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禄在书信了详述了连山关之战的过程，大赞了飞行队飞临连山关关城，将关城炸成一片火海的功劳，同时也向杨振报告了他和仇震海商定好的计划。
仇震海率领屯兵在宽奠一带的安东西路团营人马，从东往西进攻，去打叆哈门、叆阳堡等地清虏据点。
李禄则率领已经进兵至通远堡、凤凰城一带的征东中后军主力，从南往北打，在拿下连山关后，与仇震海东西对进，联手荡平盘踞在太子河上游以南崇山峻岭中的那些清虏据点，如草河城、撒马吉堡等地，清除其中遍布的八旗庄屯。
由于近半年多来，宽奠、凤凰城等地已经接收了来自清虏那边的大量逃奴，使得仇震海、李禄他们，对叆哈河以西、撒马吉河、草河、细河一带的地形与清军驻兵情况，已有相当多的了解。
而且也只有继续拿下草河堡、撒马吉堡、叆阳堡等地的清虏驻防人马，李禄与仇震海他们才能往北渡过太子河上游，然后合兵进军清虏大后方抚顺与兴京赫图阿拉等地，进而才能实现杨振一开始的设想。
对此，杨振当然是完全支持的。
如今的辽阳城内外大军云集，加上辽西方面的兵马已经拿下广宁城，虽然伤亡不小，但主力仍在，将来双方合兵以后，兵力就算不到二十万，也将超过十五万。
有了这样的实打实的雄厚兵力，配合上杨振征东右翼军的大批重炮，多尔衮若死守盛京，必定玉石俱焚。
届时，或许己方伤亡也会很大，但胜利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着眼于战后的布局，才是重中之重，而且现在就应当下手。
也因此，对于李禄、仇震海两路兵马的安排，杨振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让他们翻山越岭前来辽阳会师，然后一起攻打盛京。
一方面是没必要，等到辽西各部兵马安顿好广宁城的驻防事务之后，双方在太子河北岸长胜堡、虎皮驿一带会师，人数就已经十分客观了，兵力足够用了。
另一方面，盛京的大后方，尤其是抚顺、兴京赫图阿拉一带，位置也相当重要，杨振也希望自己在辽阳一带牵制清虏盛京八旗主力的时候，仇震海与李禄他们能在盛京东北的侧后方出兵掠地，奠定战后自军全面拥有辽东的局面。
但是对于李禄希望将行营飞行队继续调派给他使用的请求，杨振直接给否了。
山地作战，尤其是对于那种进攻敌人驻守山城的仰攻作战，飞行队的确能起非常大的作用。
不过，这种类型的作战，对于飞行队来说，也相当的危险。
主要是是在山高林密的环境下，山间气流十分不稳定，很容易出现事故。
再一个，谁也不知道敌人驻守的山城背后是什么情况，降落点的安全没有保障。
尽管李禄他们从逃亡过来的八旗庄田逃奴那里，了解了许多敌人后方的情况，但那毕竟是在敌后，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事实上，在李禄和张国淦写给杨振的书信里面，他们都提到了飞行队在飞越连山关关城，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有两架飞天热气球出现事故。
一架中途偏离了航向，撞在了附近的山上，气囊受损严重。
另一架在执行完轰炸任务后，在降落过程中偏离预定地点，落在连山关关城东南侧的河流里，同样出现了损坏。
好在隶属飞行队的“飞手”与掷弹手，只是受了点轻伤，无大碍。
这些情况，也给杨振提了醒，飞行队的使用只有在围城作战，或者敌军被包围的情况下性价比最高。
当然了，撤回飞行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杨振打算在将来总攻盛京城的时候，准备把他们作为最后的杀手锏使用，准备把他们作为从精神上压垮清虏盛京八旗主力的最后一张王牌使用。
崇祯十六年五月初四清晨，梁得胜带着杨振的命令出城往东，返回连山关、草河城前线传令去了，而杨振本人则带着卫队出城往东，前往长安堡管屯指挥行署视察移民分屯垦荒的情况。
正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时间进入五月，整个金海镇、登莱镇的大后方，从旅顺口到西盖马堡，从鸭江西到鸭江东，从瀛洲岛到小蓬莱群岛，从登莱“西路”潍县地区到登莱东路黄海道地方，再次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规模垦种活动，
金海西路、金海北路的新占领区也不例外。
包括太子河南岸、辽阳城周边整片划给征东军右翼军的土地上，已完成圈地分屯、按户分田计划的右军管屯指挥行署，也开始动员和督促移民垦荒，并通过统借统贷的方法在自家新分的土地上引种番薯、土豆、高粱、玉米等等农作物。
当然引种最多的还是番薯。
由于征东军右翼军中有很多哨、队的驻地，原来都在金海南路旅顺口的周边，那里气候更早，耕作也早，早在四月底的时候就差不多全部完成了耕作。
到了五月初，金海南路无处不在的番薯藤蔓，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充足的种苗供应。
