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市立医院太平间的夜班护工。这是我的故事，关于凌晨三点，以及那个我永远无法忘记的病房。
这一切要从三天前，7月24日那个诡异的夜晚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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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点45分，我换上白色的工作服，对着更衣室镜子系好最后一颗扣子。镜中的人面色苍白，眼袋深重——太平间夜班工作三年，任谁都会变成这副模样。
“陈默，今晚你负责三号冰柜区。”同事老张一边整理交接记录一边说，“还有，别像上周那样在休息室睡着了，王主任发现会扣钱的。”
我点点头，接过记录本。太平间夜班通常很平静，除了偶尔的遗体交接和家属临时探望，大部分时间只需要定时检查冷藏设备，确保一切正常运转。这份工作的恐怖之处不在工作内容，而在于长久的寂静和孤寂。
午夜12点整，我完成第一轮巡视。所有冰柜指示灯都正常，温度稳定在零下10度。太平间内只有制冷设备低沉的嗡鸣，以及我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凌晨1点，我在休息室泡了杯速溶咖啡，打开手机刷新闻。一条本地新闻引起我的注意：“市立医院老年科患者王某于昨日凌晨3点离世，家属感谢医护人员精心照料...”
我皱了皱眉。医院每天都有病人离世，这条新闻本不特别。但不知为何，“凌晨3点”这个时间点让我感到莫名不安。太平间夜班工作久了，人对死亡时间的敏感度会变得异常。
凌晨2点30分，我正准备进行第二轮巡视，手机突然响起。是住院部值班护士小林的电话。
“陈默，麻烦你来一下14楼b区病房，家属要求现在把遗体移走。”
“现在？”我看了眼时间，“医院规定夜间转运要在11点前完成，除非特殊情况。”
“是特殊情况。”小林的声音有些紧张，“家属非常坚持，说...说是逝者生前的愿望。”
我叹了口气。这种要求虽然不常见，但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有些家属相信特定的时辰转运遗体对逝者的“来世”有帮助，尽管医院不提倡这类迷信行为，但通常还是会尊重家属意愿。
“哪间病房？”
“1408，老年科单人病房。”
我心头一紧。1408，这个数字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我马上上去。”
挂断电话，我推起转运平车，乘坐专用电梯到达14楼。深夜的住院部走廊寂静得可怕，只有少数病房门口还亮着微弱的夜灯。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某种难以名状的气息，那是疾病、衰老和死亡共同酿成的味道。
我找到1408病房，轻敲房门。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眼睛红肿，但神情异常平静。
“我是太平间的陈默，来转运...”
“我知道。”老妇人让开身，“进来吧。”
病房里只开了一盏床头灯，光线昏黄。床上躺着一位老人，面容安详，像是睡着了。床边站着一位中年男人，应该是老人的儿子。
“我爸是凌晨三点整走的。”中年男人低声说，“他生前说，如果有一天他走了，希望能在三点到四点之间‘回家’。”
我点点头，没有多问。这类临终愿望各式各样，我听过更奇怪的。
按照程序，我确认了死亡证明和转运手续，然后开始小心地将逝者移到转运平台上。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老式闹钟，指针静止在三点整。
“这是...”我下意识地问。
“我爸的闹钟。”老妇人轻声说，“他一辈子早起，每天凌晨三点起床锻炼。这个钟陪了他四十年。”
我礼貌性地点点头，继续手上的工作。将遗体固定好后，我推着平车走向门口。临出门前，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闹钟。
指针依然停在三点。
但不知是不是光线的原因，我仿佛看到分针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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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遗体安置在三号冰柜区后，我完成了必要的记录工作。这时已经凌晨3点20分。按理说，我应该回到休息室，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心神不宁。
也许是被那个停在三点整的闹钟影响了。
我摇摇头，试图驱散这种不安。作为太平间工作人员，保持理性和冷静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死亡只是生命过程的终点，没什么好害怕的。
然而，当我准备离开冷藏区时，一阵轻微的“嘀嗒”声让我停下了脚步。
嘀嗒...嘀嗒...嘀嗒...
