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十的上午，在与杨振推心置腹的谈过了所有事情后，杨朝进喜忧参半的跟着沈迅、许天宠、刘万忠的队伍，离开盖州城南下了。
令他高兴的是，他这次来的目的都达到了，该给金海镇的激励给了，该传达的口谕也落实了，同时王德化叫他带话询问杨振有关公主婚配的意见，他也询问了。
尤其是连崇祯皇帝本人都犹豫再三，给他口谕只是让他试试，不能确保必成的事情，他都给办成了。
杨振在送别他们的时候，当着他的面儿，命令刘万忠在一月底前组建好金海镇的南下援剿兵马，二月初渡海南下，二月底前必须抵达淮安府地界登陆，就地听候朝廷旨意。
这一点让杨朝进非常满意。
当然，令他忧虑的是，杨振对司礼监王公的提议非常抵触，仿佛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坚决不同意。
虽说从杨振拜托给他的事情上看，杨振也并非对他提及的公主毫不在意，或者说毫无兴趣，但是总的来说，这件事完全不如司礼监王公的预期。
但是，好在他的这位干爹告诉他的，也只是让他酌情探一探杨振的态度，充其量见机行事劝一劝杨振接下这番好意，也没说非得让他劝说杨振答应。
事实上，杨朝进反而觉得杨振这边给的都是借口，皇帝要是下旨了，杨振大概不会不同意，在他看来，目前的关键反而是皇帝本人那里，需要王德化去努力进言说服。
当然了，这些事情，他是无能为力的，除了如实禀报之外，他能做的不多。
不过杨振请托他的事情，倒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因为他在宫中和军中效力多年，已经和王德化这样的大太监一样，拥有了认养小太监为干儿子的资格，在内宫之中有的是干儿子充当眼线和手下。
崇祯十六年正月十二上午，杨朝进、沈迅一行人从双岛湾渡海往南，当日下午抵达登州，在登州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次日即马不停蹄地向着京师方向赶去。
正月十七日，一行人抵达天津卫。
休息一宿后，沈迅带人转道向东，往山海关方向而去，而杨朝进一行人则继续赶赴京师，并于当天傍晚宵禁之前回到了京师。
王德化听了杨朝进的报告，也是喜忧参半。
随着大明朝关内形势的变化，像王德化这样的大太监早已看明白了一个道理，乱世已经到来，他们这样的人犹如无根的浮萍，只能依附真正的强者才能生存。
而杨振，这个曾经被他提携扶持起来的人，就是这样的强者。
甚至包括他将来在崇祯皇帝跟前的地位，都有可能要依赖他跟杨振的关系来维持，就像高起潜凭借其与辽西军伍的密切关系而一直屹立不倒一样。
拿公主的事情询问杨振，也有“讨好”拉拢杨振的意思。
毕竟，他与杨振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因为陈新甲的倒台，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渠道和纽带。
如今的兵部尚书跟他很不对付。
他已经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好处，来制衡或者笼络杨振了。
反倒是崇祯皇帝命他主持内府挑选驸马都尉的事情，可以让他借题发挥闪转腾挪一番，如果杨振有意，他一力促成此事，从此自然与杨振的关系更加紧密。
如果崇祯皇帝有意，那他也可以借此机会，继续与杨振保持紧密联系。
可惜的是，杨振的儿子们太幼小，而杨振本人居然不同意。
但是他也并不沮丧，这段时间以来他在崇祯皇帝跟前已经做了许多铺垫，成功地影响到了崇祯皇帝为公主挑选驸马都尉的一些限定条件。
最开始，崇祯皇帝限定了要从清贵文人士大夫之家，选取年龄与公主相仿的少年。
但是现在，一个多月过去，崇祯皇帝已经改变了主意，勋贵、将门或者武官之家的青年才俊，也被列入了可供选择的行列之中。
还有年龄问题，年龄相仿最好，但大一些也可以接受了。
毕竟崇祯皇帝是真心很累，他内心也希望有个年龄稍长一点的驸马都尉，能早点出来做事，真要是一个十五岁的驸马都尉，至少还要七八年的时间才能出来做事。
但他绝没想过杨振。
如果王德化在他面前推荐杨振，估计会被当场打个半死。
好在王德化也很有心眼儿，在皇帝面前，还没敢将杨振，与他主持的为公主挑选良配的事情联系到一块去。
但是他仍在以各种各样的话术，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崇祯皇帝在这个事情上的立场。
只是杨振的明确拒绝，让他一时有点意兴阑珊。
当然，与心情复杂的王德化不同，正月十九日上午朝会结束之后，在乾清宫内听了杨朝进关于金海镇之行的报告之后，崇祯皇帝十分高兴，当着诸多内臣大珰的面儿，把杨振好一顿夸奖。
而与此相应的是，那几道早已拟好的从辽西和金海镇调兵南下援剿流贼的诏书，也在当日下午迅速走完了流程，加盖了印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往辽西和金海镇去了。
