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百花齐放。
——题记
河子蹲在打谷场边的老槐树下，指尖捻着半片枯黄的玉米叶。风从塬上滚下来，掀动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也掀动场边那排歪歪扭扭的晾晒架——上面挂着的不是谷物，而是用麻线串起的稿纸，墨迹被日头晒得发乌，却在风里簌簌作响，像一群展翅欲飞的灰雀。
“河子哥，又在晒你的宝贝疙瘩？”二婶挎着竹篮从地头回来，篮子里的红豆角坠得竹编缝隙咯咯响，“这天眼看要变，别让雨浇了，你爹要是知道你又在这些纸片上瞎耽误，保准打断你的腿。”
河子咧嘴笑，露出两排被烟袋油熏黄的牙：“二婶你看这字，经了日头晒，墨气才活泛。就像咱地里的谷子，不晒透了，打下来也不压秤。”他伸手把最底下那张稿纸往上提了提，纸角已经被露水浸得发卷，上面写着“《塬上秋》第三章”，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股执拗的劲。
谁也说不清河子是从啥时候迷上写字的。三十年前他还是个半大孩子，跟着货郎担走了三十里地，换回来一本缺了封面的旧书，蹲在磨盘上看了三天三夜，把书页都翻烂了。后来他去县城卖粮，别人忙着喝酒吹牛，他总往废品站钻，五分钱一斤的旧报纸，他挑挑拣拣买回一捆，晚上就着煤油灯抄上面的故事。
“写这些能当饭吃？”爹在世时总骂他，“你看村东头的栓柱，出去打了三年工，盖起三间大瓦房。你呢？除了这一箱子废纸，还有啥？”河子不顶嘴，只是默默把稿纸收进木箱，第二天照样扛着锄头下地，晚上继续在煤油灯下写。
变故是在那年秋收后。县文化馆的老李来乡下采风，误打误撞进了河子家那间低矮的土坯房。当时河子正在给刚写完的《晒秋图》结尾，老李拿起稿纸，借着窗台上那盏昏黄的节能灯看了半晌，突然一拍大腿：“河子，你这字里有土腥味！有咱黄土地的魂！”
没过多久，《河子文艺》这个名字就出现在了县文化馆的内刊上。不是铅印的，是老李带着两个年轻人，用复印机一页页印出来的，封面上印着河子拍的照片——打谷场上，二婶正踮着脚把玉米串挂到房梁上，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株弯着腰的向日葵。
杂志送到村里那天，河子正在给小麦浇返青水。村支书骑着摩托车闯进水田，溅了河子一身泥：“河子！你的杂志！县里来人送杂志了！”河子手里的铁锹“哐当”掉在水里，他顾不上捡，跟着支书往村里跑，裤腿上的泥水甩得老高。
那天，河子家的土坯房里挤满了人。二婶把刚蒸好的红薯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栓柱从镇上买了瓶二锅头，非要跟河子碰一杯；就连平时总说他“不务正业”的三奶奶，也戴上老花镜，颤巍巍地翻着杂志：“这上面写的不是咱家去年晒玉米的事吗？河子，你把三奶奶写进去了？”
河子看着围在身边的乡亲，突然觉得眼睛发烫。他想起自己写《晒秋图》时，二婶教他辨认谷穗饱满度的样子；想起写《塬上春》时，栓柱蹲在田埂上，跟他讲外出打工时遇到的趣事；想起那些在煤油灯下写字的夜晚，窗外的虫鸣、远处的狗吠、还有爹在隔壁屋里翻来覆去的叹息……原来这些他以为不值一提的日子，都藏着闪闪发光的东西。
“河子，再写点，把咱村的事都写进去。”二婶把一块烤得焦香的红薯塞到他手里，“你看这红薯，埋在土里不显眼，挖出来才知道多甜。咱庄稼人过日子，不就像这红薯？”
河子咬了口红薯，甜丝丝的暖流从喉咙淌进心里。他抬头望向远处的塬，塬上的桃花开得正艳，像铺了层粉色的云霞。风从塬上吹下来，带着泥土和花香的味道，掀动了窗台上那本摊开的稿纸，上面写着：“春天到了，塬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后来，《河子文艺》越办越好，从油印变成了铅印，从县内刊变成了全省发行的乡土文学杂志。河子还是住在那间土坯房里，只是把煤油灯换成了节能灯，把木箱换成了铁皮柜。他依旧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只是晚上写字时，身边多了个小桌子，上面摆着乡亲们送来的核桃、红枣，还有孩子们画给他的画。
这天，河子又在打谷场边晒稿纸。一个背着相机的年轻人走过来，举着相机对着那些在风里飘动的稿纸拍个不停。“大爷，您这是在干什么？”年轻人问。
河子指了指远处正在播种的农田：“这些字跟种子一样，得见见日头，吸点土气，才能长出东西来。”他顿了顿，又说，“你看咱这黄土地，看着普普通通，可长出的谷子、麦子、玉米，养活着一辈辈人。咱老百姓的日子，不也跟这土地一样？看着平平凡凡，可仔细品品，全是故事。”
年轻人放下相机，看着河子被岁月刻满皱纹的脸，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河子文艺》能打动那么多人。因为那些文字里，有打谷场的麦香，有田埂上的草露，有乡亲们脸上的汗水和笑容，有这片黄土地最本真的模样。
风又起了，带着塬上的气息，吹动着那些晒在阳光下的稿纸。河子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望向远处正在忙碌的乡亲们。他知道，只要这片土地还在，只要这些人还在，他的故事就永远写不完。这或许就是乡土文学最珍贵的荣耀——它从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只用心记录下每一个草根生命的风采，就像黄土地，默默孕育着希望，也默默承载着岁月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