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岁的秋意比往年来得更急些。塞外的风卷着黄沙，才过了居庸关，就把直隶、山东的天空染得发灰——这风里裹着的不只是凉意，还有西北战场上传来的急报。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再犯边境，朝廷急调兵马往西塞驰援，粮草转运成了燃眉之急。兵部一道文书下来，各省需征调民间骡马，从州县起运，一路向西，直送军前。
文书到山东的时候，济南府的官署里正飘着秋雨。按察使把各州县令召来议事，长山县令杨承祖坐在末席，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官袍下摆的暗纹。他年近五十，颧骨高突，眼尾向下耷拉着，瞧着总带点不耐烦的倦意，可听到“征调骡马”四个字时，那双眼忽然亮了一下，像荒地里见了猎物的狼。
散会时，同州的几个县令凑在一处叹气。益都县令董世昌是个温厚人，搓着手道：“咱们这地方，农户养头驴都当宝贝，骡马更是稀罕。征调易，安抚难，得好好跟百姓说，按文书上的价码给足补偿才是。”莱芜县令范承勋接话：“可不是嘛，我那县多山地，农户靠骡马驮货下山换粮，真征走了，过冬的口粮都成问题。”新城县令孙秉彝年纪最轻，性子刚直，冷声道：“就怕有人借着‘公务’的由头，把好事办歪了。”
这话刚落，杨承祖从后面走过来，皮笑肉不笑地拍了拍孙秉彝的肩膀：“孙老弟年轻，不懂底下的门道。‘公务’二字，可松可紧，办得好，是为朝廷分忧；办得‘妥帖’，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他说这话时，声音压得低，眼神扫过三人，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转身就带着随从走了。董世昌望着他的背影，轻轻摇了摇头：“这杨令，素来爱占小利，这次怕要出乱子。”
果不其然，杨承祖回长山的第二天，就把县里的衙役、地保全召到了县衙。大堂上，他把兵部文书往案上一拍，厉声道：“朝廷征马，关乎军国大事！凡境内骡马，无论官家养的、商户用的、百姓私藏的，三日之内，尽数交到县衙来！谁敢隐匿，以通敌论处！”
底下的地保们面面相觑——文书上明明写着“自愿应征，按价补偿”，到杨承祖这儿，怎么就成了“尽数上交”？有个老地保颤巍巍地问：“大人，那补偿……”
“补偿？”杨承祖冷笑一声，抓起案上的惊堂木拍了下去，“朝廷军费紧张，哪来的闲钱给补偿？再说了，为朝廷出力，是百姓的本分！谁再提‘补偿’二字，先打二十大板！”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又缓了语气：“不过，你们办事得力，征上来的骡马里，挑些弱的、老的，赏给你们当脚力，也算是本县令的恩典。”
这话一出，地保们立刻懂了。杨令这是要借征马的名义，把全县的骡马都搜刮过来——好的他自己留着，要么卖钱，要么送给上面的官儿疏通关系；剩下的残次品，再赏给底下人，堵上他们的嘴。
接下来的三天，长山县彻底乱了。衙役们跟着地保，挨家挨户地搜。农户家里，刚买的骡驹被强行牵走，老农抱着马脖子哭，被衙役一脚踹开；小商户用来拉货的驴车，缰绳被硬扯断，货物翻在地上，没人管；就连寺庙里和尚用来驮经卷的老马，都被拉走了。不到三天，长山县的街头巷尾，再也见不到一头能跑的牲口，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关着门偷偷抹泪。
杨承祖把征来的骡马圈在县衙后院的空地上，足足有两百多匹。他每天傍晚都去看，摸着那些油光水滑的好骡马，嘴角就合不拢。心腹衙役凑过来问：“大人，这些马怎么办？送一部分去济南府交差？”
“急什么？”杨承祖眯着眼，“济南府那边，随便挑几十匹老弱的送过去就行。剩下的，等过阵子风声松了，卖到江南去——那边的盐商、粮商，正缺好骡马呢，一匹能卖十两银子。”他顿了顿，又道：“还有，周村那边，不是每月初一、十五有大集吗？听说来往的商户多，车马多，你带些健丁过去，把那些外来商户的骡马也‘征’过来。对外就说，长山的骡马不够，借他们的用用，等朝廷拨了马，再还。”
那心腹衙役心领神会，立刻点了十几个身强力壮的衙役，揣着杨承祖写的“征马文书”，往周村去了。
