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钰青闻言却未露喜色，反而指向地图上的高台、安西、酒泉等地：“这六个营只是起点。驻扎在高台、安西、上下磨庄村寨、酒泉、嘉峪关、山丹的三千六百多名红军将士，以及藏兵洞内的四千八百名将士，将来都要按特战团的标准训练。先练骑射，能在马背上精准射击了，再补入特战团，一步步把队伍扩起来。”
这话让一旁的红三十军88师师长熊后发心头一热。他麾下的战士多是步兵，此前总因机动性不足吃亏：“孙军长是说，将来咱们也能像特战营这样，骑着马、扛着机枪冲锋？”
“不仅如此。”孙钰青指着地图上圈出的“三个特战团”字样，“等这近八千名将士练出来，直接编成两个特战团，全员配备战马，机枪、迫击炮随队携带。到时候，咱们在河西走廊就能来去如风，马家军的骑兵再想围追堵截咱们，就得掂量掂量了。”
暮色降临时，孙钰青召集了红九军政委陈海颂、27师师长刘利云、红三十军88师师长熊后发、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人等高级指挥员。
油灯下，他铺开一张更大的编制图，上面用红笔标注着“特战一团”“特战二团”“特战三团”的番号，每个番号下都列着详细的兵力构成：骑兵营、机枪营、炮营、神枪手连，样样俱全。
“八千多名红军将士，要打造成两个满编特战团。”孙钰青的手指在图上划过，“每个团配五千匹战马，保证全员机动；重机枪、迫击炮按营标配，做到‘行军能携行，遇敌能速射’。这样的队伍，既能在戈壁滩上追着马家军骑兵打，也能在城攻坚战里啃下硬骨头。”
陈海颂看着图上的编制，想起红九军在古浪战役中因机动性不足而惨败的往事，眼眶发热：“孙军长这个打算，是给西路军续上了命啊！有这样的特战团，咱们不仅能救出更多战友，将来还能杀回古浪城，给牺牲的弟兄报仇！”
“报仇是必须的，但眼光要放更远。”孙钰青语气深沉，“日军全面侵华，咱们这些人，这些枪，这些战马，就是抗击侵略者的火种。河西走廊的仗要打，全国的仗更要准备。现在多训练一分，将来就多一分胜算。”
窗外，战马的嘶鸣声与战士们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神枪手连在月光下练瞄准，子弹穿透靶心的声音清脆利落；重机枪营在调试新缴获的马克沁，水冷套筒里的水映着星光；骑兵们正在练习马背上换弹匣，动作快得像一阵风。
这一切，都在印证着孙钰青的强军蓝图——从永昌县城的七个特战营起步，到三个满编特战团纵横河西走廊，再到将来奔赴抗日前线，这支在血火中重生的队伍，正一步步朝着更强大的未来迈进。
孙钰青望着窗外的练兵景象，指尖在编制图上轻轻敲击。他知道，扩编之路不会平坦，缺人、缺粮、缺弹药的困难还会接踵而至，但只要这股强军的势头不泄，西路军就有希望，红军的旗帜就永远不会倒。
夜色渐深，永昌县城的灯火次第熄灭，唯有团部的油灯还亮着，映着那张写满壮志的蓝图，也映着一个将领为队伍谋远图强的赤子之心。
永昌县城的议事厅里，寒风卷着雪沫子拍打着窗棂，发出“呜呜”的声响。一盏马灯悬在房梁上，昏黄的光晕将孙钰青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忽明忽暗。
他面前的八仙桌上，摊开着一张手绘的河西走廊防区图，图上用朱砂笔圈出的城池如散落的棋子——从东头的永昌，到西端的安西，再往北的嘉峪关、酒泉，往南的高台、山丹，连带着上下磨庄村寨这些要道，短短半月间，西路军收复的土地已横跨数百里。
