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志，我叫何雨柱，来自中国华北冶金系统的北京红星轧钢厂。今天，我想谈谈我们工厂在高强度低合金钢焊接方面的一些实践探索。”
他没有用艰深的术语，而是从中国工厂的实际说起，用大量实操数据和现场试验结果说明自己的方法——尤其是在“多点脉冲控制”、“局部热输入干预”以及“低压环境下的接缝预处理”三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并结合苏联提供的图拉测试样本进行了详细对比分析。
全场忽然安静。
那一刻，所有苏联专家都意识到，眼前这个中国人，不是来走过场的。他不仅听得懂俄语，懂得术语，更是个真刀真枪干技术的人。
讲完后，有人率先鼓掌，随即掌声一片。
主持人微笑着点头，邀请他入席。随后有几位专家陆续发言，甚至直接引用了何雨柱讲稿中的说法。
会议结束时，一名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走到何雨柱身边，自报家门道：“我是科学院材料所副主任列别杰夫。你的报告很精彩，准确、务实。我们很希望能与你在研究层面保持联系。”
伊琳娜站在一旁，眼中露出罕见的敬佩。
就在这时，会议厅后门打开，一名身影走了进来。
那是一个身穿深灰色长风衣、戴着贝雷帽的女人，皮肤白皙，眼神清亮。她一进门就在人群中扫了一圈，当视线落在何雨柱身上时，整个人微微一震，随即笑了。
是安娜。
确切地说，是妮娜·赫鲁晓娃——前些日子因中毒事件而被何雨柱救下的神秘女记者。
她走了过来，摘下帽子，声音低柔却不失从容：“雨柱同志，好久不见。”
何雨柱也露出温柔的笑意：“好久不见。”
“我该感谢你。”安娜的声音柔中带稳，又瞥了一眼伊琳娜，“看来，你在苏联的这些天，过得很顺利。”
伊琳娜下意识后退半步，眼神闪了闪，但还是礼貌地打招呼：“您好。”
“我今天是代表《真理报》来采访会议的。”安娜解释道，又笑道，“也是来看你，顺便完成一点私人心愿。”
何雨柱点头，没有多问，他知道这个女人从不说废话，但也从不暴露太多。
回到宾馆后，何雨柱一夜未眠。他不是在激动，而是在思考。会议给他的，不只是认可，还有责任——红星轧钢厂要接这个项目，那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中苏之间一次象征意义上的合作试点。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决定，都不只代表他个人。
第二天，他接到了苏联冶金部的正式邀请：参与图拉厂新型625焊接流程的标准制定草案评审。那一纸公文上，署着三名苏联科学院院士的签字。
傍晚时分，伊琳娜带来一个包裹。
“这是安娜让人送来的。”
何雨柱拆开，是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还有一张手写便笺：
“你说过，中国工人也能发光。今天，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这光。
——妮娜”
他将笔记合上，放进箱子最底层。窗外雪还没停，而他心里，已开始为下一步的实战准备。
莫斯科的三月，天光昏暗，雪未尽融，城市在寒风中沉默着。一如何雨柱此刻的心情，复杂，又无法轻易说清。
自列宁科学院的会议之后，他的名字在技术圈子里小有名气。几家研究所和冶金厂纷纷递来合作意向，连克里姆林宫工业委员会都发来简报，称希望他能参与一项“用于远东油气管线建设的钢材测试项目”。
但他心头并不轻松。
因为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在意一个人——伊琳娜。
这个原本只是被派来接待中国专家的苏联工程师，精明干练，说话条理分明。刚认识时，他只当她是一般的行政联络员。
可慢慢地，他发现这个女人不一样。她懂技术，能看懂焊缝图纸，甚至能对钢材的微量成分变化提出自己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她能听懂他说的每一句话——不止语言上的，而是那种，藏在言语背后的意思。
比如那天会议结束后，他独自站在科研所的阳台上抽烟，天冷，他没穿大衣，只是呆呆地望着远处积雪未化的广场。伊琳娜悄悄走到他身边，把一杯热咖啡递过去。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看你的时候，有点……审视？”她轻声问。
何雨柱接过杯子，喝了一口，说：“他们看我像是在看一个能说俄语的猴子。”
伊琳娜笑了：“你可不是猴子，你是让他们感到‘威胁’的人。”
何雨柱盯着她半晌，才说：“你懂我。”
这话，他说得很轻，但伊琳娜听得很清楚。
那天晚上，两人一起去市中心的书店。伊琳娜说要帮他找一本焊接方面的俄语教材，顺便带他看看莫斯科夜晚最美的建筑。走着走着，他们却偏离了路线，拐进了一条僻静的旧街道。
街灯昏黄，墙上满是苏联老电影的海报。
她忽然停下脚步，说：“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
何雨柱摇摇头。
“我想当一个战地记者，像安娜那样——写出世界的另一面。但后来，我爸死了，我妈身体不好，我就学了技术，进了研究所，成了别人安排好的样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涩意。
何雨柱看着她，忽然就明白了，她身上那股子“能干”的劲儿，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生活逼出来的坚硬壳。
他把手里的书举起来，说：“你知道我小时候想干嘛？”
伊琳娜回头看他。
“我想当个厨子。专门做大锅饭的那种。后来别人说我力气大，脑子灵，就安排我去学焊工，再后来又让我管车间、设计流程、出差、讲稿……就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
他们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那一刻，何雨柱心里有点颤。他忽然觉得，这异国的城市、陌生的语言和制度之中，他不是完全孤独的。他有了个可以说话的人。
再后来，他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