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纪三，从公元600年（庚申年）到公元603年（癸亥年），共四年。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庚申年）
春天二月，熙州人李英林造反。三月辛卯日，任命扬州总管司马河内人张衡为行军总管，率领五万步兵和骑兵前去讨伐并平定了叛乱。
贺若弼又因为犯事被关进监狱，皇帝数落他说：“你有三个太过分的地方：嫉妒心太重，自以为是、看别人不顺眼的心太重，目无尊上的心太重。”不久之后又把他放了。过了些日子，皇帝对身边的大臣说：“贺若弼准备讨伐陈国的时候，对高颎说：‘陈叔宝肯定能被平定。但会不会出现飞鸟打光了，良弓就被收起来的情况呢？’高颎说‘肯定不会。’等到陈国被平定，贺若弼马上就索要内史的官职，又想要仆射的职位。我对高颎说：‘功臣就应该授予勋官，不适合参与朝政。’贺若弼后来又对高颎说：‘皇太子跟我，那是无话不谈。您以后说不定还得靠我帮忙呢，干嘛这么见外！’他又想着去广陵，还惦记荆州，这些可都是容易引发动乱的地方，他这心思一直都没改。”
夏天四月壬戌日，突厥达头可汗侵犯边塞，皇帝下诏命令晋王杨广、杨素从灵武道出兵，汉王杨谅、史万岁从马邑道出兵去攻打突厥。
长孙晟率领归降的人担任秦州行军总管，受晋王杨广指挥。长孙晟发现突厥人都饮用泉水，觉得可以在水里下毒，于是取来各种毒药投到泉水上游，突厥的人和牲畜喝了很多都死了，突厥人吓坏了，说：“老天降下毒水，这是要灭亡我们啊！”于是趁夜逃走。长孙晟带兵追击，斩杀一千多人。
史万岁出了边塞，到达大斤山，和突厥军队相遇。达头可汗派使者来问：“隋朝将领是谁？”侦察骑兵报告：“是史万岁。”突厥又问：“是不是当年敦煌的戍卒啊？”侦察骑兵回答：“是。”达头可汗害怕了，带兵撤退。史万岁快马追击一百多里，发起猛攻，把突厥打得大败，斩杀几千人；继续追击败逃的突厥人，深入沙漠几百里，直到突厥人逃得远远的才返回。皇帝下诏让长孙晟再回到大利城，安抚新归附的人。
达头可汗又派他弟弟的儿子俟利伐从沙漠东边进攻启民可汗，皇帝又派兵帮助启民可汗守住要道；俟利伐战败，逃进沙漠。启民可汗上表感谢说：“大隋的圣人可汗爱护百姓，就像天覆盖万物，地承载万物一样。我染干（启民可汗）就像枯树重新长叶，枯骨重新长肉，千世万世，都愿意为大隋放牧牛羊。”皇帝又派赵仲卿为启民可汗修筑金河、定襄两座城。
秦孝王杨俊长期生病，卧床不起，派人上表向皇帝谢罪。皇帝对他的使者说：“我费尽心力开创这份大业，制定规矩，做出榜样，就希望臣下们能遵守。你作为我的儿子，却想败坏这些，真不知道该怎么责备你！”杨俊又惭愧又害怕，病情越发严重，皇帝于是又封杨俊为上柱国；六月丁丑日，杨俊去世。皇帝哭了几声就停下了。杨俊生前做的那些奢华华丽的东西，皇帝都下令烧掉。王府的属官请求为杨俊立碑，皇帝说：“要是想留名，一卷史书就够了，立碑有什么用！要是子孙后代守不住家业，这碑不过是给别人当镇石罢了！”杨俊的儿子杨浩，是崔妃所生；庶子叫杨湛。大臣们迎合皇帝的意思，上奏说：“汉朝栗姬的儿子刘荣、郭皇后的儿子刘强，都因为母亲被废而受牵连，现在秦王的两个儿子，母亲都有罪，不适合继承王位。”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让秦国的官员主持丧事。
