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的正月，长安城尚笼罩在冬末春初的料峭寒意中。昨日或许还被称为乾封三年，但一道自大明宫颁出的明黄诏书，如同一声沉闷的春雷，宣告了一个崭新年号的诞生。
诏书以骈俪华章写就，先颂扬先帝太宗遗烈，再述当今陛下（李治）继承大统以来，“乾封”年间文治武功，尤其是“廓清寰宇，东夷耆服”（暗指高句丽战事的顺利进展），继而笔锋一转，言及“法度彰明，礼乐攸叙”之重要。最终，诏书的核心旨意清晰呈现：
“朕闻天道玄默，而成化者章；圣人无为，而成功者总。……可改乾封三年为总章元年。……宜命有司，详定明堂之制，考工择地，克日兴作，以章文明之治，以总万物之序……”
“总章”二字，取自《尚书》“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御事，各率其属，以归于周，王乃总章天下”之典，寓意明确——皇帝陛下将总揽纲纪，彰明制度，使天下万物各得其序。而其中尤为关键的，便是确立并兴建作为天子布政、祭祀、宣教核心场所的明堂。这不仅是礼制上的完善，更被赋予了“总成万物而章明之”的象征意义，是皇权至高无上、统御万方的精神宣言。
诏书明发天下，顷刻间传遍京畿。官吏士人争相传阅、议论，市井百姓虽不解深意，却也知换了年号，是朝廷大事，街头巷尾多了几分新年的谈资。长安城似乎因这一纸诏书，而从冬日的沉寂中苏醒过来，注入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关乎“制度”与“秩序”的严肃气息。
紫宸殿内，炭火驱散着寒意，却驱不散李治眉宇间那浓得化不开的疲惫与病气。他半倚在御榻上，身上盖着厚厚的锦裘，手中捧着一份刚刚用印的、关于明堂规制草案的奏疏。殿内侍立的宦官宫女皆屏息凝神，不敢发出丝毫声响。
“明堂……明堂……”李治低声重复着，目光落在奏疏上那些关于方位、尺寸、结构的繁复描述上，眼神却有些涣散。改元“总章”，大力推动明堂之制，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高句丽战事虽顺，但他自身的风疾却日益沉重，精力愈发不济。他需要一种方式，一种超越具体政务、甚至超越个人健康状态的方式，来重申和巩固皇权的绝对权威。这“总章”之治，这彰明制度的明堂，便是他对抗现实无力感、编织帝国完美秩序梦想的载体。他仿佛能通过这宏大的礼制建设，向天下臣民，也向他自己证明，他李治，依然是那个能够“总章天下”的帝王。
“陛下，诏书已颁，群臣称贺。”内侍省官员小心翼翼地禀报。
李治“嗯”了一声，并未抬头，只是将奏疏握得更紧了些，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一阵熟悉的眩晕感袭来，他不得不闭上眼，深吸了几口气，才勉强压下那份不适。梦想的蓝图已然铺开，但支撑这梦想的躯体，却如此不争气。
与此同时，蓬莱殿中，武媚也刚刚听尚宫念完了改元诏书的抄本。她端坐于凤座之上，面容平静，看不出喜怒。
“总章……明堂……”她唇角勾起一丝极淡的、意味深长的弧度，“陛下圣虑深远，欲以此彰明治道，实乃江山社稷之福。”
她表示出全力的支持，甚至主动提出要亲自过问明堂兴建的部分事宜，确保其符合礼制，不负陛下厚望。然而，在她那深邃的眼眸底处，闪动的却是冷静的盘算。李治沉浸于这类礼制、名分的“大事”，正好将她从繁杂琐碎的日常政务中进一步解脱出来，让她能更专注于实质性的权力布局和人事安排。“总章”所强调的秩序与法度，在她看来，未尝不能成为她日后行为合乎“礼法”的依据。皇帝总章万物于明堂，皇后母仪天下于内帷，这“二圣”并尊的格局，正需要这样的宏大叙事来装点和巩固。
诏启新元，梦想的舟船已然扬起风帆。然而，这艘舟船是驶向海晏河清的盛世，还是在现实的暗礁与潜流中艰难前行，唯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长安城上空，“总章”二字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悬挂在每一个关心帝国命运的人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