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记载，吴国的始祖乃是兄弟二人，太伯与仲雍。他们本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儿子，还有一位弟弟叫季历，而季历的儿子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周文王姬昌。如此看来，从辈分上论，吴与周竟还是兄弟之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这也为后来吴国与中原诸侯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埋下了伏笔。
吴国自建国以来，仿佛一颗被遗落在东南边陲的明珠，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隔绝沟通的状态。那时候的吴国，如同一个独自发展的隐士，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默默生存。直到第19代国君寿梦继位后，情况才有了转机。
寿梦心怀壮志，亲自前往洛邑朝拜周王。这一去，如同打开了吴国与中原世界的一扇大门，吴国开始与各国诸侯进行正式的外交联系。然而，寿梦的这次朝拜，也暴露出了他内心的想法。他自认为吴国与周王室有着兄弟般的情谊，甚至自认为自己的地位与周王是同等的，于是便干脆地自称吴王。这一行为，无疑显示出吴国对周王室权威的一种挑战，也让吴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中逐渐显露出自己的野心。
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上，各诸侯国的局势可谓是风云变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激烈的竞争。自从齐桓公首霸中原之后，中原大地的霸权争夺战便拉开了序幕。晋文公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一举称霸中原，成为诸侯们竞相效仿的对象。紧接着，楚庄王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心壮志，也登上了霸主的宝座，与晋国展开了激烈的逐鹿之战。晋、楚两国宛如两位强大的巨人，在中原的舞台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彼此交手、互有胜负，他们的战争不仅决定了中原的霸权归属，也深刻影响了周边诸侯国的命运。
而那些实力弱小的诸侯国，就像在夹缝中求生的蝼蚁，只能见风使舵，在两大强国之间苦苦寻求生存的缝隙。他们时而倒向晋国，时而投靠楚国，试图在大国的阴影下找到一丝喘息的机会。这些小国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晋楚两国的争斗结果，他们的土地、财富甚至百姓的生命，都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棋子。
此时，晋国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反而暗流涌动。晋国卿族的实力逐渐强大，他们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军队，与君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先后发生了下宫之难、诛杀三郤等内乱，这些内乱就像蛀虫一样，一点点地侵蚀着晋国的根基。晋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激烈而复杂，卿族之间相互倾轧，导致国家内部动荡不安。这种内乱使得晋国无暇与楚国进行直接的、大规模的冲突，也让晋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然而，晋国并不甘心放弃在中原的霸权地位。为了压制楚国的势力，晋国采取了一条曲线策略。他们派从楚国逃亡而来的巫臣，去联合吴国共同对抗楚国。巫臣作为楚国的叛臣，对楚国的军事和政治情况了如指掌，他的加入为晋国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他的策划下，吴国开始与晋国紧密合作，学习晋国的军事技术，逐渐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从此，吴国在晋国的扶持下，如同被推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央，开始上演一幕幕令人热血沸腾的传奇故事。吴国的崛起打破了中原原有的平衡，它不仅成为晋国对抗楚国的重要盟友，还在江南地区迅速扩张，成为一方霸主。吴国的军队在晋国的指导下，多次对楚国发动攻击，给楚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晋吴联盟的形成，不仅改变了晋楚之间的战略格局，也为中原大地带来了新的变数。