当初，皇帝让太子杨勇参与决断军国政事，杨勇提出的意见，皇帝大多都采纳了。杨勇性格宽厚，行事随性，不喜欢伪装自己。皇帝生性节俭，杨勇曾经把蜀地的铠甲装饰得很华丽，皇帝看到后很不高兴，告诫他说：“从古到今，帝王要是喜欢奢侈，没有能长久的。你作为皇位继承人，应该把节俭放在首位，这样才能继承宗庙。我以前穿过的衣服，都留了一件，时不时看看，用来告诫自己。我怕你现在当了皇太子，就忘了以前的事，所以把我以前带过的一把刀赐给你，还有一盒腌菜，这是你以前做上士的时候经常吃的。要是你还记得以前的事，就应该明白我的心意。”
后来到了冬至，百官都去拜见杨勇，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祝贺。皇帝知道后，问大臣们：“最近听说冬至那天，朝廷内外百官都去东宫朝见，这算什么礼节？”太常少卿辛亶回答说：“对东宫来说，这是祝贺，不能说是朝见。”皇帝说：“祝贺的话，也就三五十人，随意去去就好了，怎么能由官府征召，一下子全都聚集过去！太子还穿着礼服，安排乐队来接待，这合适吗？”于是下诏说：“礼仪是有等级差别的，君臣不能混淆。皇太子虽然是皇位继承人，但从道理上来说也是臣子，而各地官员在正月朝贺，进献当地的贡品，却另外送到东宫，这不符合规定，应该全部停止！”从这以后，杨勇得到的恩宠开始减少，皇帝对他也渐渐产生猜疑和隔阂。
杨勇有很多姬妾，昭训云氏最受宠爱。他的妃子元氏不受宠，得了心病，两天就去世了，独孤皇后怀疑有别的原因，就责怪杨勇。从这以后，云昭训掌管了东宫的内部事务，生下了长宁王杨俨、平原王杨裕、安成王杨筠；高良娣生下安平王杨嶷、襄城王杨恪；王良媛生下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成姬生下颍川王杨煚；其他姬妾生下杨孝实、杨孝范。独孤皇后心里越发不满，经常派人去监视，想找出杨勇的过错。晋王杨广呢，就特别会伪装，只和萧妃住在一起，后宫姬妾生了孩子他都不养育，独孤皇后因此多次称赞杨广贤德。朝廷里掌权的大臣，杨广都尽心和他们结交。皇帝和皇后每次派身边的人到杨广那里，无论来人身份贵贱，杨广一定会和萧妃到门口迎接，准备丰盛的食物，送上厚礼；就连婢仆往来，也没有不称赞他仁爱孝顺的。皇帝和皇后曾经到杨广的府邸，杨广把漂亮的姬妾都藏到别的房间，只留下年老丑陋的，给她们穿上朴素的衣服，在身边伺候；把屏风和帐子都换成素色的；故意把乐器的弦弄断，也不擦掉上面的灰尘。皇帝看到后，觉得他不喜欢声色，回宫后告诉身边的大臣，心里特别高兴。大臣们都纷纷祝贺，从此皇帝对杨广的喜爱超过了其他儿子。
皇帝暗中让擅长看相的来和去给几个儿子看相，来和回答说：“晋王眉上有两块骨头隆起，贵不可言。”皇帝又问上仪同三司韦鼎：“我的几个儿子谁能继承皇位？”韦鼎回答说：“陛下和皇后最喜欢的那个就会继承，这不是我敢预先知道的。”皇帝笑着说：“你是不肯明说呀！”
晋王杨广容貌英俊，仪态优雅，生性聪明，心思深沉，举止庄重；喜欢学习，擅长写文章；对朝廷官员恭敬有加，礼节周到谦卑；因此声名远扬，在各位皇子中最为突出。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的政治生态，字里行间藏着隋朝由盛转衰的伏笔，也勾勒出封建皇权下的复杂人性与权力博弈，值得从几个维度拆解：
“功臣困境”：皇权与功勋的永恒张力
贺若弼的遭遇是典型注脚。这位平陈功臣因“三太猛”（嫉妒心、是非心、无上心）入狱，看似是性格问题，实则是皇权对“功高震主”的天然警惕。隋文帝的数落——“索内史、索仆射”“图广陵、图荆州”——本质是在敲打：功臣只能“授勋官”，绝不能染指核心朝政。
这种逻辑贯穿中国古代史：帝王需要功臣打天下，却怕功臣分天下。贺若弼的“猛”，恰恰是他作为顶级武将的锐气与野心，而这正是皇权最忌惮的。隋文帝最终释放他，并非宽容，而是需要用“恩威并施”维持平衡——既警告其他功臣，又保留可用之才，暴露了皇权的自私与脆弱。
