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进老邮电局家属院的那天，天气预报说未来一周都是暴雨。红砖楼爬满枯萎的爬山虎，302室的防盗门锈得能抠下红渣，钥匙插进去时发出“吱呀”的怪响，像有人在门后磨牙。
收拾房间时，我在阳台角落发现个蒙尘的铁盒，打开的瞬间，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里面装着几十封未寄出的信，信封上的邮票都泛黄了，收信人地址只有“城南槐树巷17号”，寄信人署名是“阿棠”。最底下压着个黑色的录音笔，机身锈迹斑斑，按开机键时，竟还能发出电流的“刺啦”声。
“今天又下雨了，你说过雨天适合写信，可我写了三十封，你一封都没回。”录音里的女声很轻，带着雨打玻璃的“哒哒”声，“他们说你去了很远的地方，可我在邮电局的分拣室找了三个月，没找到任何寄给你的信。”
话音刚落，窗外突然炸响一声雷，暴雨倾盆而下。我赶紧关窗，却看见玻璃上映出个模糊的影子——是个穿蓝色邮电局制服的女人，背对着我，手里攥着封信，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脖子上。我猛地回头，阳台空荡荡的，只有铁盒里的信被风吹得簌簌作响。
接下来的几天，怪事接连发生。每天凌晨三点，我都会被“哒哒”的敲门声吵醒，开门却没人，只有门垫上留着滩水渍，形状像只女人的布鞋；书房的台灯会自己亮，照亮桌上的信纸，纸上会自动浮现出“阿棠”的字迹，写着“信寄不出去”；最吓人的是，我开始在雨里听见脚步声，不是我的，是胶鞋踩在积水里的“啪嗒”声，从楼道口一直跟到家门口，只要我开灯，声音就消失，关灯后又会响起。
我去问楼下的张奶奶，她是家属院的老住户，听完我的描述，脸色骤变：“你说的阿棠，是三十年前邮电局的分拣员吧？”她压低声音，像是怕被什么听见，“那年梅雨季，她每天都去槐树巷送信，后来突然失踪了，有人说她掉进了巷口的下水道，也有人说她被雨水‘吞’了——那下水道的井盖，至今没找到。”
我想起铁盒里的信，赶紧回去翻找，发现每封信的邮票旁边，都有个小小的指甲印，像是写信人用力掐出来的。录音笔里还有段未听完的内容，这次的背景音除了雨声，还有水流的“哗哗”声：“我找到你的信了，在下水道里，好多好多信，都泡烂了……他们骗我，说你收不到信，其实是他们把信都扔了……”
录音突然中断，传来“扑通”一声闷响，像是有人掉进了水里。我浑身发冷，这时窗外的雨更大了，玻璃上的水汽里，慢慢浮现出一行字：“帮我把信寄出去。”字迹是蓝色的，像用钢笔写在水上，很快又被雨水冲散。
第二天，我拿着信去了城南槐树巷。巷子很旧，青石板路的缝隙里长满青苔，17号是座废弃的院子，院门挂着把生锈的铁锁，锁上缠着水草——这里离河边很近，下雨天很容易积水。我绕到院子后面，发现墙角有个下水道口，井盖果然不见了，洞口飘着股腐臭的气味，像烂纸和铁锈混合的味道。
我刚要靠近，突然听见洞里传来“哗啦啦”的声音，像是有人在翻找东西。紧接着，一只苍白的手伸了出来，手里攥着封泡烂的信，信封上的字迹模糊，依稀能看见“阿棠收”三个字。我吓得后退，却看见那只手的手腕上，戴着个蓝色的手链，和铁盒里其中一封信里夹着的手链一模一样。
“是他的信。”洞里传来阿棠的声音，带着水的浑浊感，“他说要去国外打工，让我等他，可他们说他骗我，把他的信都扔进了下水道。”雨水顺着洞口流进去，洞里的声音更清晰了，“我去找信，却被井盖砸中了腿，爬不出来，雨水涨得好快，我抱着他的信，就像抱着他一样……”
