刚绘制完成的《全国学堂建设规划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标记标注着各省计划设立的小学、中学与大学位置，从北直隶到南粤，从关中到江南，密密麻麻的标记，勾勒出帝国教育普及的宏伟蓝图。
“前明的教育，被士族与官宦垄断，天下学堂多为书院，只收富家子弟，寒门子弟欲读书而无门，这是我华夏积弱的根源之一。”王巢的御驾突然抵达礼部衙署，他指着规划图上的西南偏远地区，沉声道，“即便是云南、贵州这样的边疆之地，也要设立学堂，让少数民族的孩子也能读书识字。朕要让教育不再是特权，而是天下百姓皆能享有的权利。”
陈子龙躬身呈上《义务教育推行细则》，汇报道：“陛下，臣已按您的旨意，将义务教育的年龄定为六岁至十二岁，凡此年龄段的儿童，必须入学就读，学费、书本费由官府全额承担；家庭贫困的学生，还可领取官府发放的生活补助。同时，细则中明确，各地督抚为当地教育建设第一责任人，需在一年内完成辖区内小学的建设，三年内完成中学的布局。”
郑和补充道：“陛下，帝国学堂的师资是关键。臣已令礼部在全国范围内征召饱学之士，包括前明的落第举人、书院的山长、精通西学的学者，经考核后授予教师资格；同时，在北京设立‘帝国师范学院’，专门培养新式学堂的教师，学制为两年，毕业后分配至全国各地的学堂任教。”
王巢颔首，拿起朱笔在细则上御批“依议推行”，朗声道：“传朕旨意，封陈子龙为帝国教育总监，总揽全国学堂建设与教育推行事宜；从国库拨银千万两，作为教育专项经费，优先用于边疆与贫困地区的学堂建设；凡阻挠义务教育推行、不让子女入学的家长，按《中华律》处以罚金，屡教不改者，由当地官府强制送学。”
诏令传下，全国范围内的学堂建设工程迅速启动。北直隶作为帝国的都城所在地，成为教育改革的首个试点区域。五月中旬，由礼部直接督办的第一所帝国小学在北京宣武门外落成，这座由前明废寺改建的学堂，拥有六间教室、一间图书室、一处操场，门口悬挂着“帝国学堂宣武门小学”的牌匾，牌匾旁的墙上，用红漆写着“教育兴国，读书明理”八个大字。
开学当日，宣武门小学迎来了首批八十名学生，其中既有京城官员的子女，也有附近平民的孩子，甚至还有两名来自蒙古草原的蒙古族儿童。六岁的孩童王小宝，是京城菜农的儿子，此前从未有过读书的机会，当他穿着官府发放的蓝色校服，背着崭新的书包走进学堂时，眼中满是好奇与兴奋。
“先生，这字怎么读？”王小宝指着课本上的“天”字，怯生生地问。
授课的先生是前明的落第举人周先生，他笑着握住王小宝的小手，教他读道：“这是‘天’，天空的天。我们中华帝国的天空，是属于每一个百姓的。”
周先生的课堂上，不再教授晦涩的八股文，而是用简体汉字编写的《帝国启蒙课本》，内容包括识字、算术、中华历史、农桑知识等。课本上的字笔画简单，配图生动，孩子们学起来格外轻松。下课铃响后，孩子们跑到操场上，玩着蹴鞠、跳绳等游戏，欢声笑语回荡在学堂的上空。
宣武门小学的成功，让北京城内的学堂建设速度大幅加快。至华兴二年六月，北京已建成十五所帝国小学，接纳学生两千余名，义务教育的理念迅速在京城百姓心中扎根。家长们纷纷主动送孩子入学，就连原本担心孩子耽误农活的农民，也在官府的宣传下，明白了“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
江南地区的学堂建设，同样如火如荼。苏州府的第一所帝国中学在阊门外落成，学堂内设立了国文、数学、格物、外语等课程，招收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学生。中学的教师中，既有精通传统经学的学者，也有从西洋留学归来的留学生，他们将中西知识融合教学，让学生们开阔了眼界。
苏州府的学生钱谦益（与前明士绅钱谦益同名），是一名绸缎商的儿子，他在帝国中学接触到了西洋的数学与格物学，对蒸汽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前只知道读圣贤书，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多新奇的学问。”钱谦益拿着格物课本，兴奋地对同学说，“我将来要考进帝国大学的工业系，学习制造蒸汽机，为帝国的工业发展出力。”
江南的士绅豪族，起初对新式学堂持观望态度，担心新式教育会动摇传统礼教。但当他们看到自家子弟在学堂中学到了实用的知识，甚至有学生被选拔到南京的工艺研究院学习后，纷纷主动出资支持学堂建设。苏州的晋商世家王氏，一次性捐赠白银十万两，用于扩建帝国中学的实验室与图书馆，成为江南士绅支持教育改革的典范。
西南边疆地区的学堂建设，则充分考虑了民族特色。在云南昆明，帝国小学设立了汉语与彝族语、白族语的双语教学课程，课本上不仅有简体汉字，还有民族文字的标注。当地的彝族土司木氏，主动将自家的宅院捐出，改建成帝国小学，还派遣族中的智者担任学堂的民族教师。
“以前我们彝族的孩子，只能跟着长辈学习放牧与打猎，现在能和汉族孩子一起读书，这是太祖皇帝给我们的恩典。”木氏土司看着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彝族孩童，感慨道，“只有让孩子们读书识字，才能明白事理，我们西南的民族，才能真正融入中华帝国。”
在学堂建设的同时，普通话与简体汉字的推广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礼部组织语言学者，以北京话为基础，制定了普通话的发音与声调标准，并编写了《普通话发音手册》，发放给各地的学堂教师。同时，简体汉字的推行也循序渐进，官府发布了首批五百个常用简体汉字表，要求学堂的课本、官府的文书一律使用简体汉字，对外则宣称“简化汉字，便于学习，启民智以固国本”。
在山东济南的帝国小学，教师们用普通话教孩子们朗读课文，孩子们虽然口音各异，但都努力模仿着标准的发音。十岁的学生李娟，来自山东农村，起初她说的家乡话与普通话相差甚远，在教师的耐心教导下，三个月后便能流利地用普通话交流。“学会了普通话，以后去北京、去江南，都能和别人说话了。”李娟拿着普通话手册，开心地说。