周村离长山不过三十里地，是青州、济南、兖州三府交界的大集镇。每月初一、十五，四面八方的商户都往这儿赶：山西来的盐商，拉着成车的潞盐；陕西来的皮货商，驮着狐裘、羊皮；江南来的布商，带着松江的棉布、苏绣的绸缎；还有本地的粮农、菜农，推着小车，赶着驴，把新鲜的粮食、蔬菜运到集上卖。集镇上的那条主街，从东头到西头，车马挤得水泄不通，骡马的嘶鸣声、商贩的吆喝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混在一处，热闹得能掀了天。
十月初一这天，天刚亮，周村的集就开了。山西商人王二和李老栓，赶着四匹黑骡，拉着一车潞盐，刚到街口，就被几个穿皂衣的衙役拦住了。为首的衙役把“征马文书”往王二面前一递，粗声粗气地说：“长山县令杨大人有令，朝廷征调骡马运粮，你们这四匹骡，先交出来，归县衙统一调度！”
王二愣了，赶紧作揖：“官爷，我们是山西来的，这骡是我们吃饭的家伙啊！拉着盐从山西过来，走了一个多月，就指望卖了盐，再用这骡拉点山东的杂粮回去。要是骡被征走了，我们俩怎么回去？”
“少废话！”那衙役一把推开王二，“什么你的我的？朝廷要用，就是朝廷的！再敢阻拦，以抗旨论处！”说着，就指挥其他衙役去解骡的缰绳。李老栓急了，扑上去想护着骡，被一个衙役一脚踹在地上，膝盖磕出了血。
周围的商户见了，都围过来求情，可衙役们根本不听。他们在集上转了一圈，见着好骡好马就抢，不管是商人的、农户的，甚至连镇上富户家里拉车的马，都被强行牵走了。不到一上午，衙役们就牵走了近百匹骡马，个个膘肥体壮。商户们看着自己的牲口被拉走，有的急得直哭，有的跳着脚骂，可衙役们有“文书”在手，又人多势众，谁也不敢真的反抗。
王二和李老栓坐在地上，看着四匹黑骡被衙役们牵远，眼泪都下来了。李老栓擦了擦眼泪，对王二说：“兄弟，咱们不能就这么认了。这骡没了，咱们回不去山西，家里的老婆孩子还等着呢！听说各州的县令都在济南府办事，咱们去济南府，找其他县令求求情，说不定能把骡要回来。”
王二点了点头，两人顾不上地上的盐车——盐被衙役们翻得乱七八糟，也卖不成了——揣着身上仅有的几两碎银子，徒步往济南府去。从周村到济南府，有一百多里地，两人都是生意人，平时赶路靠骡马，这会儿靠两条腿走，走得脚都磨出了泡，走了两天两夜，才总算到了济南府的城门口。
济南府是山东的省会，官署多，客栈也多。各州的县令来省里办事，大多住在城西的“悦来客栈”。王二和李老栓打听着找到悦来客栈时，正好遇上董世昌、范承勋、孙秉彝三人从客栈里出来，准备去按察使署议事。
王二和李老栓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跑过去，“扑通”一声就跪在了三人面前，放声大哭：“三位大人，救救我们吧！我们是山西来的商人，在周村赶集，骡被长山杨令的人抢走了，我们没法回家了啊！”
董世昌赶紧把两人扶起来，温声道：“起来说，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二抹了把眼泪，把杨承祖派衙役在周村抢骡马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李老栓也补充道：“不止我们俩，集上还有好多商户的骡马都被抢了，有陕西的、江南的，还有本地的农户，个个都急得没法子！杨令说征马，可连个收条都不给，也不提补偿，这不是明抢吗？”
孙秉彝听着，脸色越来越沉，拳头攥得咯咯响：“我就知道这杨承祖要搞鬼！文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征马要自愿、给补偿，他倒好，直接派人去抢！”
范承勋皱着眉：“可他是长山令，我们是外县的，直接管不了他。不过，这事确实过分，百姓和商户太冤了。”
董世昌叹了口气，看着王二和李老栓可怜的样子，说：“你们放心，我们三个既然知道了这事，就不能不管。正好我们今天要回客栈，一会儿就去找杨承祖，跟他说说这事，让他把抢来的骡马还回去。”
王二和李老栓连忙磕头：“多谢三位大人！多谢三位大人！”
三人把王二和李老栓安顿在客栈旁边的小店里，让他们先歇着，然后就往杨承祖住的房间去了。杨承祖也住在悦来客栈，他刚从外面回来，正让随从给他倒茶，听说董、范、孙三人来了，心里咯噔一下——他猜这三人多半是为了骡马的事来的，但面上还是装出热情的样子，赶紧开门迎客：“哎呀，董兄、范兄、孙老弟，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三人进了房间，杨承祖赶紧让随从摆上茶点，又吩咐下去，让客栈准备酒菜，说要好好招待三位同僚。董世昌见他热情，也不绕弯子，喝了口茶，就开口道：“杨兄，我们刚才在客栈门口，遇上两个山西商人，说是在周村赶集，骡马被你派去的人抢走了。这事……是真的吗？”
