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推荐中垒校尉刘歆，说他有才又有德。刘歆因此当上侍中，后来又慢慢升到光禄大夫，成了皇帝跟前的红人，还把名字改成了刘秀。皇帝让刘秀负责整理《五经》，完成他父亲没做完的事业。刘秀也是给力，把当时的群书整理了一遍，搞出了个《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一套下来，总共收录了六类、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的着作，加起来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在《诸子略》里，刘秀把诸子百家分成了九派，也就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评价说：“这九派兴起的时候，正好是王道衰落，诸侯混战。当时各国君主喜好不同，所以这些学说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各家都抓住一个观点，使劲宣扬自己的主张，跑去游说诸侯，想得到赏识。这些学说看着像水火一样不相容，其实也能互相促进。就像仁和义、敬和和，看着相反，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易经》里说‘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现在这些学派各展所长，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得透透的。虽然每家都有缺点，但往根上究，都是从《六经》衍生出来的。要是这些人能遇到圣明的君主，帮他们取长补短，那可都是治国的顶梁柱！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现在距离古代圣人已经很久了，正统的学术思想都残缺了，也没地方找。这九派学说，不比‘野路子’强多了？要是能学好《六艺》，再参考这九家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治国的门道就全通了！”
河间惠王刘良这人不错，效仿当年的献王，老妈太后去世的时候，守丧完全符合礼仪。皇帝一高兴，给他加封一万户封地，还把他当成宗室的榜样。
当年，董仲舒就跟汉武帝提过：“秦朝用商鞅那套变法，废除井田制，土地能自由买卖。这下可好，有钱人的田地一眼望不到头，穷人连插根锥子的地儿都没有。那些有钱人在城里像君主一样尊贵，在乡里比公侯还富，老百姓能不穷吗？虽然井田制一下子恢复不了，但也该往古代的制度靠一靠，限制一下大家能拥有的田地数量，接济穷人，堵住兼并的路子；废除奴婢制度，取消主人随意杀奴婢的权力；减轻赋税，减少徭役，让老百姓喘口气，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汉哀帝即位后，师丹又提了类似的建议：“现在国家太平了好几代，有钱的官吏和百姓身家过亿，可穷人却越来越惨，是时候出台限制政策了。”皇帝把这事儿拿出来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建议：“诸侯王、列侯、公主的田地都得设上限；关内侯、官吏和百姓，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奴婢数量不能超过三十人。三年为期限，违反规定的，田地和奴婢都充公。”这政策一出来，田宅、奴婢的价格都跌了，那些皇亲国戚和皇帝身边的人都觉得不方便。皇帝没办法，下诏书说：“这事先放一放。”这事儿就这么黄了。皇帝还下诏书，让齐地负责制作皇室服饰的部门：“别再织那些复杂华丽、费工又费料的绮绣了，都停了，别再做了。”同时废除了“任子令”和惩罚诽谤污蔑的法令，让三十岁以下的宫女出宫嫁人，五十岁以上的官奴婢恢复自由身，还给三百石以下的小官吏涨了工资。
有一回，皇帝在未央宫摆酒席，内者令给傅太后设了个座位，挨着太皇太后的座位。大司马王莽检查的时候看到了，把内者令一顿骂：“定陶太后只是个藩王的妾室，怎么能和太皇太后平起平坐！”说完让人把座位撤了，重新安排。傅太后知道后，气得火冒三丈，直接不去赴宴了，还把王莽恨得牙痒痒。王莽没办法，又上书辞职。秋，七月丁卯日，皇帝赐给王莽五百斤黄金、一辆豪华马车，让他回家养老。但朝廷里很多公卿大夫都替王莽说好话，皇帝只好又给他加了些恩宠，派了中黄门去王莽家听候差遣，每十天请他吃一次饭。还下诏书给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都加了封地。封王莽为特进、给事中，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朝，享受和三公一样的礼遇。又把红阳侯王立召回了京城。
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爱读书，人品和志向都不错。王莽辞职后，大家都盼着傅喜能上位。最开始皇帝给外戚封官的时候，傅喜就特别谦虚，称病推辞；傅太后开始插手政事，傅喜还多次劝她别太过分。所以傅太后压根不想让傅喜辅政。庚午日，皇帝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给傅喜一百斤黄金，收回他的右将军印绶，让他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回家养病；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这人品德高尚，又忠诚爱国，是当辅政大臣的料。现在因为生病就把他打发回家，大家都失望透顶，都说‘傅氏家族最贤能的人，因为和定陶太后意见不合就被赶走了’，满朝文武都为国家感到可惜。忠臣可是国家的顶梁柱，鲁国因为有季友才能安定，楚国因为子玉才能有影响力，魏国因为无忌才能抵御外敌，项羽因为范增才能称霸一时。百万大军，都比不上一个贤才，所以秦国花千金离间廉颇和赵王，汉朝用黄金挑拨项羽和范增的关系。傅喜要是能留在朝廷，那是陛下的荣光，也关系着傅氏家族的兴衰啊！”皇帝其实也挺看重傅喜，没多久又重新启用了他。
建平侯杜业上书，把曲阳侯王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一顿猛批，同时推荐了朱博。皇帝从小就听说王氏家族骄横，心里对他们没啥好感，但因为刚登基，所以暂时先忍着。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曲阳侯王根，在先帝的陵墓还没修好的时候，就公然娶了以前掖庭的女乐官殷严、王飞君等人，在家摆酒开派对；王根哥哥的儿子成都侯王况，也娶了以前掖庭的贵人当老婆。这些行为完全没有臣子的样子，是大不敬、不守法的行为！”皇帝听了生气地说：“先帝对王根、王况父子不薄，他们居然这么忘恩负义！”不过念在王根曾经对国家有功，只是把他打发回封地，把王况贬为平民，遣返回老家。王根和他哥哥王商推荐当官的人，也都被罢免了。
评论
这段历史展现了西汉末年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图景。刘秀（刘歆）整理《七略》，堪称文化界的“大工程”，不仅系统梳理了当时的学术成果，还对诸子百家进行了深刻解读，为后世研究古代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这种文化传承的努力值得点赞。但在政治层面，却是一团乱麻。
土地与奴婢改革本是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好想法，却因触动权贵利益而“胎死腹中”，暴露出西汉后期改革的艰难和权贵阶层的强大阻力。傅太后与王莽的座位之争，看似是一场闹剧，实则是外戚势力内部的权力博弈，王莽坚持原则却遭记恨，傅太后仗着权势肆意妄为，皇帝在中间左右为难，反映出皇权受到外戚势力的严重掣肘。
官员的起起落落，如傅喜的遭贬与复用，背后都是各方势力的角力。而对王氏家族成员的弹劾与处置，虽然皇帝对王氏不满，但又无法彻底打压，只能小惩大诫，进一步凸显了西汉末年政治的腐朽和皇权的衰落。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让西汉王朝在矛盾与混乱中，一步步走向更深的危机，也为后来的政权更迭埋下了重重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