事实上，杨振的驯服，让崇祯皇帝非常满意——这已经是为数不多的能让他感到满意的事情了。
崇祯皇帝从金海镇那里调兵，固然有加强督师侯恂麾下兵马的需要，但主要是为了堵上洪承畴、祖大寿他们的嘴。
因为去年辽东开战之后，与清虏连番作战的人马主要是金海镇。
而今，朝廷从金海镇都抽调了过万的兵马南下，你们辽西那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而他之前之所以还要派杨朝进往金海镇走一趟，还给了三百道任官空劄，就是为了安抚杨振，同时让杨振出兵配合。
结果显而易见，杨振非常配合。
而杨振的配合也的确起到了相应的效果。
就在崇祯十六年二月初九承天府知府开门迎贼，承天府、荆州府、岳州府陷落的消息传到京师，崇祯皇帝再一次忍不住大发雷霆的同一时间，新组建的金海镇南下援剿兵马七千五百余人，在副总兵刘万忠的率领之下，登上了俞亮泰、高成友指挥的庞大船队，正式启航南下了。
而一直观望形势的辽西各路兵马，尤其是张存仁所部兵马，在得到金海镇援剿兵马已经启程南下的消息后，也于崇祯十六年二月十五中午，跟在“平羌将军”甘肃镇总兵白广恩和“征西前将军”大同镇总兵王朴所部兵马的后面，一起启程南下了。
白广恩出关作战时带出来的万余人马，而今还剩下八千余，主力尚在，其中除了两千来人的车炮辎重队伍之外，剩下六千来人全是骑兵，浩浩荡荡，气势不凡。
至于大同总兵王朴，从大同花钱招募并带出山海关的大同兵马，除了在寒冬腊月里染病而死的极少一部分人外，剩下一万一千多人，一仗没打，一个个全须全尾、兴高采烈地撤往关内。
唯有不情不愿的张存仁，及其麾下部将张洪漠、刘天禄、祖可法、高光辉等人，心情十分复杂。
崇祯四年，他们在大凌河重围之中被迫投降了清虏；崇祯十三年，他们又在广宁发动兵变，杀了清虏安平郡王杜度，献城归来。
如今到了崇祯十六年，不仅朝廷猜疑他们，就连其他各路辽西兵马，他们十几年前的同僚，现在也排挤他们。
祖大寿麾下各部人马没有入关南下的，南下的唯有他们这一支。
他们自认为，自己与白广恩部、王朴部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辽东人，而白广恩及其部下本身就陕西人，调回三边总督麾下，等于衣锦还乡。
王朴及其部下本人都是大同镇人，如今也是回归本镇，相当于与家人团聚。
而唯有他们这一支，是被迫南下的客军。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们是被人针对了，不仅是被朝廷针对了，而且还被自己昔日的辽西同僚们针对了。
所以张存仁所部人马万余人，从上到下，情绪远不如白广恩、王朴两部人马归心似箭那般高涨。
但是他们不得不服从军令，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崇祯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午，白广恩、王朴、张存仁三部兵马共计三万多人，相继抵达通州一带，队伍浩浩荡荡，绵延十几里。
通州一带士民百姓，包括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商旅，望见如此规模气势的官军队伍，有躲避的，有窥探的，也有奔走相告的，一时人心振奋，颇觉有望剿灭流贼。
而事实上，如果将此三万多以骑兵为主的人马拧成一股绳，全部交给孙传庭或者马士英统率，或者哪怕是交给此刻京师朝堂上一位知兵的大臣统一指挥，前往湖广作战，确实有很大机会一举重创正云集湖广就食的流贼大军。
但可惜的是，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崇祯皇帝在武英殿内集中召见了白广恩、王朴和张存仁三位总兵，给了印绶，并赐宴勉励了一番之后，就让他们各自分兵，分赴自己的防地了。
白广恩率军走山西，奔陕西而去。
王朴率军走宣府，奔大同而去。
张存仁则率军从通州继续南下，驻防保定而去。
白广恩回到陕西，不论是前往兰州，还是留在西安，总之是在孙传庭的手底下，随时可以调用。
但是王朴和张存仁这么分兵驻防之后，却等于再次闲置了下来。
到了三月初，杨振在沈迅让人捎过来的书信中得知这些消息之后，也是唯有叹息。
此时此刻，他已根本顾不上关内的形势和战局了。
因为辽东湾和下辽河在经历了持续四个月的封冻之后，终于冰雪消融，终于解冻了。
而与此相应的是，清虏驻守海州城的梅勒章京罗硕，先后派人往盖州城以北的青石岭营寨，两次递交要求继续贸易的书信。
进入二月之后，几乎是半个月一次，而书信的署名都是硕托。
而书信中关于交易的要求，第一次是要求十万石，第二次则改口为五万石，皆以现银交易。
而杨振在遣人前往耀州城投书回信，要求清虏派员重新议价的同时，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北上攻打辽阳城的战略和战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