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对“大学”这个词有实感，是在辽宁大学外语楼前。那是1966年的秋天天，我左胳膊别着簇新的红卫兵袖标，红布边缘还沾着油印店没干的黄漆，妈妈攥着我的手，掌心全是汗。
外语楼的墙壁被郁郁葱葱的爬山虎所覆盖，这些细细的绿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无数双小巧的巴掌在舞动。我仰起头，好奇地看着妈妈，问道：“外语是什么呀？”
妈妈微笑着回答道：“在这里学习外语后，你就可以成为一名翻译，这可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呀！”然而，我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那外语到底是什么呢？”
妈妈的脸色突然变得有些难看，她似乎没有预料到我会如此执着地追问。其实，我早就知道妈妈和大姨都会说日语，因为我曾经在夜里听到过她们用一种奇怪的语调交谈。
可是，就在那天，妈妈只是瞪了我一眼，然后抿紧嘴唇，一句话也不说。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用力地把我从人群中往外拽，好像生怕我再问出什么问题来。
校园里的大字报遮天蔽日，“打倒”的喊声震得我耳朵疼，她的手却越攥越紧，好像我多说一个字，就会被那些红油漆的字吞掉。
在那之前，我的“大学梦”里只有徐大哥一个人。他是我们烧锅大院里最有出息的孩子，因家里穷，他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梦想，而选择了在大连铁路司机学校读书，为家里节省了开支。每次他放假回家，我都会特别期待见到他。
徐大哥夏天的时候，总是穿着那件印着校名的跨栏背心。那件背心已经被洗得发白了，但他还是舍不得扔掉。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买件新的，他笑着说：“这件背心有纪念意义啊，它陪着我度过了在学校的日子。”
我当时不太懂他说的“纪念意义”是什么意思，但我能感觉到他对那件背心的喜爱。每次看到他穿着那件背心，我都会觉得他特别帅气，心里也暗暗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像他一样，去一个好学校读书，然后穿上一件属于自己的有纪念意义的衣服。
徐大哥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他经常会组织我们一起去沈阳冶金机械学校打篮球。每次去那里，我们都会被那个宽敞而热闹的篮球场吸引住。
球场边的单双杠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它们被太阳晒得发烫，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它们的热情。我总是忍不住爬上单双杠，感受那股炽热的温度。一旦上去，我就仿佛被黏住了一样，完全不想下来。
在单双杠上，我可以尽情地伸展身体，挑战自己的极限。每一次成功地完成一个动作，我都会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满足。而且，站在单双杠上，我还可以俯瞰整个篮球场，看着其他小伙伴们在场上奔跑、投篮，那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有一次，我和徐大哥站在铁道边，远远地看到一列火车缓缓驶来。随着火车越来越近，那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也越来越大，仿佛整个地面都在随之颤抖。
徐大哥指着火车冒出的那团黑烟，自豪地说：“我一毕业就会开这个，拉着煤，跑遍了整个东北。”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种无法言喻的成就感。
我凝视着徐大哥的背心，上面印着“大连铁路司机学校”。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背心上的字比任何奖状都要金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工作服，它代表着徐大哥多年的努力和奋斗，也见证了他从一个普通学生将成长为一名优秀火车司机的历程。
我不禁感叹，原来上学真的可以让人变得如此厉害。通过学习知识和技能，我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
可“文革”来了，一切都变了。同班的王炳臣同学戴着红卫兵袖标，在教室里拍着桌子说：“我见过毛主席！袖标是通行证，走到哪都有接待站管饭。”说得我心里直痒痒。
我缠了妈妈半个月，她才肯带我去北行，用布票和钱买了二寸红布。在油印店里，师傅把“红卫兵”三个金黄大字印在了红布上，我喜欢得了不得，立刻用别针小心翼翼别在胳膊上，走路都故意把左胳膊抬得高一点。
那天路过辽大，辽大门前有很多人进进出出，我央求妈妈进辽大看看。我没看到徐大哥所说的“书香模样”，只是看到满墙的标语和匆匆走过的人。倒是外语楼的爬山虎，在一片红与黑里绿得扎眼。
妈妈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仿佛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一般，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一堆堆写满了各种标语和口号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在风中微微飘动，像是在诉说着什么秘密。
我们路过一间半开着门的教室，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黑板上，照亮了那半行尚未被擦去的外文。粉笔灰在阳光里飞舞，仿佛是一群小精灵在欢快地跳跃。我被这奇妙的景象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想要凑近去看个究竟。
然而，就在我准备迈步向前的时候，妈妈突然用力地拉住了我，她的声音低沉而急促：“别看了，咱们回家。”我有些诧异，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这么紧张。但看到她严肃的表情，我还是乖乖地跟着她离开了。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过来，妈妈之所以会那样做，并不是担心我会给她带来什么麻烦，而是害怕我看到她内心深处隐藏着的那道伤疤。
