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峻霖的工作，是这座巨大城市里最容易被遗忘的注脚。他是中央火车站失物招领处的管理员，一个终日与被遗弃的物品为伴的人。他的办公室在地下二层，终年不见阳光，空气中混杂着旧布料、塑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每天，他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雨伞、背包、水壶，以及偶尔出现的、更令人好奇的物件。这些物品都有自己的故事，但它们的主人早已远去，故事也随之尘封。在招领处最里面的角落，立着一个深棕色的硬壳行李箱。它没有标签，没有锁，款式老旧，像是从上个世纪穿越而来。据贺峻霖的同事说，这个箱子在这里至少待了五年，久到所有人都习惯了它的存在，就像习惯了墙上那道永远擦不掉的污渍。贺峻霖对这个箱子并无特殊感觉，直到那个星期二的晚上。那天他加班整理新入库的失物，夜深人静，整个地下空间只有通风管道的低沉轰鸣。就在他准备锁门离开时，一个微弱的声音钻进了他的耳朵。
那声音很轻，却极富穿透力，像水滴落在金属上，清脆而规律。**嘀嗒，嘀嗒，嘀嗒……**。贺峻霖停下脚步，侧耳倾听。是水龙头没关紧？还是管道漏水？他检查了办公室的卫生间，又绕着货架走了一圈，声音的来源却始终无法确定。它仿佛无处不在，又似乎根本不存在。当他走近那个角落时，他发现声音变得清晰了一些。他疑惑地盯着那个深棕色的行李箱，它静静地立在那里，纹丝不动，像一尊沉默的雕像。他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是加班太久出现了幻听。他关上灯，锁好门，快步离开。但那“嘀嗒”声，却像跗骨之蛆，一路跟随着他，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回到空无一人的公寓，他甚至能听到那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回响。他打开电视，调大音量，试图将那诡异的节奏淹没，却无济于事。那一夜，他失眠了。
接下来的几天，嘀嗒声成了贺峻霖挥之不去的梦魇。只要一进入失物招领处，那声音便会准时响起，不急不缓，像一颗不知疲倦的心脏在跳动。他开始变得神经质，工作效率大降，眼窝深陷。他向同事抱怨，却没人能听到他所说的声音，他们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他，劝他去看心理医生。贺峻霖知道，自己没疯。声音的源头，就是那个行李箱。星期五的晚上，他终于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他独自一人回到办公室，没有开灯，借着走廊透进来的微光，一步步走向那个角落。嘀嗒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响亮，仿佛在催促着他。他深吸一口气，伸出手，触摸到行李箱冰冷的硬壳。就在这时，他看到行李箱的拉链缝隙处，渗出了一丝暗红色的液体。那液体粘稠而缓慢，像有生命一般，顺着箱体的纹路蜿蜒而下，在地板上汇成一小滩。一股浓重的铁锈味瞬间弥漫开来。是血！贺峻霖的心脏骤然紧缩，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恐惧与一种莫名的使命感交织在一起，驱使着贺峻霖。他知道，这个箱子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找来一把裁纸刀，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他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将刀尖对准了那不断渗出血液的拉链。他没有直接拉开拉链，而是选择了更直接的方式——割开行李箱的侧面。刀片划破硬壳，发出刺耳的“刺啦”声。随着他的动作，更多的血液涌了出来，浸湿了他的手套。他咬着牙，划开了一个足够大的口子。箱子里没有想象中的尸块，只有被血水浸泡得面目全非的破碎衣物。他忍着恶心，伸手进去翻找。很快，他摸到了行李箱的内衬，感觉里面似乎有东西。他用刀小心地划开那层厚厚的帆布内衬，就在布料被割开的瞬间，一沓被塑料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纸张掉了出来。
贺峻霖颤抖着解开那层塑料袋。里面是一沓信纸，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那字迹歪歪扭扭，笔画时而重时而轻，仿佛用尽了书写者最后一丝力气。而最让他毛骨悚然的是，那墨水的颜色，是早已干涸的暗红色。是血！这是一份用血写成的认罪书。贺峻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借着手机屏幕的光，开始阅读。信的开头写着：“如果你看到这封信，我大概已经不在人世。我叫文彬，二十一岁，一个来这座城市打工的农村学生。我被骗了，被一个叫刘德海的人，他以给我介绍高薪工作为名，将我骗到了一个黑诊所……”信的内容，详细记录了一个名叫刘德海的器官贩子，如何利用谎言诱骗像文彬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然后在黑诊所里摘取他们的器官进行非法交易。