当然，金海北路、金海西路、金海东路的新占领区，也从各自的后方获得了大量的种苗供应。
杨振前往长安堡一带巡视的时候，先期的三千六百户黄淮移民，被分作长安堡前后左右屯、黄泥洼前后左右屯和“长定堡”前后左右屯，共计十二屯，在辽阳城西北方向，沿着太子河从东到西、再到南，星罗棋布。
而与此同时，新的移民队伍，仍在一批批到来，其中预备安置到辽阳周边的新的三千六百户，已经在营口上岸，几天后就能抵达。
这一批移民，杨振已经计划将他们安置到辽阳城以东、太子河以南的丘陵地带，比如汤河口、甜水河口，以及“燕州城”一带，同样是作为征东军右翼军的兵员、钱粮来源之一来安置。
五月初五上午，杨振在长安堡管屯指挥行署，对陈新第勉励了一番，鼓励其再接再厉之后，回到了辽阳城，开始全面清点各部兵员、粮草，以及弹药军械等装备。
同时，下令给金海南路水师团营将领严省三等人，命他们在辽阳城北、城东的太子河段，分别搭建浮桥。
而当杨振一边忙着督促春耕，一边忙着指挥备战的几乎同一时间，盛京城内的“大清国”天眷皇帝多尔衮，也接到了来自铁岭方向几经权衡勾兑后呈递给他的最新奏报。
这个奏报之所以“姗姗来迟”，是因为满达海、罗洛浑狼狈逃回铁岭之后，一直惊魂未定。
他们在铁岭等待了两天，虽然又陆续收拢了一些逃亡途中掉队的溃兵，但是一番清点下来，依然接受不了最后的结果。
因为这一场大战下来，他们不仅守城战打输了，广宁城丢了，城内的驻防八旗守兵全军覆没，隶属两红旗的大批家眷人口也没了。
而且，连他们以往最引以为傲的野战也打输了，两红旗巴牙喇和阿礼哈超哈，以及科尔沁蒙古部落骑兵，同样损失惨重，直接动摇了两红旗的根基。
隶属镶红旗的人马，跟着罗洛浑、程尼等人逃到铁岭的，最后仅剩下四千多人。
而属于正红旗的人马，最后逃回铁岭一带的，也只有八千余人。
算上科尔沁等蒙古部落联军最后残存的人马，当初气势汹汹、浩浩荡荡开往广宁城的数万援军，最后活着回来的，仅有八千多人。
对于满达海的正红旗来说，情况还算是稍好一点，因为其在铁岭、开原一带，仍有一些属于正红旗的驻防牛录和庄田人口，盛京一带也有留守牛录和庄田人口。
虽然这次损失也很惨重，但林林总总算起来，整个正红旗下仍有三四十个牛录，仍旧支撑得起一个旗。
但是对于罗洛浑的镶红旗来说，情况则是糟糕到了极点。
虽然其在盛京城内外也有一些留守牛录和庄田人丁，甚至其克勤王府也并未完全搬到广宁城，但是经此一战过后，本就根基薄弱的他，一下子根基尽毁。
因为到了铁岭，他才恍然大悟，被他扔在广宁城内的大批旗下人口，才是他真正的根基。
四千多跟他突出重围的镶红旗巴牙喇和阿礼哈超哈，虽然都是精锐，可是即便这些人再次成家立业，生出孩子，等他们的下一代能够继承家业，能够披甲上阵，起码也得是十六年或者十八年以后的事情了。
与此同时，他和满达海一样，都担心多尔衮借此机会严厉处置自己。
虽然他已经事先为城池失守，为突围出城，做过一定的铺垫，但是他也没有想到，结果会这么严重，损失会这么巨大。
然而广宁城丢失，“大清国”的西线出现了这么重大的变化，不管是罗洛浑，还是满达海，甚至包括同样不太认同多尔衮继位的科尔沁亲王吴克善，全都认为，他们必须尽快把西线发生的重大变化报告上去。
只是报告什么，怎么报告，成了一个难题。
三人反复权衡纠结了两三天，终于派人在五月初五的午后，将奏报送到了盛京城内。
罗洛浑坦承了广宁城丢失的事实，但是把丢失的责任，归咎于洪承畴、祖大寿率领的辽西各部明军主力过于强大，并且认为自己在各部明军数百门重炮猛轰之下，坚守广宁城长达五天之久，已经竭尽全力。
为此，他还给被他坑死了的吴拜、马喇希请了功，并且向盛京城报告说，自己是在城破之后，在吴拜、马喇希、吴尔古代等人的极力劝说之下，才突围出城的。
总而言之，把广宁城丢失的锅甩到了死无对证的吴拜、马喇希、吴尔古代的头上。
至于正安堡之战的失利，或者说正安堡会战的失利，罗洛浑、满达海、吴克善三人非常有默契，一致把战败的原因，归罪到了正红旗汉军固山额真王世选的头上。
他们联名向盛京城报告说，正是王世选和其麾下六七千汉军队伍的临阵倒戈，才导致了正安堡之战的失利。
而且，为了平复留守铁岭、开原一带的正红旗旗下牛录家眷们的情绪，同时也为了安抚前来依附铁岭、开原住房八旗为生，却被带着南下作战的翁牛特、乃蛮部等部落丁口的家眷族人们的情绪，就在他们定下由王世选和其麾下汉军背锅的当天，满达海下令抓捕了王世选留在铁岭的家眷。
包括其子王之鼎在内，一家三十余口，在五月初四傍晚，尽皆被斩首示众。
与此相应的是，王世选麾下所有正红旗汉军士卒的家眷，也被剥夺了正红旗汉军的旗籍，一变而为包衣奴婢。
而他们的房产、田产、人口、牲畜等财物，也都被满达海、罗洛浑、吴克善三方所瓜分。
就这样，一路败逃回铁岭的罗洛浑、满达海等人，将将稳住了两红旗下军心混乱、士气低迷的局势，算是在铁岭暂时站住了脚。
不过，看到他们的军情“奏报”的多尔衮，则在盛京皇宫里被气得跳脚大骂，誓言要将罗洛浑、满达海这两个废物革去爵位，赶出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