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太平间里格外清晰。那是机械钟表走动的声音。
我竖起耳朵，试图判断声音来源。它似乎来自三号冰柜区深处。我打开手电筒，循声走去。声音越来越清晰，最终停在了23号冰柜前——正是我刚安置的那位老人的位置。
嘀嗒声就是从冰柜内部传出的。
这不可能。冰柜内是零下十度的环境，任何机械装置在这种温度下都会停止工作。更何况，逝者除了寿衣外，没有携带任何个人物品，这是医院严格规定的。
我犹豫了几秒，还是打开了冰柜。
冷气扑面而来。老人安详地躺在里面，与刚才没有任何变化。我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发出声音的物品。
正当我准备关闭冰柜时，嘀嗒声又响起了。
这一次，声音不是来自冰柜内，而是来自我的身后。
我猛地转身，手电筒光束扫过空旷的走廊。什么都没有。
但嘀嗒声还在继续，忽远忽近，仿佛在太平间里移动。
我深呼吸，告诉自己这是幻听。长时间在寂静环境中工作，偶尔产生听觉错觉是正常的。我关闭冰柜，锁好，然后快步离开冷藏区。
回到休息室，我给自己倒了杯热水，手却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不安。
我决定查一下1408病房老人的信息。作为工作人员，我有权限查看基本的病历资料。
电脑屏幕上显示出老人的信息：王建国，82岁，老年科住院患者，死于心力衰竭。死亡时间：7月23日凌晨3点整。
普通的信息，没什么特别。
但当我翻到入院记录时，注意到一行小字：患者有长期睡眠障碍史，常抱怨凌晨三点后无法入睡，称“有人在床边看着他”。
我的脊背一阵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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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我强迫自己完成第三轮巡视。太平间一切正常，再也没有听到诡异的嘀嗒声。我告诉自己，那只是工作疲劳导致的幻觉。
早上8点，白班同事来接替。我交接完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医院。七月的阳光已经有些刺眼，街道上车水马龙，世界一如既往地运转着。
回到家，我倒头就睡。但睡眠并不安稳。
我梦见自己站在一个空旷的病房里，病床上躺着那位老人。床头柜上的闹钟指针疯狂旋转，发出震耳欲聋的嘀嗒声。我想离开，但门打不开。然后，闹钟停了，指针指向三点整。
老人缓缓睁开眼睛，看向我，嘴唇微动，似乎在说什么。
但我听不见。
我惊醒过来，浑身冷汗。看了眼手机，下午2点17分。我只睡了不到六小时。
接下来的两天，一切似乎回归正常。夜班，巡视，记录，下班。我没有再遇到异常情况，那个嘀嗒声再也没有出现。
直到7月27日，也就是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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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点50分，我照常开始夜班。老张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对了陈默，”他忽然想起什么，“你知道吗，14楼b区1408病房又被启用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么快？那个老人不是三天前才...”
“医院床位紧张，你懂的。”老张耸耸肩，“而且听说新病人是自己要求住那间的。”
“自己要求？”
“嗯，是个中年男人，说是...喜欢那个房间的朝向。”老张的语气有点古怪，“反正病人有权选择房间，只要有空位。”
老张离开后，我独自开始夜班工作。凌晨1点的巡视一切正常。凌晨2点，我在休息室小憩，却怎么也睡不着。1408病房的事情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凌晨2点45分，手机响起。又是小林护士。
“陈默，能...能请你来一下14楼吗？”她的声音比上次更紧张。
“又是1408？”我直接问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怎么知道？”
“猜的。什么事？”
“新病人...有点不对劲。”小林压低声音，“他一直说房间里有人，但病房里明明只有他自己。值班医生检查过，没什么问题，但他坚持说有。而且...”