吴国在得到晋国的支持后，实力迅速增强，仿佛一颗刚刚获得充足养分的种子，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迅速生根发芽。晋国不仅提供了军事技术和战略指导，还源源不断地输送资源和人才，帮助吴国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吴国的军队逐渐从一支地方性武装力量成长为一支能够与楚国抗衡的强大势力。随着实力的增强，吴国开始主动骚扰楚国，两国之间的边境冲突不断升级，战争频繁爆发。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楚国边邑卑梁氏有个少女，与吴国边邑的一个女子同时争采桑叶。两个女子之间发生了口角，这原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或许只是少女之间的嫉妒或一时的冲动。然而，她们的家人却因此而大动肝火，两家怒而相灭，从口角升级为家族间的暴力冲突。紧接着，两国的边邑长得知此事后，也怒不可遏，认为对方的行为是对本国的挑衅，于是直接率军相互攻击，最终竟灭了吴之边邑。吴王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认为楚国的行为是对吴国的极大侮辱，于是便发动大军伐楚，夺取了楚国的两座都城后才撤兵离去。
仅仅因为两个小女孩争采桑叶这样的小事，最后竟惹得两国刀兵相向，屠城伐地。这场冲突从个人的口角，到家族的械斗，再到两国的战争，层层升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吴、楚两国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也揭示了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地缘政治矛盾。
由此可见，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吴、楚二国的仇怨之深，仿佛是刻在骨子里一般，难以化解。两国之间长期的领土争端、资源竞争以及战略利益的冲突，使得任何一个小的摩擦都可能被迅速放大，进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并非一时一事所能解决，而是需要长期的外交智慧和战略调整才能逐步缓解。然而，在那个诸侯争霸的时代，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战争成为了双方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仇恨与冲突。
在前期，吴国与楚国的交锋中，吴国大多时候是胜少败多，只能以防御为主。楚国作为老牌强国，实力雄厚，在与吴国的战争中一直占据着优势。
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转折。直到吴王阖闾继位以后，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阖闾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一众贤能之士。孙武精通兵法，其军事智慧犹如天上的星辰，照亮了吴国军队前行的道路；伍子胥足智多谋，为吴国的战略规划出谋划策，不遗余力。
在这些贤能之士的辅助下，吴国逐渐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开始在战争中占据上风，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吴国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东南大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逐渐成为中原大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这一时期，楚吴两国内政其实都很混乱的。牵扯的恩怨也的确太多了，所以，它们成了宿敌。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十二年、吴王僚十一年，楚平王驾崩。平王之子熊壬即位，史称楚昭王。然而，昭王此时年幼，懵懂无知，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令尹子常手中。子常权倾朝野，独断专行，楚国的局势因平王的离世愈发显得动荡不安。
次年，公元前515年，楚昭王元年、吴王僚十二年，吴王僚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楚国正值国丧，新君刚刚即位，国内局势必定不稳。于是，他派遣弟弟掩余、烛庸率领大军进攻楚国的六（今安徽六安东北）、潜（今安徽霍山北）等地，妄图趁乱扩大吴国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吴王僚为了观察中原诸国的动向，派季札前往“上国”，即中原各国进行访问。季札首先抵达晋国，他凭借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外交智慧，在晋国仔细观察着各国的政治局势、军事力量以及外交关系。他穿梭于晋国的朝堂之上，与各国的达官显贵交流，试图从晋国的动态中探寻到对吴国有利的战略信息。