杨承祖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哦，你说这事啊！确实有这么回事。朝廷征调骡马，长山的骡马不够，我就让人去周村‘借’了些，都是为了给朝廷运粮，公事公办嘛。”
“公事公办？”孙秉彝忍不住插话，“杨兄，兵部的文书上写得很清楚，征马要‘按价补偿，不得强取’。你派人去周村，不问青红皂白就抢，不给补偿，也不给凭证，这怎么能叫公事公办？那些商户靠骡马吃饭，骡马被抢了，怎么活？”
杨承祖脸上的笑容淡了些，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悠悠地说：“孙老弟年轻，不懂办事的难处。我要是跟那些商户慢慢商量，跟他们说补偿，他们肯定不愿意把好骡马交出来。耽误了运粮的期限，这个责任，谁担得起？我这也是没办法，先把骡马征过来，等后面朝廷拨了补偿款，再给他们就是了。”
“可那些商户都是外地来的，等你‘后面’给补偿，他们早就走了，找谁要去？”范承勋也忍不住说，“杨兄，那些商户真的很可怜，尤其是那两个山西商人，就靠四匹骡拉货，骡被抢了，连家都回不去。你看能不能先把他们的骡马还回去，其他商户的，也慢慢商量着来？”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劝杨承祖把抢来的骡马还回去。杨承祖听着，心里越来越不耐烦——他好不容易抢来这么多好骡马，怎么可能轻易还回去？可这三人都是同僚，直接翻脸也不好看。他眼珠一转，拿起桌上的酒壶，给三人的酒杯都倒满酒，举起自己的杯子，笑着说：“三位兄台的心意，我懂。不过运粮的事紧急，骡马的事，咱们先不急着说。难得咱们几个同僚聚在一处，先喝酒，先喝酒！我提议，咱们行个酒令，助助酒兴，谁要是接不上来，就罚酒三大杯！”
董世昌、范承勋、孙秉彝见他想岔开话题，心里都有些不快，但也不好驳他的面子，只能先坐下。杨承祖清了清嗓子，先起了个令：“我这令有规矩，得说‘一天上、一地下、一古人’，然后左右问‘所执何物、口道何词’，接着把答案接上。我先来：天上有月轮，地下有昆仑，有一古人刘伯伦。左问所执何物，答云：‘手执酒杯。’右问口道何词，答云：‘道是酒杯之外不须提。’”
刘伯伦就是刘伶，西晋时的酒鬼，以嗜酒闻名。杨承祖选这个人，又说“酒杯之外不须提”，明摆着是想让三人别再提骡马的事，只喝酒聊天。
范承勋看了他一眼，也跟着接令：“天上有广寒宫，地下有乾清宫，有一古人姜太公。手执钓鱼竿，道是‘愿者上钩’。”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这话是暗指杨承祖借着征马的由头，设圈套抢商户的骡马，可又没明说，让杨承祖挑不出错来。
杨承祖听了，脸色微微一沉。孙秉彝瞧着他的样子，心里更气，接着说道：“天上有天河，地下有黄河，有一古人是萧何。手执一本《大清律》，他道是‘赃官赃吏’。”
萧何是汉朝的丞相，制定过律法，以公正闻名。孙秉彝直接说萧何手执《大清律》，道“赃官赃吏”，这分明是指着鼻子骂杨承祖是赃官！
杨承祖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不是羞的，是气的。他捏着酒杯，指节都泛了白，沉吟了半天，才强压着怒火，又接了一个令：“某又有之。天上有灵山，地下有太山，有一古人是寒山。手执一帚，道是‘各人自扫门前雪’。”
寒山是唐朝的诗僧，性格孤僻，“各人自扫门前雪”这话，是杨承祖在警告三人：少管我的闲事，管好你们自己县里的事就行了。
董世昌、范承勋、孙秉彝听了，都不说话了。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几人互相看着，脸上都有些尴尬——杨承祖把话说到这份上，再劝下去，怕是要翻脸了。
就在这时，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个少年走了进来，身穿宝蓝色的锦袍，腰束玉带，头戴小帽，长得眉清目秀，气质却傲岸得很。他走进来，也不管房间里的气氛有多僵，对着三人略一拱手，算是行了礼。
杨承祖正一肚子火没处发，见这少年贸然闯进来，还这么无礼，顿时怒了：“你是谁家的小子？敢随便闯我的房间！”
那少年却不搭理他，径直走到桌边，董世昌见他气度不凡，连忙起身，笑着说：“这位小兄弟，我们几个同僚在行酒令，你要是有兴趣，就坐下一起喝杯酒？”