信的后半部分，字迹变得更加潦草和绝望。“……他们给我注射了药物，我动弹不得，但意识清醒。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知道了自己的命运。我求他们，但他们只是冷漠地笑。在手术前，他们把我塞进了这个行李箱，说要先‘处理’一下。我用藏在鞋底的刀片，割开了内衬，用我身上流出的血，写下了这一切。刘德海，市中心‘德海康复诊所’的院长，他表面上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背地里却是个魔鬼。求求你，看到这封信的人，把我的遭遇公之于众，不要让更多人像我一样……”。信的最后，是一个用尽全力按下的血手印，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我好疼，我好恨。”读完信，贺峻霖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他手中的不是一沓信纸，而是一个年轻生命最后的呐喊和诅咒。那个一直响起的“嘀嗒”声，原来是文彬不甘的灵魂在倒计时，在等待有人为他揭开真相。
贺峻霖明白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鬼故事，这是一场怨灵的复仇。文彬的魂魄被困在了这个行李箱里，他无法离开，只能日复一日地用自己的心跳声——那“嘀嗒”的声响——来吸引别人的注意。他用渗出的血水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用这份血书来指明仇人。他的怨念如此之深，以至于超越了生死，凝聚在这方寸之间。贺峻霖感到一阵窒息般的悲伤和愤怒。他看着这个破开的行李箱，仿佛能看到文彬年轻而绝望的脸。他不再是那个冷漠的失物招领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去完成这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的遗愿。他小心翼翼地将血书收好，用一块布盖住了行李箱。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轨迹将彻底改变。他要为文彬复仇。
贺峻霖没有立刻报警。他知道，仅凭这封血书，证据并不充分，那个叫刘德海的医生很可能会脱罪。他决定自己先去调查。第二天，他请了假，换上了一身不起眼的衣服，按照血书上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德海康复诊所”。诊所坐落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门面装修得非常高档，看起来正规而专业。贺峻霖以腰痛为由挂了号。接待他的是一位护士，态度和蔼。当他被带进刘德海的诊室时，他仔细观察着这个男人。刘德海大约五十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尔雅，谈吐风趣，丝毫没有恶魔的影子。他给贺峻霖做了简单的检查，开了一些药，整个过程无懈可击。但贺峻霖注意到，当刘德海给他检查时，他的眼神偶尔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冰冷的审视，像是在评估一件商品。那一刻，贺峻霖确信，他就是血书里那个魔鬼。
贺峻霖没有打草惊蛇。接下来的几天，他白天在诊所外蹲守，晚上则研究血书里提到的细节。他发现，每到深夜，总会有一些神秘的车辆驶入诊所的后院。他还伪装成清洁工，潜入诊所的垃圾桶，找到了一些被丢弃的、带有血迹的医疗器械包装袋。他将所有证据，连同那封血书，一起匿名寄给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在做完这一切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再次来到诊所，这一次，他直接闯入了刘德海的诊室。“文彬在看着你。”贺峻霖盯着刘德海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刘德海的脸色瞬间变了，他故作镇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个行李箱，一直在嘀嗒，嘀嗒……那是他的心跳声。你杀了他，他的魂就跟上了你。”贺峻霖的声音不大，却像重锤一样敲在刘德海心上。就在这时，诊所的灯光突然开始疯狂闪烁，一阵阴冷的风吹过紧闭的窗户，刘德海仿佛听到了那熟悉的“嘀嗒”声，就在他耳边响起。
“啊！”刘德海终于崩溃了，他尖叫着瘫倒在地，语无伦次地开始忏悔。而就在此时，诊所的大门被猛地撞开，一群警察冲了进来。原来，警方收到证据后，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并一直在监控刘德海。贺峻霖的出现，成了抓捕的契机。刘德海及其团伙被一网打尽，一个庞大的器官贩卖网络就此覆灭。案件轰动全市。贺峻霖回到了他的失物招领处。他走向那个角落，那个深棕色的行李箱依旧立在那里，但这一次，世界一片寂静。那折磨了他无数个日夜的“嘀嗒”声，消失了。他伸出手，再次触摸箱子，它不再冰冷，而是带着一丝温润。他知道，文彬的灵魂，在看到仇人伏法后，终于得到了安息。贺峻霖找来一块干净的白布，郑重地将行李箱包裹好，搬到了仓库最深处。他不再是一个被遗忘物品的管理员，而是一个灵魂的守护者。从那天起，他依旧每天面对着无数的失物，但他知道，每一个物品背后，都可能有一个等待被倾听的故事。而他，愿意成为那个倾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