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闽人办闽事”，不但没把事情办好，还间接地把北洋舰队变成了“福建帮”。刘步蟾、林曾泰这班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将领，拉帮结派，一面架空提督丁汝昌，一面排斥舰队“总查”琅威理。
琅威理是英国人，赏提督衔，总责北洋舰队训练。这是一个有真本事的，却因性格刚烈，治军严明，闽籍官佐素以之为苦。矛盾累积，终于爆发了“撤旗事件”。
1890年初，北洋舰队泊香港过冬。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一部出巡南海；3月6日，右翼总兵刘步蟾突然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以宣示代行指挥舰队。
琅威理质问刘步蟾，丁提督虽然不在香港，但我这个“副提督”还在舰队里，怎么可以降提督旗？二人争执不下，官司打到李鸿章面前。李中堂说，北洋舰队哪有什么“副提督”啊？言下之意自然是支持刘总兵。
朗总查大怒，愤然去职归国。
英国政府也很恼火，拒绝李鸿章另聘英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撤回旅顺港顾问诺加，同时宣布，不再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
这是北洋舰队的命运转折点。琅威理去职后，舰队训练废弛，纪律松懈，军官携眷陆居，士兵去船以嘻，北洋舰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
四年后，李鸿章、刘步蟾等，终于吞下了自己种下的恶果。
撤旗事件中，李鸿章之所以支持刘步蟾，根本原因，是朝廷上下对英国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关卓凡认为，英国政府接受中国留学生，向中国派出顾问人员，固然希望增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但并无籍此控制中*队之意。这一类事情上，英国人的行为。还是职业的，是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
而我们疑神疑鬼，不肯予客卿真正的信任和礼遇，即不肯真正地自居于学生的地位。如此，又怎么能够真正地学出师来？
后世居然有人认为，“撤旗事件”中，李鸿章、刘步蟾等人，“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真是不知所谓！
历史告诉未来，原时空告诉本时空，请问，关卓凡该怎么办这个福州船政局呢？
首先，关卓凡建议左宗棠带日意格、德克碑两位去西北。“以为強助”。左宗棠是晓事的，答应了。
调开法国人之后，我要用英国人了。
船厂的营运模式，还是用左宗棠当初筹划的路子，聘请洋员总责管理和技术。中国人跟着当学生。这条路子，和上海自贸区船厂的“外资独资”颇有不同。关卓凡认为，第一，两条腿走路是必要的；第二，分工上，自贸区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大型船只，马尾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小型船只。即先易后难，技术学到手了，再由小船而大船。
马尾船厂的洋监督、洋技师，关卓凡没有费心自己去找，而是直接请英国政府予以推荐。
正常情况下，政府拥有的资源总是最多和最优质的。关卓凡相信英国人在这方面的“职业操守”，不会给自己塞假冒伪劣。何况，自贸区船厂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为了拿下上海的船厂，英国人也得在福建的船厂上落十分的心思。
关卓凡在欧洲的资源。比不了美国，虽然也有花旗洋行的欧洲司，但卢卡斯毕竟是普鲁士人，和英国终究隔了一层，而福州船政用英国人是既定的章程。卢卡斯的任务，是对英国政府推荐的人选，进行“背景调查”，做最后“把关”。
船政学堂呢？
第一，要完全独立于船厂。
原时空船政学堂的设立，初衷是为船厂准备人才——这个眼界太狭窄了，使船政学堂沦为船厂的附属，船政学堂办得不伦不类，相当程度根源于此。船厂只能作为学堂的一个“实习基地”，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
第二，船政学堂自身再一分为二。
原时空的福州船政学堂，本来就分为“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教授造船、轮机、设计，“后学堂”教授航海及驾驶。这“前学堂”也罢了，知道是教船舶制造的；可是这“后学堂”，您看得出是一间海军学校吗？
怪不得教出一班奇奇怪怪的学生来呢。
分开分开，本时空，“前学堂”易名“福州造船学堂”，“后学堂”易名“福州海军学堂”。
一，部分教师，两校可以共用，但体制上，两校完全独立，互不相属。
二，名实相副，造船的就叫造船，海军的就叫海军。
还有，再也不叫什么“水师”了，名不正则言不顺，从现在开始，培养海洋观念！
课程设置上，关卓凡决定，自己不要玩任何花样，全盘照搬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就好。
为了搬得地道，不变形，不走样，不仅教师，更重要的是，校长也要用英国人。
人选嘛，和船厂一样，请英国政府推荐，花旗洋行欧洲司把关。
学员方面，第一，要全国招生，千万别再办成福州地方学校了；第二，通过入学考试，对学员进行严筛。
这个“入学考试”，除了知识水平——至少得识字吧？更重要的是“素质测试”，即：能不能吃苦？有没有尚武精神？守不守纪律？有没有团队观念？肯不肯接受新鲜事物？
还有，去跑个五里路，看看要花多少时间？
清制一里，大约五百七十六米，五里即二千八百八十米。
如果还以为上这个学堂是为了考八股中举人当官啥的——滚回家去，不送。
入学之后，全军事化作训管理——军校啊！每年操死他几个！受不了的，提前滚蛋！保持淘汰率，不合格的学生，别想混到毕业季，反正决不允许废柴混进革命的队伍！
如此严格，怕不怕找不到足够的生源？
不怕，免学费，包吃住，奖学金，毕业国家分配，怎么可能招不到好学生？
至于留学，关卓凡认为，重要是重要，但有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留学生的“底子”。
如果学生的底子没打好，出去也是“留学垃圾”，回来了“海龟”只好做“海带”，哪敢叫他们真的“带海”？
教训还不够多吗？
学生的底子打好了，出去了才能真正更上层楼。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军校办好。
之所以选择张之洞来主持福州船政，一个重要原因，是关卓凡认为，在原时空，相比实业和新军，张之洞更擅长的，是教育。
张之洞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自强学堂——武汉大学，湖北务农学堂——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
张之洞办教育，是从学前一直办到大学的，“是全梯级”的，除了以上几间字号响亮的高等学府外，还有：湖北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广东广雅中学。
全部都是一等一的“名校”。
这是“纵向”，“横向”看，张之洞所办教育，涵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国民教育，算是“全方位”。
称张之洞为清末兴教第一人，不过誉。
当然，军事学校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教育的原理是共通的，何况张之洞绝非未经干戈的一介书生，他办过团练，打过发捻，也是血里火里过来的。
不过，张之洞毕竟没有还办过洋务，办福州船政，要和英国人密切交道，他需要一个精通英语、熟稔洋务的人做助手。
这个人选并不好找，但关卓凡的运气不坏，机缘巧合，这个人很快就出现了。
居然是在香港的吕氏间接“推荐”的。
吕氏到了香港不久，就给关卓凡写了封信，报告一切平安情形，并委婉地表示思念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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