少年笑了笑，摆了摆手：“酒且勿饮。我刚才在门外，听见诸公雅令，觉得有趣，也想献个丑，凑个热闹。”
杨承祖沉着脸，没说话——他倒要看看，这少年能说出什么来。董世昌和范承勋对视一眼，点了点头：“好啊，你说吧，我们听着。”
少年清了清嗓子，声音朗朗，传遍了整个房间：“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执三尺剑，道是‘贪官剥皮’。”
洪武朱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最恨贪官，制定了严酷的律法，贪官一旦被抓住，要被剥皮实草，挂在衙门口示众。少年这话，比孙秉彝的话更直接，简直是指着杨承祖的鼻子，说他该被剥皮！
董世昌、范承勋、孙秉彝先是一愣，随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董世昌笑得直拍桌子，茶盏里的茶水晃出大半，溅在官袍前襟也不在意；范承勋捋着山羊胡，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连声道“痛快、痛快”；孙秉彝最是年轻气盛，直接站起身，对着少年拱手：“小兄弟这话，可比我们几个拐弯抹角的，说得透彻！”
唯有杨承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铁青。他猛地一拍桌子，茶盘里的杯碟“哐当”乱响，指着少年的鼻子，声音都在发颤：“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生！竟敢在此妖言惑众，污蔑朝廷命官！来人啊，给我把他拿下，送到按察使署问罪！”
门外的两个衙役早听见里面的动静，这会儿得了命令，立刻提着水火棍冲进来，一左一右就往少年身边扑。可那少年却像没看见似的，依旧站在桌前，嘴角挂着淡淡的笑。等衙役的手快碰到他衣袖时，他身子轻轻一纵，竟像片羽毛似的，稳稳落在了八仙桌上——那桌子不过二尺宽，他站在上面，衣袍下摆都没晃一下，看得众人都愣住了。
杨承祖气得眼睛都红了，指着桌上的少年吼：“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打！把他从桌上拖下来，打断他的腿！”
两个衙役咬了咬牙，举着水火棍就往桌上的少年捅去。可就在这时，少年突然张开双臂，身子猛地一缩——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刚才还穿着锦袍的少年，竟化作了一只半大的鸮鸟！那鸮鸟羽毛呈深褐色，带着细碎的白斑，圆睁着两只金黄的眼睛，喙尖泛着冷光，“扑棱”一下就从桌上飞起来，撞开窗帘，径直飞出了窗外。
董世昌三人惊得站起身，凑到窗边往外看——那鸮鸟没飞远，落在了客栈院子里的老槐树上，歪着脑袋，朝房间里张望。紧接着，一阵清亮又带着几分戏谑的笑声，从鸮鸟喉咙里传出来：“哈……哈……贪官剥皮……剥皮……”
那笑声不像寻常鸮鸟的“咕咕”声，倒真像人在笑，一声声飘进房间，落在杨承祖耳朵里，比打他几巴掌还难受。他气得浑身发抖，抓起桌上的茶盏就往窗外砸去，茶盏“哐当”一声砸在树干上，碎成了几片，可鸮鸟只是往旁边跳了跳，笑声更响了。
“反了！反了！”杨承祖吼着，冲出门去，对着院子里的衙役、客栈伙计喊，“快！拿弓箭！拿石头！把这妖鸟打下来！谁能打死它，我赏他五十两银子！”
客栈里的人都被惊动了，伙计们拿着扫帚、扁担跑出来，衙役们则回房取了弓箭——他们原本是跟着杨承祖来济南府办事，随身带了防身的弓箭。一个衙役搭弓拉箭，瞄准槐树上的鸮鸟，“咻”的一声，箭射了出去，却擦着鸮鸟的翅膀，钉在了树干上。
鸮鸟扑棱了一下翅膀，飞到了更高的枝桠上，依旧歪着脑袋笑：“哈……打不着……赃官……赃官……”
杨承祖气得跳脚，又喊着让衙役再射。可那鸮鸟异常灵活，不管衙役怎么瞄准，箭都近不了它的身。有个伙计拿着石头扔过去，也只砸中了几片树叶。客栈里的住客都躲在门口、窗边看，有人偷偷议论：“这杨令也太过分了，抢了商户的骡马，还不许人说，连鸟笑他都容不下。”“你没听见那少年说的话？‘贪官剥皮’，这话没说错啊！”“那鸟怕不是神仙派来的，专门来治他的吧？”
这些话断断续续飘进杨承祖耳朵里，他又气又怕——气这妖鸟迟迟打不着，怕周围人的议论传出去，坏了他的名声。他正急得团团转，槐树上的鸮鸟突然停止了笑，展翅飞了起来，在院子上空盘旋了一圈，最后又朝房间的方向看了一眼，翅膀一振，朝着东边飞去，只留下一串渐渐远去的笑声，消失在济南府的街巷深处。