“而且什么？”
“他说那个人一直坐在床边，看着闹钟。”
我握紧手机：“什么闹钟？”
“病人自己带来的，一个老式机械闹钟，就放在床头柜上。”小林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说那是他父亲的遗物。”
我闭上眼睛。事情开始串联起来了。
“陈默，你能上来看看吗？病人情绪很不稳定，我们怕他做出什么过激行为。他说...他说想见见‘那天晚上来转运的人’。”
我深吸一口气：“我马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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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点05分，我再次站在1408病房门口。这一次，房门虚掩着，透出昏黄的灯光。我轻敲两下，推门而入。
病房里的景象让我愣在原地。
床上坐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面色苍白，眼睛布满血丝。他双手紧握，身体微微颤抖。而床头柜上，赫然摆放着那个老式闹钟——和三天前我看到的一模一样。
“你...你就是那天晚上来的人？”男人盯着我，眼神里混合着恐惧和某种期待。
“我是陈默，太平间的夜班护工。”我谨慎地说，“听说您想见我？”
男人点点头，指了指床边的椅子：“请坐。我是王建军，王建国的儿子。”
果然。我坐下，等他开口。
王建军盯着那个闹钟，沉默了很长时间，才缓缓说：“我爸去世前，把这个闹钟给了我。他说...这个钟很特别。”
“怎么特别？”
“它会停在三点。”王建军的声音很轻，“不是坏了，是每到凌晨三点，它就会自动停止。不管你怎么调，怎么修，第二天凌晨三点，它一定会停。”
我看向那个闹钟。此刻，指针指向三点十分。
“但它现在在走。”我指出。
“是的，因为它现在在我这里。”王建军苦笑，“在我爸那里时，它总是停在三点。但奇怪的是，自从我爸住院后，这个钟又开始正常走动了。直到他去世那天凌晨三点，它又停了。”
我想起三天前看到这个钟时，指针确实停在三点整。
“您父亲提到过为什么会这样吗？”
王建军摇摇头：“他只说，这个钟和他有‘约定’。我小时候，曾有一次半夜醒来，看见我爸坐在床边，盯着这个钟。那时是凌晨两点五十五分。我就看着他，一直看到三点整，钟停了。我爸叹了口气，然后发现我醒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建军，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这个钟要是又停了，不要调它，让它停着。’我当时不懂，现在...”王建军的声音哽咽了，“现在我想我明白了。”
病房陷入沉默。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以及那个闹钟规律的嘀嗒声。
“王先生，您刚才说房间里有人...”我谨慎地问，“能具体描述一下吗？”
王建军猛地抬头，眼睛睁大：“你相信我？”
“我只是想了解情况。”我尽量保持专业态度。
他深吸一口气，指向床边：“就在那里，这几天晚上，凌晨三点左右，会有一个...人影，坐在那把椅子上。看不清脸，但能感觉到他在看着这个闹钟。”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那是一把普通的病房椅子，此刻空空如也。
“他出现多久了？”
“从我爸去世那晚开始。”王建军的声音颤抖起来，“第一晚，我以为是自己悲伤过度产生的幻觉。但第二晚、第三晚...他都会准时出现。而且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
“今晚呢？”
王建军看向闹钟：“今晚...他还没来。但现在才三点十五分。”
我看了眼手表，确实是三点十五分。但不知为何，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时间流逝的速度似乎不太对劲。
“王先生，我能看看那个闹钟吗？”我提出请求。
他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我拿起闹钟。它比看上去要重，外壳是黄铜材质，已经氧化变色，但保养得很好。表盘是罗马数字，玻璃罩上有细微划痕。我翻过来，看到背面刻着一行小字：时间会证明一切。
“这是我爸刻的。”王建军说，“他说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我将闹钟放回床头柜。就在这一瞬间，房间里的温度似乎下降了几度。
王建军突然僵住了，眼睛死死盯着那把空椅子。
“他...他来了。”他声音嘶哑。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起初什么也没看到。但渐渐地，椅子上的空气似乎开始扭曲，形成一个模糊的轮廓。那轮廓逐渐清晰，变成一个坐着的人形。
我看不清细节，但能辨认出那是一个老人的轮廓，微微佝偻，双手放在膝盖上。他的脸朝着闹钟的方向。
我的心脏狂跳起来。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但我的眼睛确实看到了某种东西。
“爸...”王建军低声呼唤。
那个人影没有反应，只是静静地坐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看了眼闹钟：三点二十分。人影已经清晰到我能看到衣着的轮廓——似乎是住院服。
“他每晚都这样？”我轻声问。
王建军点点头：“就是这样坐着，看着钟，直到...直到四点左右消失。”
“您尝试过和他说话吗？”
“试过，但他从不回应。”王建军的声音充满痛苦，“我想他可能有话要说，但说不出来。”
我凝视着那个人影，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放在床头柜上。
“您在做什么？”王建军问。
“也许他不能说话，但可能有其他方式沟通。”我说，虽然自己也不确定。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我们就这样静静坐着。病房里只有闹钟的嘀嗒声。那个人影始终一动不动，仿佛一尊雕塑。
三点三十五分，我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不是来电，而是收到了一条信息。我解锁屏幕，看到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短信，只有两个字：谢谢。
我愣住了。这个时间，谁会给我发这样的短信？
我看向王建军，他正专注地看着那个人影，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我悄悄收起手机，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三点四十分，病房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是小林护士，她脸色苍白：“陈默，王先生，你们没事吧？监控显示这个房间的温度异常下降，而且...”
她的话戛然而止，眼睛瞪大，显然也看到了椅子上的异常。
“那是...什么？”她声音颤抖。
“是我父亲。”王建军平静地说。
小林护士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我去叫值班医生。”
“等等。”我拦住她，“再等二十分钟。”
“可是...”