简体汉字的推广，更是让读书变得简单。前明的汉字笔画繁杂，一个“龙”字便有十数画，简化后仅需五画。在河南开封的扫盲班中，年过四十的农民刘大叔，只用了一个月，便学会了五百个简体汉字，能看懂官府的布告与简单的书籍。“以前看官府的告示，就像看天书，现在认识了字，才知道皇帝的政策都是为了我们百姓好。”刘大叔拿着识字课本，激动地对扫盲班的教师说。
帝国大学的建设，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华兴二年七月，中华帝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国子监的基础上改建落成。京师大学堂设立了军事、工业、农业、医学、文学、法学六个学院，招收全国的优秀学子，学制为四年。大学的教师阵容堪称豪华，既有国内的顶尖学者，也有聘请的西洋教授，如来自英国的物理学家、法国的医学家等。
京师大学堂的开学典礼上，王巢亲自出席，对首批入学的三百名学生发表讲话：“帝国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你们是中华帝国的未来。军事学院的学子，要为帝国守卫疆土；工业学院的学子，要为帝国发展实业；农业学院的学子，要为帝国振兴农桑；医学学院的学子，要为帝国救治百姓；文学与法学的学子，要为帝国传承文化、健全法治。朕期待着你们学成归来，为华兴盛世贡献力量。”
军事学院的学生赵勇，是护国大将军赵锐的侄子，他放弃了军中的职位，考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军事理论。“以前在军中，只知道拼杀，现在才明白，现代战争需要先进的战术与战略。”赵勇在课堂上学习西洋的军事着作，结合中华的兵法，写下了《帝国陆军战术革新论》，得到了军事学院教授的高度评价。
工业学院的学生宋安，是工部尚书宋应星的儿子，他在大学中系统学习了蒸汽机的原理与制造，毕业后进入南京的工艺研究院，参与新式蒸汽机的研发，仅用一年时间，便改良出了效率提升两倍的蒸汽机，为帝国的工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农业学院的学生们，深入全国各地的农村，推广新式粮种与种植技术；医学学院的学生们，在京城的医院实习，学习西洋的外科手术与中医的辨证施治，救治了无数百姓；文学与法学的学生们，有的成为了学堂的教师，有的进入了内阁与刑部，为帝国的文化与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教育改革的推行，让中华帝国的国民素质得到了显着提升。截至华兴三年底，全国已建成帝国小学一万两千所，接纳学生两百余万名；建成帝国中学三百所，接纳学生十万余名；京师大学堂及后续设立的南京大学、西安大学三所大学，共招收学生一万余名。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在北直隶、江南等发达地区达到了九成，即便是西南边疆地区，也达到了六成。
普通话的推广，让全国百姓的交流变得更加顺畅，消除了地域间的语言隔阂；简体汉字的推行，让识字率从原本的不足一成，提升到了三成，越来越多的百姓能够看懂官府的文书、阅读书籍，民智逐渐开启。
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小渔村里，十七岁的渔民之子陈海，通过帝国中学的考试，考入了京师大学堂的航海系（后并入工业学院）。他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全村的百姓都为他送行。“陈海，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为帝国的海军出力，让我们的渔船能在海上安全航行。”村长拍着陈海的肩膀，嘱咐道。
陈海望着远方的大海，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学成归来，让中华帝国的海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这样的故事，在中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上演。教育改革如同春雨，滋润着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壤，培养出了大批实用型人才，为帝国的工业、农业、军事、医学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王巢站在紫禁城的角楼上，看着京城内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学堂，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欢快上学的身影，心中满是欣慰。“教育兴，则国兴。”王巢轻声自语，“朕今日播下教育的种子，明日必将收获一个繁荣昌盛的华兴盛世。”
此时的夕阳，洒在京师大学堂的琉璃瓦上，金光璀璨。学堂内的读书声、实验室里的仪器碰撞声、操场上的呐喊声，交织成一首激昂的乐曲，奏响了中华帝国崛起的序曲。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普及运动，也将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华帝国发展历程中，最耀眼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