杨承祖站在院子里，胸口剧烈起伏，脸色白一阵青一阵。董世昌三人跟在后面出来，看着鸮鸟飞走的方向，心里都觉得解气，却又不敢表露得太明显。董世昌轻咳一声，走上前，对杨承祖说：“杨兄，算了吧，不过是一只野鸟，许是通些灵性，不必跟它计较。”
杨承祖瞪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现在哪还有心思计较董世昌的话？满脑子都是那少年化作鸮鸟的样子，还有那句“贪官剥皮”。他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心里隐隐发慌。
几人回到房间，气氛比刚才更僵了。杨承祖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董世昌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范承勋和孙秉彝，轻轻叹了口气：“杨兄，刚才的事，不管是少年也好，妖鸟也罢，说到底，都是因骡马之事而起。那些商户确实可怜，你要是能把抢来的骡马还回去，这事也就过去了，免得再生事端。”
“还回去？”杨承祖猛地抬起头，声音沙哑，“我征调骡马，是为了朝廷运粮，是公事！你们别以为刚才那妖鸟闹了一场，就能逼我把骡马还回去——没门！”他顿了顿，又恶狠狠地说：“还有，刚才那少年的话，你们谁也不许往外说！要是传出去，说我长山令被一只妖鸟骂作贪官，咱们谁都没好果子吃！”
董世昌三人见他油盐不进，还威胁人，心里都很不痛快。孙秉彝刚想反驳，被董世昌用眼神制止了——现在杨承祖正在气头上，再说下去也没用，反而会把关系闹得更僵。董世昌站起身，对杨承祖拱了拱手：“既然杨兄心意已决，那我们就不多劝了。时辰不早，我们还要去按察使署，先告辞了。”
说着，三人转身就走，连招呼都没再跟杨承祖打。出了房门，孙秉彝忍不住骂道：“这杨承祖，真是无可救药！都被妖鸟警告了，还不知悔改！”
范承勋摇了摇头：“他贪了那么多骡马，哪舍得还回去？只是可惜了那些商户，尤其是那两个山西商人，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董世昌叹了口气：“我们先去告诉王二和李老栓，让他们别抱太大希望。另外，杨承祖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等我们回了各自的县，写封联名信，把他强征骡马、搜刮百姓的事，如实禀报给按察使大人，让上面来管管他。”
两人都点了点头——这是眼下唯一能帮那些商户的办法了。
三人找到王二和李老栓，把跟杨承祖交涉的经过，还有刚才鸮鸟的事，都跟他们说了。王二和李老栓听了，脸色都垮了下来。李老栓抹了把眼泪：“三位大人，那可怎么办啊？我们的骡要不回来，真的回不去山西了……”
董世昌拍了拍他的肩膀，温声道：“你们别太着急。我们已经打算写联名信，把杨承祖的事禀报给按察使大人。按察使大人是个公正的官，只要他知道了实情，肯定会管的。你们先在济南府等着，等我们的消息。”
王二和李老栓没办法，只能点头答应。他们身上的银子快花光了，只能退了小店的房，搬到客栈旁边的破庙里住，每天就靠买两个馒头充饥，盼着按察使大人能尽快查清此事。
而杨承祖，自那天被鸮鸟闹过之后，心里就一直不踏实。他不敢再留在济南府——总觉得客栈里的人看他的眼神不对劲，好像都在背后议论他。没等按察使署的事办完，他就找了个“长山突发急事，需回去处理”的借口，带着随从和抢来的那些骡马，匆匆忙忙回了长山。
回长山的路上，杨承祖一直心神不宁。他坐在马车上，总觉得车顶有声音，撩开帘子一看，又什么都没有。随从见他脸色不好，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他总不能说，自己怕那只鸮鸟追过来吧？
好不容易回到长山，杨承祖把抢来的骡马重新圈在县衙后院，又派了十几个衙役日夜看守，生怕出什么岔子。可即便这样，他还是睡不好觉——夜里躺在床上，总觉得窗外有鸮鸟的笑声，一睁眼，又什么都没有。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打骂衙役、下人，县衙里的人都怕他怕得要命。
过了大概半个月，济南府那边传来消息——董世昌、范承勋、孙秉彝三人的联名信，真的递到了按察使手里。按察使看了信，又派人去长山、周村查访，证实了杨承祖强征骡马、搜刮百姓的事，气得不行，当即写了奏折，把杨承祖的所作所为禀报给了朝廷。
