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威廉大街，帝国总理府，1924年4月中旬。
春日的柏林，空气中仍残留着战败的阴霾与重建的喧嚣。总理府的橡木会议室里，巨大的普鲁士鹰徽在壁炉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威严。帝国总理威廉·马克思（wilhelm marx）身着深色燕尾服，领口别着铁十字勋章，正与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otto Ge?ler）、经济部长汉斯·路德（hans Luther）等人围坐长桌。桌上摊开的，不仅有刚收到的联合帝国驻柏林大使宋轶的国书副本，还有一份来自鲁尔区的钢铁减产报告——德国正深陷《凡尔赛条约》的枷锁与恶性通胀的余波，而东方那个“全盘西化的华夏强权”，突然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先生们，”马克思总理指尖轻叩桌面，目光扫过国书，“联合帝国的宋轶大使，昨天向我递交了国书。这位北方党人，柏林大学法学博士，据说是张凌云的‘亲信智囊’。他在会谈中抛出了三个议题：重启‘一战’前的中德贸易协定、联合研发航空发动机技术、以及‘共同应对法国在欧洲的扩张野心’。有意思的是，他特意提到，联合帝国的荣耀集团（科技垄断，1798年建立）愿意以‘成本价’向我们转让无线电通讯专利——这对我们重建通讯系统至关重要。”
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推了推单片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闪烁着精明：“总理先生，宋轶的提议绝非偶然。联合帝国的新内阁平均年龄32岁，驻外大使平均年龄35岁，这种‘年轻化’背后是对‘旧欧洲秩序’的挑战。张凌云任命北方党人掌控外交，却让南方党控制教育和文化（教育和文化大臣汪正义），南洋党把持海军（海军大臣吴宣明）——这种‘分权制衡’恰恰暴露了他的虚弱。他需要通过德国，打破英法对欧洲技术的垄断，而我们，正需要联合帝国的市场和资源，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
“技术垄断？”国防部长格斯勒冷哼一声，军靴踏在地毯上发出闷响，“他们的荣耀集团垄断了亚洲和大洋洲的科技市场，连美国的贝尔实验室都要忌惮三分。若真能获得他们的航空发动机技术，我们的容克Ju 52运输机就能升级为真正的轰炸机，打破协约国在制空权上的优势！”
经济部长路德翻开一份贸易数据，纸张边缘沾着咖啡渍：“但代价是什么？宋轶暗示，联合帝国希望我们以‘实物支付’——比如用鲁尔区的煤炭、西里西亚的铁矿石，换取他们的专利和设备。我们的财政部长（指施特雷泽曼兼管财政）上月还在为马克汇率暴跌头疼，若用资源抵债，短期内能缓解外汇短缺，但长期会加剧对联合帝国的依赖。”
会议室角落，社会民主党代表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清了清嗓子，打破了短暂的沉默：“总理先生，我必须提醒各位，联合帝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典范，其‘全盘西化’不过是换了一套资本主义的外壳。他们的北方党代表北方资本，与我们的容克地主和工业寡头有何区别？支持他们，等于背叛《魏玛宪法》的‘社会公正’原则！”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代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立刻反驳，他的声音带着民族主义者的激昂：“谢德曼先生，别用意识形态的幌子掩盖怯懦！联合帝国的金龙集团（全球食品垄断，1848年建立）控制了全球40%的粮食贸易，若我们能与其签订长期采购协议，就能平息国内的面包价格上涨风波。至于‘资产阶级专政’——难道我们现在的政府，不也是在大资本家的阴影下苟延残喘？”
施特雷泽曼揉了揉太阳穴，疲惫地摆了摆手：“够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辩论，而是生存空间。法国人占领着鲁尔，英国人控制着我们的海外殖民地（事实上德国已无殖民地，此处指经济特权），美国人用《道威斯计划》掐着我们的脖子。联合帝国虽然强大，但他们与英国在英属亚丁湾（首府马斯喀特）的矛盾、与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冲突，为我们提供了‘借力打力’的机会。”
马克思总理站起身，走到墙上的欧洲地图前，手指划过莱茵河与东欧平原：“诸位，德国的复兴不能寄希望于《凡尔赛条约》的仁慈，也不能依赖英法的施舍。联合帝国的提议，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刺破技术封锁；用不好，会沦为他们的经济附庸。我们的策略必须是‘有限合作，暗中制衡’！”
他转身，目光如炬，逐条部署：
“路德部长，立即成立‘中德贸易联合委员会’，由你来牵头。核心条款：第一，用鲁尔区的优质焦煤，换取荣耀集团的无线电专利和基础航空发动机图纸，但必须限定‘仅用于民用领域’；第二，联合帝国的永恒集团（交通垄断，1848年建立）若想参与德国铁路重建，必须以马克结算，不得要求黄金支付——我们要借此推动马克的国际化，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第三，严禁金龙集团的粮食直接进入德国市场，避免冲击本国农业，可通过荷兰中转，课以重税。”
“格斯勒部长，国防部的‘秘密技术攻关小组’（即后来的纳粹党卫队科研部门前身）要全力破解荣耀集团的专利。同时，通过柏林大学（1661年建立，世界名校）与联合帝国的中央帝国大学（1662年建立，世界第二）建立‘学术交换计划’，派遣我们的工程师伪装成留学生，窃取他们的设计图纸。记住，只学皮毛，不碰核心——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施特雷泽曼部长，你的任务最艰巨。第一，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的托洛茨基（当时苏共内部斗争激烈）传递‘德国愿与联合帝国在远东互相牵制’的信号，暗示我们可提供鲁尔区的煤炭给苏联，换取他们对我们在欧洲‘反制联合帝国’的支持；第二，向英国驻德大使达伯农勋爵暗示，若英国阻挠中德合作，德国将考虑恢复与土耳其的‘东方路线’贸易，分流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利益；第三，对法国的‘安全保障’要求（指《洛迦诺公约》），继续拖延，避免过早站队。”
“格斯勒部长，加强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监控，防止他们借‘反对外国资本’煽动罢工。同时，默许胡根贝格的民族人民党与联合帝国的海外党（犹太裔阿尔伯特·沙逊领导）接触——海外党代表犹太资本利益，与我们的银行家（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德国分支）有旧交，可利用他们分化联合帝国的内部团结。”
会议结束时，夜幕已笼罩柏林。马克思总理独自留在会议室，凝视着墙上腓特烈大帝的肖像。他深知，与联合帝国的合作，本质上是“与虎谋皮”——张凌云的北方党需要德国的技术人才和市场，却绝不会允许一个统一的德国崛起为欧洲强权。但眼下，德国别无选择：要么在《凡尔赛条约》的绞索下窒息，要么抓住联合帝国这根“救命稻草”，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窗外，菩提树大街的路灯在薄雾中晕开昏黄的光。施特雷泽曼走出总理府时，对身边的幕僚低语：“记住，我们对联合帝国的‘友好’，就像慕尼黑的啤酒泡沫——看着热闹，喝下去全是空的。但这个泡沫，或许能帮我们撑到经济复苏的那一天。”
而在遥远的帝都北京，联合帝国首相张凌云正审阅着宋轶发回的电报，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德国人以为自己是棋手？不，他们只是我们撬动欧洲棋盘的棋子。让荣耀集团‘成本价’转让技术，不过是抛出的诱饵——等他们上钩，我们再慢慢收紧缰绳。”
多极化的世界里，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德国的“务实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与魔鬼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