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村的秋天比往年来得晚一些。
祠堂外，柿子压弯了枝头，落叶一层层铺满村路。
蜂窝制度出海归来，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国际邮件一封封送来，各国合作协议、制度对接申请、学术研究邀请接连不断。
但陈鹏飞没有接任何采访，也没有再出席公开活动。
他只做了一件事：
——重启“讲制度的人”课堂。
这是蜂窝制度最初的小课堂，第一节课就是他、张浩和张玉英在祠堂里，用手画的制度轨迹图讲给一群少年听的。
如今，那群孩子已经考上大学、回到村里、或在蜂窝平台担任模块管理员。
这一次，他请来许佳音、刘伟、曹正宇、周连成，还有来自外村制度试点的年轻人，共计三十二人。
桌子不是新的，墙上的轨迹图也没有更新，连粉笔还是最早那批。
陈鹏飞走上去，什么也没讲，先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
“讲制度的人”
他转身，望着台下这些即将接过蜂窝火种的人，开口说：
“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在有了全国的牌子，进了国际大会。”
“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最早，是拿着一块破黑板，一张写错了三次的工分卡，一堆村民的骂声和一场场散了又开的议事会，才一点点，把这套规矩喂成能活的。”
“我们不是在传制度。”
“我们是在传——‘你讲理要讲到让人服气’的那种本能。”
“蜂窝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流程清楚，而是我们不怕难看。”
“我们让制度贴上墙，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有人看。”
“你们以后要记住：规矩最怕的不是没人用，是用了却没人敢说‘这个规矩我不认’。”
全场鸦雀无声。
许佳音抬手：“那我们讲制度的时候，要从哪讲起？”
陈鹏飞没回她的问题，只把手按在黑板上，擦掉那五个字，又重新写了四个字：
“我不服”
他说：
“从这四个字讲起。”
“你讲制度的意义，不是让大家照办，是让大家愿意当着你面说——我不服。”
“你如果讲制度讲得没人拍桌子，那这堂课就白讲了。”
“真正的制度，不是让人听话，是让人服气。”
“让人拍完桌子还能坐下来。”
……
讲完这堂课，他没有布置作业，只留了一张卡纸，上面写了一句话：
“你所讲的制度，能让谁签字？谁愿意反对？谁能修回来？”
许佳音盯着这张卡纸看了很久。
她突然意识到：制度不是规矩，是一种把吵架变成轨迹的方式。
那一晚，蜂窝制度完成了它最本质的一次自我脱胎：
从“一套可供推广的机制”，彻底变成“一个能被不断讲述、被接力传播的文化火种”。
火，传出去了。
而陈鹏飞，终于在这节课后，卸下了“制度第一讲述人”的名号。
他不是隐退。
他只是——退开一步，把麦克风递出去。
自那堂课之后，蜂窝制度在国内逐步收缩发布频率。
不是停了，而是慢了。
陈鹏飞说：“这火不能光烧陈家村的灶，也得让别人种自己的柴。”
于是，蜂窝平台宣布启动**“火种计划”**：
核心思路很简单：
?不再输出标准制度文本；
?不再提供一键复制模板；
?不再评比哪条制度更完整。
蜂窝从“共建机制提供者”，变成“制度叙述支持者”。
每一个新加入的火种村，只需提交三样东西：
1.一段群众争议视频，证明制度不是平地起；
2.一张原始制度草图，不管多丑，必须是手画的；
3.一份失败记录，哪怕只有一次，也得记下来。
收到这三样东西，蜂窝才开档案，才给接入“火种地图”的资格。
“你交不出失败，我们就不认你。”
“你写不出谁反对过，我们就不让你挂蜂窝的名头。”
这项机制刚发布的时候，有些新村代表不理解。
“我们制度还没跑呢，怎么就先交失败记录？”
张浩笑：“你要是怕失败上墙，干脆别搞制度。制度不怕摔跤，怕的是摔了还不敢认。”
许佳音也补了一句：“能在制度里写上‘我们吵崩过’，这才叫起步。”
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村官、返乡青年、乡镇议事骨干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复刻”蜂窝，但不是拷贝，而是——换土种树。
西北高原，有村子尝试用蜂窝结构套用到“水渠争议调度”中，搞出“用水前签到、用水后签字”制度，每签一次，公开栏就多一张“我用完了”的红印卡。
“这个制度，是我们吵着吵着，谁先放水谁挨骂，最后骂出流程来的。”
南方丘陵，一个以苗族为主的村寨，将蜂窝制度图谱画成了绣片图腾，贴在村委墙上。
制度节点不写数字，而是画图形：
?圆形代表议事会；
?三角是分账点；
?方块是失败记号。
他们说：“我们不识字，但我们会认图。”
制度演化，从图纸变成花纹，从会议室走进绣房。
而在更远的非洲坦桑尼亚，蜂窝制度的第一支国际火种队伍也生根了。
刘伟带着志愿团队，在一处村落开了十次制度班。
语言不通，他们就用图示沟通。
文化隔阂，他们就用“真实争议画面”来让村民参与。
“我们一开始只教他们一个词：fail（失败）。”
“当有人敢在小黑板上写下‘我们去年分水出过错’，那一刻，我们知道——蜂窝到了。”