杨承祖得知消息后，彻底慌了。他知道，按察使的奏折一递上去，朝廷肯定会派人来查。他赶紧把心腹衙役叫过来，让他们把圈在后院的骡马，一部分偷偷卖掉，换成银子，一部分送给上面的官员，想让他们帮自己说好话。
可他动作还是慢了——没过多久，朝廷派的钦差就到了长山。钦差带着兵丁，直接闯进县衙，把杨承祖抓了起来，又去后院查抄了那些还没来得及处理的骡马。百姓们听说杨承祖被抓了，都跑到县衙门口看热闹，有的拍手叫好，有的往地上吐唾沫，还有人哭着说：“终于把这个贪官抓起来了！我的骡终于能要回来了！”
钦差在长山查了三天，把杨承祖强征骡马、卖马敛财、欺压百姓的罪证，查得一清二楚。随后，钦差就把杨承祖押解回了京城，交由刑部审理。
消息传到济南府，董世昌三人都松了口气。他们赶紧派人去破庙里找王二和李老栓，告诉他们杨承祖被抓了，他们的骡马能要回来了。王二和李老栓听了，当场就哭了，不是伤心，是高兴——他们终于能回山西，能见到家里的老婆孩子了。
没过多久，刑部的判决下来了：杨承祖身为县令，借公务之名搜刮百姓，贪污勒索，罪大恶极，判“斩监候”，秋后处决；他搜刮来的骡马，全部归还给原主；那些帮他抢骡马的衙役，也都被杖责、流放。
长山的百姓，还有那些被抢了骡马的商户，都领到了自己的牲口。王二和李老栓赶着失而复得的四匹黑骡，拉着剩下的盐，踏上了回山西的路。临走前，他们特意去了一趟悦来客栈，想找找那个化作鸮鸟的少年，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们不知道，那少年本就不是凡人，只是看不惯杨承祖的贪虐，特意来警示他罢了。
杨承祖被关在京城的大牢里，等着秋后处决。他在牢里，每天都能听到鸮鸟的笑声——有时候在窗外，有时候在墙角，一声声“贪官剥皮”，听得他心神俱裂。他知道，这是那只鸮鸟在盯着他，等着他伏法。
到了秋后，杨承祖被押赴刑场。临刑前，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只鸮鸟，落在刑场旁边的高杆上，歪着脑袋，看着他笑。杨承祖吓得魂飞魄散，大喊着“饶命”，可刽子手的刀已经落了下来。刀光闪过，鸮鸟展翅飞走，笑声渐渐远去，仿佛在说：“贪官伏法，大快人心……
杨承祖伏法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山东各州府。不管是官还是民，提起这事，都忍不住感慨——有的人说，杨承祖是自作自受，贪得无厌，落得这个下场，活该；有的人说，董世昌、范承勋、孙秉彝三人，敢为百姓说话，是难得的好官；还有更多的人，在说那只化作鸮鸟的少年——有人说，那少年是天上的神仙，专门下来惩治贪官；有人说，他是前朝的忠臣，死后魂魄不散，见不得贪官污吏；还有人说，他就是一只通人性的鸮鸟，看不惯杨承祖作恶，才化作人形，警告他。
这些说法，越传越玄，最后连济南府的按察使都听说了。按察使是个不信鬼神的人，可听了董世昌三人的描述，还有客栈伙计、住客的证词，也忍不住犯嘀咕——那少年化作鸮鸟的事，那么多人亲眼所见，总不能是假的。他叹了口气，对身边的幕僚说：“不管那少年是神是鬼，是鸟是人，他做了一件好事——警醒了我们这些做官的，要是敢贪赃枉法，就算没人管，天也会管。”
自那以后，山东各州府的县令，再不敢像杨承祖那样借公务之名搜刮百姓。遇到征调、赋税之类的事，都小心翼翼，生怕惹得百姓不满，也怕“鸮鸟”再来警告。董世昌在益都，范承勋在莱芜，孙秉彝在新城，都尽心尽力为百姓办事，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兴办学校，深受百姓爱戴——百姓们都说，这是那只“鸮鸟”的功劳，是它让这些官儿不敢变坏。
而周村的集市，自杨承祖的事之后，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每月初一、十五，四面八方的商户依旧赶着骡马、拉着货物来赶集，只是再也没有衙役敢来强抢骡马了。商户们赶集时，偶尔会看到几只鸮鸟落在集镇旁边的树上，圆睁着金黄的眼睛，看着来往的车马。有人见了，会笑着说：“看，那是来帮我们看着骡马的，有它在，贪官不敢来。”
王二和李老栓回到山西后，也把在山东的经历跟同乡们说了。山西的商户们听了，都对那只“鸮鸟”心存感激——要是没有它，王二和李老栓的骡马要不回来，以后他们去山东赶集，也得被杨承祖那样的贪官欺负。后来，山西的商户们去山东赶集，都会特意带些小米、豆子，撒在周村旁边的树下，说是给“鸮鸟”吃的。