我突然想起张奶奶说的“被雨水吞了”，原来不是谣言。我鼓起勇气，对着洞口说：“阿棠，我帮你把信寄出去，可他现在可能不在国内了，怎么办？”洞里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轻轻的哭声：“我知道他不在了，去年有人来槐树巷，说他在国外出了车祸，骨灰还没运回来……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收到他的信了。”
当天下午，我去了邮局，把阿棠的信和那封泡烂的信一起，寄往了邮局的“死信处理中心”。工作人员说，对于无法投递的信件，他们会统一保管，等待家属认领。我还把录音笔里的内容刻成了光盘，放在了信里，希望能有人听到阿棠的故事。
回到家属院时，雨停了。302室的防盗门没锁，我推开门，发现铁盒不见了，阳台的角落里，放着个蓝色的手链，和洞里那只一模一样。书桌上多了张纸条，用钢笔写着“谢谢”，字迹娟秀，是阿棠的字，纸边没有水渍，只有一片干枯的槐树叶。
后来，我再也没在雨里听见脚步声，也没在玻璃上看见影子。只是每个梅雨季，302室的阳台都会飘出淡淡的槐花香，像是有人在那里晒信。有次暴雨夜，我梦见阿棠穿着蓝色的制服，手里拿着封信，站在槐树巷的阳光下，笑着说：“他收到我的信了，他说他也在等我。”
现在，我还住在302室，书房的桌上，总放着一沓信纸和一支钢笔，遇到有人来家属院找老地址，我会帮他们写信，寄往那些可能永远收不到信的地方。我知道，有些信不是为了投递，是为了告别；有些等待不是为了结果，是为了不留下遗憾。
就像阿棠，她用三十年的时间，在雨里守护着那些未寄出的信，不是为了等一个回信，只是为了让远方的人知道，有人曾在雨里，认真地等过他。而那些被雨水浸泡过的信，虽然字迹模糊，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在岁月里，慢慢变成了不为人知的秘密，随着雨声，留在了老邮电局家属院的每个角落。
需要我增加阿棠与“他”生前的回忆片段吗？比如设计他们在邮电局门口的槐树下约定、他出国前给阿棠写第一封信的场景，让“等待”的情感更深刻，也让故事的恐怖感与温情形成更鲜明的对比。
雨蚀·信痕
槐花香飘进302室的那天，我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了本旧相册。封面是深褐色的皮革，边角已经磨损，翻开第一页，就看见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穿蓝色邮电局制服的姑娘站在槐树下，手里举着封信，笑得眉眼弯弯，她身边的年轻男人穿着灰色西装，正帮她整理领口的徽章。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阿棠与文彬，1957年槐花开时。”
是阿棠和她等的人。我指尖抚过照片，突然感觉纸面有些粗糙，凑近一看，照片边缘竟沾着些淡蓝色的墨迹，像雨水晕开的痕迹。这时，窗外又下起了暴雨，雨点砸在玻璃上，发出“哒哒”的声响，和录音笔里的背景音一模一样。
书房的台灯突然自己亮了，照亮了桌角的信纸。我刚走过去，信纸就被风吹得翻页，空白的纸上慢慢浮现出蓝色的字迹，是阿棠的笔迹：“他走的那天，槐花落了一地，他说等槐花开三次，就回来娶我。”
字迹慢慢延伸，像在讲述未完的故事：“他第一次寄信来，说国外的冬天很冷，让我多穿件棉袄；第二次寄信来，说看到了和槐树巷一样的青石板路，很想家；第三次，我等了半年，没等到信，却等到了他单位寄来的‘失踪通知’。”
雨声突然变得急促，玻璃上的水汽里，又浮现出阿棠的影子。这次她不是背对着我，是侧对着，手里攥着那封泡烂的信，正蹲在下水道口，像是在翻看什么。“我知道他们把信扔在这里，每天都来翻，希望能找到他的信，哪怕只有一张碎片。”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有天雨下得很大，我掉进了下水道，怀里还抱着刚找到的信，信上写着‘阿棠，我下个月就回来’……”