在楚国，莠尹然、王尹麇迅速率军前往救援被吴军攻击的潜地。沈尹戌则在穷（今安徽霍丘西南）一带布下防线，以阻遏吴军的前进。令尹子常亲自率领舟师抵达沙溃n癜不栈吃抖北），但他似乎并没有全力进攻的决心，在观望一番后便撤回了。左尹郤宛、工尹寿也率军赶到潜地，与莠尹然、王尹麇的军队会合。楚军采取先阻后截的战术，让吴军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吴军在穷、潜之间进退两难，被楚军死死地压制，陷入了困境。
而在吴国国内，公子光（阖闾）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合法的“王嗣”，内心早有夺取王位的野心。伍子胥投奔吴国后，很快便投靠了公子光。他深知公子光的心思，于是四处打听，最终找到了勇士专诸，并将他引荐给了阖闾。阖闾看到吴军在外受困，国内空虚，觉得这是夺取王位的绝佳时机。他与专诸密谋，在堀室（窟室）中埋伏了众多甲士。在一次精心安排的宴会上，阖闾宴请吴王僚。专诸将剑藏在炙鱼之中，在呈上鱼的时候，突然拔剑刺死了吴王僚。专诸也当场被吴王僚的卫士杀害。公子光成功即位，成为了吴王阖闾。
季札回国后，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和宽容。“哀死事生，以待天命”，他接受了既定的事实，没有制造新的纷争。阖闾为了稳定政局，立专诸的儿子为卿。在他的努力下，吴国的政局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然而，前线的战事却并未因此而停止。在吴楚前线与楚军对峙的吴公子掩余、烛庸听闻国内发生政变，吴王僚被杀，各自心怀恐惧，分别逃往了徐国与钟吾（今江苏宿迁北）。楚军得知吴国国内大乱，也无心再战，便撤兵回国。
然而，楚国国内也并未因此而平静。楚昭王新立，年幼无知，费无极趁机陷害郤宛。他深知郤宛“直而和，国人悦之”，在楚国国内深得民心，便与右领鄢将师勾结，视郤宛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在令尹子常面前诬陷郤宛，说郤宛要暗害子常。子常听信了他们的谗言，不假思索地命令攻打郤氏，并放火烧了郤氏的府邸。郤宛得知后，不愿家人受到更大的伤害，被迫自杀。子常和鄢将师还不罢休，又杀了与郤宛相好的阳令终（中厩尹）以及他弟弟完、佗，以及晋陈（楚大夫）和他的子弟，将郤氏的族人和党羽全部诛灭。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郤宛之难”。郤宛的族人、党羽被杀，整个郤氏家族毁于一旦。
郤宛的冤死引起了晋陈家族的强烈不满，他们大呼道：“鄢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令尹尽信之矣，国将如何？”这一呼声代表了楚国国内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国人也对子常的行为议论纷纷，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无比愤怒和失望。沈尹戌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情况，他向子常尖锐地指出：“三族，国之良也，而不愆位。吴新有君，疆场日骇。楚国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他的话犹如警钟一般，敲响了楚国国内危机的警钟。
子常在形势的压力下，只得于公元前515年九月，杀死了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平息国人的愤怒，以取悦于国人。
费无极的阴谋虽然被挫败，但楚国的危机并未就此解除。在费无极诬陷郤宛及子常灭郤氏之族、党羽，又迫使伯氏之族逃亡的时候，与郤氏亲善的伯氏之族被迫逃亡到吴国。其中，伯嚭后来成为了吴太宰，一心谋划着如何谋楚，为楚国增添了新的敌视力量。令尹子常“贿而信谗”，他不仅听信谗言，灭郤氏等三族，迫伯氏逃亡，摧毁了楚国的忠良，而且贪图利益，到处索贿。他公然欺凌压榨来访楚国的使者，全然不顾楚国的国威和外交关系。
据《左传·定公三年》记载，公元前507年，楚昭王九年，蔡昭侯朝贡楚国，他带来了两佩（佩玉）两裘。他献给楚昭王一佩一裘，自己留了一佩一裘。子常看到后，想要蔡昭侯的那套佩玉和裘衣，蔡昭侯并未献给他。子常竟然粗暴地扣留了蔡昭侯三年。第二年，唐成公朝楚，带着两匹肃爽马。子常同样想要，唐成公不肯，也被扣留了三年。后来，唐人献马给子常，子常这才让唐成公回国。蔡人仿效唐人，献佩给子常，蔡昭侯才得以释放。
蔡昭侯归至汉水时，愤怒地将佩玉投入水中，发誓说：“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随即他奔赴晋国，以自己的儿子元和蔡国大夫之子为人质，请求晋国攻打楚国。次年（公元前506年），晋国应蔡国的请求，会合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杞、小邾等国国君以及周、齐的大夫于召陵，计划讨伐楚国。
然而，晋荀寅向蔡昭侯索求贿赂，未能得逞，便以“国家方危，诸侯方二”“弃盟取怨，无损于楚”为由，劝范献子（晋主卿）放弃攻楚。
晋国君臣经过权衡得失，最终辞退了蔡昭侯，没有轻易出兵伐楚。但楚国国内外的局势已经变得愈发复杂和危险，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