时间一长，“鸮笑惩贪”的事，就成了山东、山西一带的民间传说。老人给孩子讲故事时，会讲“有个贪官抢了商户的骡马，被一只会笑的鸮鸟盯上了，最后贪官被砍了头”；说书先生在茶馆里说书，也会把这事编进段子里，每当说到“洪武朱皇帝，手执三尺剑，道是‘贪官剥皮’”时，台下的听众都会拍着桌子叫好。
有一年，蒲松龄先生从淄川去济南府访友，路过周村。他在周村的茶馆里喝茶时，听茶馆老板讲了“鸮笑惩贪”的事，听得入了迷。蒲先生一生喜搜集奇闻异事，觉得这事虽奇，却透着一股正气——它不像别的狐鬼故事那样，只是讲些情爱、报恩，而是借着一只鸮鸟，骂了贪官，赞了公道，这是百姓心里最真实的期盼。
蒲先生拉住茶馆老板，细细打听了杨承祖的所作所为、董范孙三公的义举，还有那少年化作鸮鸟的细节——老板说得活灵活现，连杨承祖当时的脸色、鸮鸟的笑声，都描述得一清二楚。蒲先生听得认真，还拿出纸笔，把这些细节都记了下来。
后来，蒲先生回到淄川，整理自己搜集的奇闻时，看到了关于“鸮笑”的笔记。他想了想，提笔在纸上写下“鸮笑”两个字，作为篇名，然后把杨承祖的贪、三公的义、少年的奇、鸮鸟的趣，一一写了下来。写到最后，他忍不住加了一段“异史氏曰”，就是我们最初看到的那段话——他感叹，朝廷征马本是为了军需，圣明天子也想着给百姓补偿，可偏偏有杨承祖这样的贪官，借着公务之名，搜刮百姓，把好事办坏了；寻常人都厌鸮鸟的笑，觉得不吉利，可这只鸮鸟的笑，比凤凰的鸣叫声还要好听，因为它笑的是贪官，为的是百姓。
写完这篇《鸮笑》，蒲先生把稿子放在案头。夜里，他坐在灯前，看着窗外的月光，忽然听到院外的老树上，传来一声清亮的鸮鸣——那声音不像寻常的鸮叫，倒真像人在笑，轻快又爽朗。蒲先生笑了笑，对着窗外轻声说：“你这小家伙，是来看看我写的稿子，合不合心意吗？
窗外的鸮鸣又响了一声，像是应和，又像是带着几分戏谑的认可。蒲先生放下笔，走到窗边，借着月光往老树上看——树影婆娑里，果然立着一只深褐色带白斑的鸮鸟，金黄的眼睛在夜里亮得像两粒碎星，正歪着脑袋朝他这边望。他没出声惊扰，只是轻轻点了点头，那鸮鸟便扑棱着翅膀，悄无声息地融进了夜色里，只留下枝桠轻晃的微响。
蒲先生回到案前，看着纸上“鸮笑”二字，指尖在墨迹未干的“异史氏曰”上轻轻摩挲。他想起在周村茶馆里，老板说的那句“这鸮鸟的笑，听着比戏台上的快板还解气”——百姓的心思最是直白，他们不管什么神鬼之说，只认“公正”二字。杨承祖贪得无厌，抢了他们吃饭的家当，他们敢怒不敢言；少年化作鸮鸟，骂出“贪官剥皮”，替他们出了胸中恶气，这鸮鸟的笑，自然就成了最顺耳的声音。
后来，蒲先生把《鸮笑》编入《聊斋志异》，稿子传抄出去时，最先在山东的文人圈子里传开。有个曾在济南府做过幕僚的老儒，读了这篇文字，特意派人给蒲先生送了封信，信里说：“杨承祖伏法那年，我恰在按察使署当差，亲见钦差查抄长山衙署——后院圈着的骡马，足有三百余匹，个个膘肥体壮，其中有二十多匹，耳后都烙着‘晋商’的小印，正是当年周村被抢的商户之物。钦差让人把骡马牵到府衙前，贴出告示，不到三日，赶来认马的商户就排了半条街，有山西的、陕西的，还有江南来的布商，一个个抱着马脖子哭，那场面，我至今记得。”
蒲先生读了信，又在《鸮笑》的稿子里添了一笔细节——只是后来刻书时，因篇幅所限，没能全录进去。他原本还想再去一趟长山，找当年见过鸮鸟的衙役、百姓聊聊，可那时他已年近六旬，腿脚不便，这事便搁了下来。但他心里一直记着，那只鸮鸟的笑，不是凭空来的，是百姓心里的气、眼里的盼，借着一只鸟的嗓子，喊了出来。
再说长山县，自杨承祖被斩后，换了一任新县令，姓周，是个寒门出身的读书人，深知百姓疾苦。周县令到任第一天，就去了县衙后院——那里曾圈着杨承祖抢来的骡马，如今空着，只留下满地干草和骡马踩出的蹄印。他站在空院子里，对身边的衙役说：“杨令的下场，你们都看见了。往后在长山当差，记住一条——百姓的东西，一根针、一粒米，都不能碰；百姓的难处，能帮一把，就多帮一把。”
周县令说到做到。他到任当年，长山遭了旱灾，田里的庄稼枯了大半。他一边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税，一边带着衙役、百姓挖井、修渠，从十里外的河里引水灌田。百姓们见新县令不贪不占，还真心实意为他们办事，都愿意跟着他干。有天夜里，周县令带着人在渠边守着水，忽然听到头顶有鸮鸟的笑声，抬头一看，一只鸮鸟落在渠边的柳树上，正看着他们笑。身边的衙役吓得往后退，周县令却笑着说：“这是来给我们鼓劲的呢，别怕。”第二天，渠里的水就引到了田里，枯了的庄稼渐渐转绿，那年秋天，竟还收了半季的粮食。