那是在伪满时期，妈妈还在上高小，而大姨则在上国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日语被视为“国语”，无论是算术还是音乐，都必须用日语来回答。如果考不过，就意味着无法顺利毕业。
那些年学的日语，本应是一门有用的技能，却在后来成为了她心中无法言说的“罪证”。由于那段特殊的历史背景，她和大姨只能在饭店里默默地当服务员，甚至连一句简单的“谢谢”都不敢用日语说出口，生怕会被人指着鼻子大骂“汉奸”。
那一天，我在辽宁大学外语楼前，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好奇。于是，我直接问妈妈：“您为什么不去当翻译呢？”然而，我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恰恰戳中了妈妈内心深处最不敢触碰的伤口。
时间匆匆流逝，转眼间已经过去了半年。当我再次见到徐大哥时，他已经从大连回来了，跨栏背心换成了旧棉袄。他说：“学校停了课，火车也开不了了。”
他蹲在大院门口抽烟，烟头烫得地面一个小黑点，说：“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跟我爸学修自行车。”我看着他，突然觉得那件印着校名的背心，好像再也不会出现在夏天的阳光里了。
日子一天天过，我戴着红卫兵袖标去过大大小小的地方，却再没去过辽大。直到十七岁那年，我到辽大隔壁的电校上学，直至留校在那工作。我几乎每天都会路过辽大校门，都能看见那栋外语楼。爬山虎还在，长得更密了，把墙遮得严严实实。有次我看见一个穿蓝布衫的女老师，在楼前教学生读外文，声音轻轻的，像风吹过树叶。
我开始在下班后去辽大的操场散步，看学生们打球、背书，看外语楼的灯亮到深夜。
我中学的一个同学在辽大外语系，当时我英语考分很低，辽大来面试我后被淘汰，而他被录取了。我去外语楼看他时，认识了教他的老师周老师。
周老师教日语，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温温柔柔的。他说以前这栋楼里教着英、俄、日三种语言，伪满时全被改成了日语教室，后来才慢慢恢复过来。我想起妈妈夜里和大姨的日语对话，想起她攥着我手时的紧张，突然就红了眼眶。
有一次在校园里，周老师看见我盯着外语楼的方向发呆，就笑着说：“那楼里的爬山虎有几十年了，文革时都没被砍，命硬。”
我跟他说起妈妈的事，说起徐大哥的背心，说起那年夏天的红袖标。他听着听着，从包里拿出一本旧日语书，说：“你妈妈说得对，学外语是为了成为国家与世界交往的人才，可那时她不得不藏着掖着。”
我们就这样熟悉了，我那时把日语当作第二外语，想通过学日语扩展科技视野。周老师会借给我日语课本，教我读简单的句子，我会给他讲电力系统的故事。有次我问他：“你说，我现在学日语还来得及吗？”他指着窗外的爬山虎：“你看它们，冬天枯了，春天不还照样绿吗？”
我在辽大附近住了一辈子，直到退休。看着外语楼的爬山虎枯了又绿，看着一代代学生来了又走。徐大哥后来真的开上了火车，行驶在东北的铁道线上。他退休后，还曾对我说起过当年的跨栏背心。妈妈临终前，终于敢跟我用日语说：“阿姨洗铁路（我爱你）”，虽然说得磕磕绊绊，却让我哭了好久。
有一年辽大校庆，我和周老师又在校园相遇。外语楼翻修过了，爬山虎还在，只是更绿了。我们站在楼前，周老师指着墙上的铭牌说：“现在这栋楼里教着十几门外国语呢，学生可多了。”我看着那些年轻的学生，背着书包匆匆走过，突然想起1966年的秋天，那个戴着红袖标的小男孩，仰着脖子问妈妈“外语是啥？”
原来有些梦，不会被时代的风吹走。它会像外语楼的爬山虎，哪怕经历寒冬，只要根还在，就总能等到春天。
而我的“大学梦”，其实早已超越了单纯地想要考上某一所特定的学校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个承载着多重意义和期望的梦想之舟。
这个梦想，是我对妈妈内心深处未言明的遗憾的一种探寻。妈妈或许有过自己的大学梦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我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揭开妈妈心底那未曾言说的遗憾，给她一个迟来的安慰。
同时，这个梦想也是对徐大哥当年未能实现的理想的一种承接。徐大哥可能曾经怀揣着对大学的憧憬和向往，但最终却与之失之交臂。我希望能够接过他的梦想火炬，继续前行，让那份曾经的渴望在我身上得以延续。
此外，这个梦想还象征着那些被隐藏在红布与绿藤之间的渴望。它们或许是我自己内心深处的期许，亦或是周围人对我的期望。这些渴望如同被深埋的种子，等待着阳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滋润，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实现了那个梦寐以求的“大学梦”！这个梦想就如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温暖而明亮，它穿透了层层迷雾，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这缕阳光，不仅给予了我无尽的温暖，更像是一种滋养和力量，渗透到我内心深处那些被隐藏起来的渴望之中。这些渴望，曾经被现实的压力和困难所掩埋，但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开始逐渐苏醒，蠢蠢欲动。
在这温暖的阳光下，这些渴望如同一颗颗种子，慢慢地生根发芽。它们汲取着阳光的养分，茁壮成长，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花朵。每一朵花都代表着我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它们在阳光下摇曳生姿，散发出迷人的芬芳。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花朵终将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些果实，是我努力的见证，是我梦想的实现。它们或许并不完美，但却是我人生道路上最珍贵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