火种，不是走了多远。
火种是——别人愿意从自己的泥土里重新点起来。
……
蜂窝平台在全球范围上线“火种图谱”，不再显示每村制度进度，而是记录：
?哪个村第一次上墙了失败记录；
?哪个小区第一次引入签字卡；
?哪个镇街第一次公开反对者名字而未被压制；
?哪个国家第一位制度讲述者出现在议事桌上。
陈鹏飞看着这张地图，喃喃自语：
“不是我们走到了世界，是世界找回了它自己那点还敢吵的本能。”
他把这张图叫做：
“讲理地图”
讲理的，不是规矩。
是人。
……
那年冬天，蜂窝祠堂来了一批年轻面孔。
他们不是来求模板，也不是来学经验。
他们带着手画的图、争议的录音、失败的笔记，虔诚地把一摞摞卡片递给许佳音。
“我们是来交火种申请的。”
“我们想讲我们村的规矩，不是别人的。”
那一刻，陈鹏飞坐在最角落，轻轻站起，转身走出祠堂。
没人注意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走在雪中，一步一步，像走在最早那年贴账的泥地上。
身后，是一群已经能“吵出规矩”的新火种。
他没有回头。
因为——火已经不是他点的了。
那年岁末，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提到“基层治理创新路径的人民化表达形式”，并在主报告第七章中，引用了一段话：
“有一个村庄，他们把失败写在墙上，把签字挂在村口，把规矩交给争议者去修补。他们没有搞形式，没有用文件，而是靠每一次‘我不服’，走出了一条制度之路。”
报告没有点名。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蜂窝。
随后，全国各地人大代表提交提案，建议：
?将蜂窝制度演化路径纳入“地方制度备案机制”；
?设立“制度演化档案日”；
?将“群众共议签字卡”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试点内容。
制度，第一次，从“治理工具”，变成了“公共文化”。
媒体用一种极为罕见的语调评论：
“蜂窝不是个别村的胜利，而是这一代人重新证明了：我们仍然愿意靠争议去维持公平。”
而在陈家村祠堂，蜂窝平台首页同时上线新页面：
《蜂窝制度·公共文化版本》
这一版本，不再提供制度咨询，也不做案例复刻，而是提供：
?讲制度的素材；
?写失败记录的教程；
?吵完一场怎么修的复盘方法；
?如何公开争议还不撕裂群体的故事脚本。
它不是制度输出，而是——制度故事的“脚本库”。
是让千千万万普通人，也能有讲规矩的语言。
蜂窝，不再是机制。
它成了文化，成了一种人们之间处理不公、争出公平的语言系统。
而那天中午，陈家村祠堂门口贴出一张纸条。
字是陈鹏飞写的。
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在门口钉了四个字：
“制度归民”
纸条下，是一张系统封档单：
档案：蜂窝制度（陈家村原型机制版本）
封存：2026年1月1日零时
理由：已完成初代制度讲述与传承，交由公共传播体统继承演化
陈鹏飞不再是平台代表，不再是签字人，不再是讲述者。
他是“蜂窝的最后一位看墙人”。
那天夜里，他悄悄去了制度墙前。
没人知道他站了多久，只知道第二天晨光中，祠堂角落多了一块牌子：
“制度讲完的那一天，是人民开始说话的第一天。”
……
几天后，蜂窝制度被收录进国家公共记忆工程。
文化部、档案局、中央政策研究室三方联合发文，设立：
“蜂窝制度原貌馆”
馆址不是在首都，也不是在省会，而是在陈家村旧祠堂西边，旧水井旁的两间小屋。
没有大门，没有票价，没有导游。
只有一张长条桌、几块原始签字卡、墙上一整面涂满涂改痕迹的轨迹图，还有一台随时能播放72次失败记录的旧电视。
不远处的小学生常来这里写作业。
有次有个孩子问：
“爷爷，这墙上的红叉叉是啥？”
老汉笑着说：“是那年咱村分账分错了，挨了全村骂，后来才改对。”
小孩一脸崇拜地说：“所以这墙，是吵出来的对吧？”
“是啊。”老汉摸了摸他的头。
“你以后要是吵制度，就来这屋子看一眼。”
……
陈鹏飞没有再露面。
有人说他回村种树了，有人说他远走他乡了，也有人说他每天早晨还会在陈家村大路上遛弯。
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但他留下的那张签字卡，被贴在蜂窝文化馆进门第一格的玻璃框里。
那是三年前，他签的第一张失败责任卡。
落款人写着——陈鹏飞，签字时四个字：“此账我认。”
而蜂窝的系统主页，也彻底变了。
首页五个图标，不再是“模板”“议事”“归档”“工具”“协作”。
变成了五句话：
1.你想讲规矩吗？
2.谁和你讲不清？
3.谁敢说你讲得不对？
4.你愿意改吗？
5.你还愿意贴出来吗？
每点一个，就打开一个讲故事的入口。
让讲理这件事，从技术，变回语言。
从制度，变成人的故事。
从一个人，变成千千万万个陈鹏飞。
初春时节，陈家村的山坡刚冒出一层新绿，蜂窝平台却接到了一通出人意料的电话。
不是媒体，不是政府，也不是试点村。
是——省实验中学打来的。
“我们有一门选修课叫《公共表达与制度设计》，学生最近都在研究‘蜂窝制度’，能不能安排一次真实讲解？最好能有制度卡、失败记录、议事复盘……我们不想讲成功经验，我们想让他们知道规则是怎么被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