自那以后，长山百姓更觉得，那只鸮鸟是“护县鸟”——只要县令是好官，它就会来；要是有贪官来，它肯定还会来“笑”。后来，长山县衙的后院里，专门种了几棵槐树，有人说，是周县令让人种的，给鸮鸟留个落脚的地方。每年春天，槐花开的时候，总有人看到鸮鸟落在树枝上，看着县衙的方向，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
而董世昌、范承勋、孙秉彝三人，后来也都升了官。董世昌因为为官清廉、体恤百姓，被调往江南，做了苏州知府——苏州是富庶之地，过往的官员多有贪腐，可董世昌在任五年，离任时，箱子里只有几件旧官袍和一捆百姓送的稻穗，百姓们夹道相送，哭着喊“董青天”。范承勋去了陕西，做了延绥道台，负责边境的粮草转运——他想起当年杨承祖借运粮之名贪腐的事，特意制定了“粮草出入册”，每一笔粮食、每一匹骡马，都记得清清楚楚，还让百姓代表一起监督，五年里，延绥的粮草转运从没有出过一点差错。孙秉彝年纪最轻，后来调往京城，在刑部任职，他断案公正，尤其痛恨贪官污吏，凡遇贪腐案，查得比谁都严，有人劝他“做人留一线”，他却说：“当年在济南府，见那鸮鸟笑骂贪官，我就记着——公正二字，不能留一线，留了一线，百姓就多受一分苦。”
三人后来虽在不同地方为官，却一直有书信往来。每年逢年过节，信里除了问安，总会提到《鸮笑》那篇文字。有一年，孙秉彝在信里对董世昌说：“前几日读蒲留仙先生的《聊斋》，又看了《鸮笑》，想起当年在悦来客栈，那少年化作鸮鸟飞走时，杨承祖气得跳脚，我们三人在窗边偷笑——那场面，仿佛就在昨天。如今想来，不是那少年是妖是仙，是我们当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那少年的话，那鸮鸟的笑，替我们把气顺了。”
董世昌读了信，笑着回信：“是啊，当年我们三个，不过是外县县令，管不了杨承祖，只能借着酒令说几句公道话。若不是那只鸮鸟闹了一场，杨承祖未必会慌，按察使大人也未必会那么快知道实情。说到底，是天不藏奸，民不欺善。”
日子一年年过去，“鸮笑惩贪”的故事，在民间传得越来越广，也越来越鲜活。有人说，后来在苏州，有个贪官想借着修桥的名义敛财，夜里就听到鸮鸟在衙署屋顶笑，笑了三天三夜，那贪官吓得连夜辞官跑了；还有人说，在陕西的延绥，有个管粮草的小吏，想偷偷卖几担粮食换钱，刚把粮食运出粮仓，就被一只鸮鸟跟上了，一路叫着“赃官、赃官”，引着百姓来了，那小吏当场就被抓了。这些说法，真假难辨，可百姓们都愿意信——他们信的不是鸮鸟，是“善恶有报”的道理，是“贪官必遭惩”的期盼。
蒲先生去世那年，《聊斋志异》的全本刚刚刻成。有个当年在周村被抢过骡马的老商户，听说蒲先生写了《鸮笑》，特意让儿子从山西赶到淄川，买了一本刻本，带回家里，供在堂屋的桌上。老商户每天都要翻开看看，看到“少年跃登几上，化为鸮，冲帘飞出”那段，就会指着文字，对孙子说：“你看，就是这只鸟，帮爷爷把骡马要了回来。往后你长大了，不管做什么营生，都要学这只鸟——见了不公的事，别怕，该说就说；见了贪财的人，别学，要走正路。”
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伸手摸了摸书页上“鸮笑”两个字，问：“爷爷，那只鸟现在还在吗？”
老商户抬头，望着窗外的天空，笑了：“在呢。它在周村的槐树上，在长山的衙署后，在济南府的老街上——只要还有公正，还有好人，它就一直在。”
那天傍晚，老商户家的院墙上，落了一只深褐色带白斑的鸮鸟，歪着脑袋，看着堂屋里的祖孙俩，喉咙里发出一声清亮的笑，像风吹过铜铃，又像百姓心里的话，轻轻落进了时光里。
后来，有人在山东、山西的古道旁，看到过一块小小的石碑，碑上没有名字，只刻着一行字：“鸮笑一声，贪吏心惊；正气长存，民心安宁。”没人知道是谁立的碑，也没人知道立碑的年月，只知道每年春天，石碑旁都会长出几丛野草，夏天的时候，会有鸮鸟落在碑上，静静地站着，看着来往的车马、赶路的百姓——那些百姓里，有赶着骡马去赶集的商户，有扛着锄头去田里的农夫，有背着书箱去赶考的书生，他们走过石碑时，有的会停下来，摸一摸碑上的字，有的会对着碑旁的鸮鸟笑一笑，然后继续赶路，脚步轻快，心里踏实。
就像蒲先生在“异史氏曰”里写的那样——圣明天子爱惜民力，可奉行者若存了贪念，再好的事也会变味；鸮鸟的笑，本是世人厌弃的不祥之声，可当它笑的是贪官、护的是百姓时，那笑声，便比凤鸣更动人，比钟鼓更响亮，因为它藏着的，是最朴素的道理，是最坚实的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