影子突然消失，桌上的相册自己翻到最后一页，里面夹着张小小的火车票，日期是1959年4月12日，从上海到槐城，乘客姓名栏写着“李文彬”——是文彬的名字！票根边缘有个小小的牙印，像是有人紧张时咬的，背面还写着行小字：“带阿棠去看西湖的春天。”
我突然明白，文彬不是失踪，是回来了！他买了回家的火车票，却没来得及回到阿棠身边。我抓起火车票，冲进雨里，往槐树巷跑。下水道口的积水已经漫了出来，我蹲下来，用手拨开漂浮的落叶和垃圾，突然摸到个硬硬的东西——是个黑色的皮夹，里面装着张身份证，照片上的年轻男人，正是相册里的文彬。
皮夹里还有张揉皱的信纸，上面的字迹和火车票背面的一样：“阿棠，我知道他们扣了我的信，我偷偷跑回来了，在槐树巷等你，要是我没等到，你就拿着这张票，去西湖看看，就当我们一起去过了。”信纸的右下角，有片暗红色的痕迹，是血。
“他回来了，阿棠，他回来了！”我对着下水道口大喊。雨水突然变小，洞口飘出股淡淡的槐花香，紧接着，那只苍白的手又伸了出来，这次手里没有信，只有个蓝色的手链，和之前留在阳台的那只一模一样。手链慢慢落在我手里，上面还沾着片干枯的槐花瓣。
“谢谢。”阿棠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耳边，“我知道他回来了，只是我们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我收到他的信了，也看到他的火车票了，这样就够了。”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我把文彬的皮夹、火车票和信，一起埋在了槐树巷的老槐树下，还种了株新的槐树苗。张奶奶说，那天晚上，她看见槐树下有两个影子，一个穿蓝色制服，一个穿灰色西装，正一起捡槐花瓣，像是在说什么悄悄话。
后来，我在302室的阳台种了株槐树，每年槐花开的时候，都会收到一封没有寄信人地址的信，信上写着“谢谢”，字迹娟秀，是阿棠的字，信封上还沾着片槐花瓣。我知道，是阿棠和文彬来看我了，他们终于在一起了，在没有雨水的地方，在槐花开满的地方。
现在，每当有人来家属院找老地址，我都会给他们讲阿棠和文彬的故事，告诉他们，有些等待不会白费，有些约定不会过期，就算隔着生死，隔着岁月，只要心里记着，就一定能等到重逢的那天。而那些被雨水浸泡过的信，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会像槐树一样，每年春天都开花，提醒着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不要让等待，变成遗憾。
需要我补充文彬“偷偷跑回来”的具体经历吗？比如描述他如何躲避单位的阻拦、如何在槐树巷等待阿棠，让两人的重逢更具画面感，也让故事的温情更打动人心。多年后的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找到了我。他说他是文彬在国外的同事，当年文彬一心想回国，可单位以工作未完成等理由阻拦。文彬偷偷藏起重要资料，以此要挟单位让他回国，这才拿到了那张回家的火车票。
老人还说，文彬回国前受了伤，但他顾不上养伤，一心只想着能见到阿棠。他在槐树巷苦苦等待，可阿棠却再也没出现。文彬在雨中淋了很久，伤口恶化，最终没能撑下去。
听完老人的讲述，我心中五味杂陈。我带着老人来到槐树下，告诉他阿棠和文彬终于相聚了。老人看着那棵槐树，眼中泛起泪花。此后，每年槐花开时，那封带着槐花瓣的“谢谢”信依旧会准时到来。而我，也会继续给每一个来家属院的人讲述阿棠和文彬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