“就二十分钟。”我坚持，“到四点。”
小林犹豫了一下，点点头，但没有离开，而是站在门口，手紧握着门把手。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二十分钟。我们三人就这样看着那个人影，看着闹钟的指针缓慢移动。房间里的温度越来越低，我甚至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
三点五十五分，那个人影终于动了。
他缓缓转过头，不是看向王建军，而是看向我。
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正是三天前我转运的那位老人，王建国。但他的表情不是安详的，而是带着某种...歉意？
然后，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三个字：
“对不起。”
话音未落，闹钟的指针停在了四点整。
人影消失了。
房间的温度开始回升。
小林护士瘫软在门边。王建军泪流满面。而我，愣在原地，脑中反复回响着那三个字：对不起。
为什么要对我说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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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十分，值班医生赶到，但一切已经恢复正常。王建军情绪激动，医生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我和小林向医生简单说明了情况，当然，省略了超自然的部分。
“可能是悲伤引起的幻觉。”医生这样解释，“建议明天安排心理辅导。”
但我知道，那不是幻觉。
离开病房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闹钟。指针依然停在四点整。
小林送我进电梯时，低声问：“陈默，你相信...鬼魂存在吗？”
我想了想，回答：“我相信有些事，科学暂时无法解释。”
电梯门关闭，我开始下降。回到太平间时，已经凌晨四点三十分。我筋疲力尽，但睡意全无。
我拿出手机，再次查看那条神秘短信。“谢谢”两个字依然存在，但当我尝试回拨时，提示是空号。
我打开录音文件，播放刚才在病房的录音。前二十分钟都是闹钟的嘀嗒声和我们的呼吸声。但三点五十五分，就在老人说“对不起”的时候，录音里出现了一个额外的声音。
那是一个女人的抽泣声，非常轻微，但确实存在。
我反复听了几遍，确认不是幻听。那个声音很陌生，不是病房里任何人的。
一个可怕的猜测在我脑中形成。
我没有回休息室，而是回到了三号冰柜区，站在23号冰柜前。犹豫了很久，我打开了冰柜。
老人安详地躺在那里，和三天前一样。
但我注意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他的左手微微握拳，指缝间露出一点白色。
我小心地掰开他的手指，发现里面藏着一张小小的照片。
那是一张黑白老照片，已经泛黄。上面是一个年轻女人，笑得很灿烂。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的字迹：给建国，愿时光永驻。1965年春。
我盯着照片，突然明白了什么。
这个闹钟，这个病房，这些异常现象...也许不是为了王建军，也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照片上的这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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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医院档案室。凭借工作权限，我查阅了王建国的完整病历。
翻到婚姻状况一栏时，我愣住了。
上面写着：丧偶，1967年。
也就是说，照片上的女人在1967年就去世了，那时王建国还很年轻。
我继续翻阅，发现一份1967年的旧病历复印件。病人姓名：李秀兰，27岁，死于难产。死亡时间：4月15日凌晨三点。
而签字确认死亡时间的医生，正是年轻的王建国——他当时是住院医生。
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在我脑中拼凑起来。
王建国，年轻医生，凌晨三点见证妻子难产去世。之后，他的闹钟开始停在三点。五十五年后，他在同一个时间离世。而他的鬼魂，或者说是某种残留的意识，在头七期间回到病房，不是为了儿子，而是为了向一个迟到五十五年的道歉——也许是对妻子，也许是对命运。
那句“对不起”，可能不是对我说的。
而是透过时间，对1967年凌晨三点那个产房里的女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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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又要上夜班。出门前，我把那张老照片小心地夹在工作记录本里。
我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也许太平间会再次响起嘀嗒声，也许1408病房还会有异常，也许我会收到新的神秘短信。
但我知道，这份工作让我看到了生与死之间模糊的界限，看到了未了的心愿如何穿越时间的阻隔，看到了人类情感的力量如何超越肉体的消亡。
凌晨三点，我坐在太平间休息室，面前放着那个老式闹钟——王建军坚持要我保管它，说这是他父亲的遗愿。
指针即将指向三点整。
我屏住呼吸，看着秒针一步一步走向十二。
嘀。
嗒。
嘀。
嗒。
嘀。
指针重合，三点整。
闹钟没有停。
它继续走着，规律而坚定，仿佛承载着某个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终于得以履行。
我轻轻合上工作记录本，那张老照片安静地夹在里面。女人的笑容穿越了五十五年时光，依然灿烂。
窗外的城市依然在沉睡，而我知道，在这个医院的某个角落，生与死的对话仍在继续。
时间会证明一切。
而我的夜班，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