边疆治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双重博弈
对突厥的战争与安抚，展现了隋朝边疆策略的成熟。长孙晟“毒水上流”的智取，史万岁凭威名吓退达头可汗的威慑，是硬实力的体现；而对启民可汗的扶持（筑城、助守）、接受其“典羊马”的臣服，则是软实力的渗透。
启民可汗的表文极尽谄媚（“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实则是弱势部族的生存智慧；隋文帝的回应（筑城、安抚）则是通过“恩养”强化宗藩关系，将突厥内部分化，减少边患。这种“打拉结合”的策略，短期内稳定了北方，但也依赖于中央的强大实力——一旦内部动荡，边疆平衡极易崩塌。
皇室悲剧：储位之争中的“人设”与“人性”
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的储位博弈，堪称古代“政治人设”的经典案例，也暴露了封建继承制度的致命缺陷。
杨勇的“率意任情”本是性格特质：他喜欢华丽铠甲（触怒隋文帝的节俭底线），冬至接受百官朝贺（触碰皇权“等差”红线），宠爱姬妾而冷落正妃（得罪重视“嫡庶”的独孤后）。这些行为放在普通人身上或许只是“不完美”，但在储君位置上，却被无限放大为“失德”。
反观杨广，堪称“影帝级”伪装者：与萧妃“专宠”（实则扼杀其他子嗣）、对父母左右“无贵贱皆厚待”、藏起美姬与乐器（营造不好声色的假象）。他精准拿捏了隋文帝的“节俭癖”、独孤后的“嫡庶观”，甚至拉拢相士、朝臣制造“贵不可言”的舆论，将“政治正确”演到极致。
这场博弈的关键，不在于谁更贤能，而在于谁更懂“皇权偏好”。独孤后的态度尤其关键——她对杨勇“内宠乱政”的不满，对杨广“专情”的赞赏，直接影响了隋文帝的判断。这种“后宫干政”并非独孤后有多强的权力欲，而是封建制度下“母凭子贵”的逻辑使然，却意外撬动了储位天平。
隋文帝的“双面性”：节俭与多疑的矛盾体
隋文帝是这段历史的核心操盘手，却充满矛盾：他厉行节俭，见杨勇装饰铠甲便警告“奢侈不能久长”，甚至保留旧衣旧物自警；他重视制度，因“东宫受朝”不合礼制便下诏禁止，强调“君臣等差”。
但他的节俭带着偏执（焚烧秦孝王俊的奢侈品），他的制度坚守藏着多疑（因“朝东宫”便猜忌太子）。他让善相者看儿子、问韦鼎“谁能嗣位”，看似“问卜”，实则是在寻找“废长立幼”的舆论支撑——当皇权的“喜好”凌驾于“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时，制度便成了可以随意揉捏的工具。
秦孝王俊的结局更显其冷酷：儿子病重时斥责“败我大业”，死后“哭数声而止”，不许立碑，理由是“一卷史书足矣”。这份“理性”背后，是对皇权绝对控制的执念——连儿子的身后名，都要服务于“防奢侈、正纲纪”的政治需求。
结语：盛世阴影下的崩塌伏笔
开皇二十年的这些事件，看似是孤立的叛乱、狱事、边战、家事，实则环环相扣：皇权对功臣的猜忌，削弱了统治根基；储位之争的失控，埋下了宫廷内斗的种子；帝王对“绝对控制”的执念，让制度与人性都成了牺牲品。
杨广最终能夺嫡，本质是封建皇权“人治”逻辑的必然——当“贤能”可以伪装，“制度”可以变通，“继承”全凭帝王喜好时，再强大的王朝，也会在权力游戏中逐渐腐朽。这段历史，与其说是杨勇的“失”与杨广的“得”，不如说是隋朝从“开皇之治”走向“大业崩塌”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