可孙钰青的指尖划过地图时，却带着一丝沉重：能战的3000名将士被分摊到七个据点，平均每个县城不足500人，而马家军此前在每个县城的驻军都不少于两个民团（约1200人），兵力悬殊如冰崖与细流。
“嘉峪关城墙六里长，杨朝里政委带的二十八师一部，加上新补充的俘虏兵，满打满算680人。”作战参谋站在一旁，手里的木棍指着地图上的高台，声音里带着焦虑。
“西北角那段城墙去年被炮弹炸塌过，现在只简单用沙土填补了一下，墙根还有半尺宽的裂缝。要是马家军从这里反扑，三个时辰就能破城。”
孙钰青沉默着，从烟袋里捻出一撮旱烟，就着马灯点燃。辛辣的烟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他却像没察觉似的，目光死死盯着地图上的武威——那是马家军在河西走廊的重镇，城墙高3.5丈余，驻守着马家军的2个骑兵团和2个民团，拿下它就能打通东进的咽喉，可眼下的兵力实在抽不开身。
二十五师政委杨朝里已带部镇守嘉峪关，那是通往新疆的要道，一旦有失，西路军将彻底失去与新疆的交通线。
二十七师师长刘利云，则是带领着500人，看管着800名的马家军俘虏在山丹县城，山丹县城由原红五军的一个营驻守，既要看管上千名俘虏，还要防备青海方向的马家军骑兵偷袭。
红三十军88师师长熊后发，被孙钰青安排到上下磨庄村寨进行驻守，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人，则是被孙钰青准备安排到高台县城驻守。
永昌县城，则是交给红九军政委陈海颂，虽然永昌县城城墙残破，兵力单薄，全靠地势险要才勉强支撑……能独当一面的师级以上干部几乎派光了，再要分兵攻武威，守城兵力就得再削去三成，一旦马家军回扑，收复的城池恐怕要丢一半。
“藏兵洞的伤员……”李屏人参谋犹豫着开口，“藏兵洞里的4800名重伤员中，有近千名已能拄着拐杖慢慢行走，若调回来或许能凑个数。”
“不行。”孙钰青将烟锅在桌角磕了磕，火星溅落在青砖地上，“他们断了胳膊断了腿，拉到城头不是打仗，是送命。养伤是他们现在的任务，等伤好了，有的是硬仗让他们打。”
他想起去年高台失守的惨状，红五军将士浴血奋战，最终还是因兵力空虚被敌军钻了空子，如今绝不能重蹈覆辙。马家军的骑兵像狼一样盯着这些城池，只要露出一丝破绽，就会扑上来撕咬。
困境中，孙钰青的目光落在了那5000余名马家军俘虏的身上。这些人被分押在山丹、高台、酒泉、嘉峪关，以及永昌县城，每日消耗的粮食占西路军总供给的三成，成了不小的负担。
“不能让他们白吃闲饭。”他对俘虏管理处处长说，手指在地图上的水井图标旁重重一点，“给他们找活干，既要让他们出力气，又得让河西的百姓得实惠。”
第一个被敲定的劳役是挖水井。河西走廊多戈壁，百姓饮水全靠积雪融水，一到冬春就闹水荒。孙钰青让人请来山丹县城最懂水利的老把式王老汉，带着众人在各城周边勘探水源。
王老汉用一根缠着红绳的铜钎，在地上戳来戳去，铜钎在哪处“沉得快”，就蹲下身捏把土闻闻，喊一声“这儿有泉眼”，俘虏们便立刻挥镐开挖。
天寒地冻，冻土硬得像铁，镐头砸下去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白印，震得人虎口发麻。“烧！”看守的战士们想出法子，先在地上堆柴火烧化表层冻土，再用镐头深挖，火星溅在冻土上，发出“滋滋”的声响，浓烟裹着雪沫子往上冒，一天下来，每个俘虏能挖半米深。
高台县城外，一百名俘虏正围着新井忙碌。曾经骑着马耀武扬威的骑兵团士兵，此刻穿着单薄的囚服，满头大汗地用筐子清运泥土，手上的冻疮裂开了口子，渗出血珠，冻成了暗红色。
“以前马家军逼着我们挖战壕，挖不好就用马鞭子抽。”一个叫李二娃的俘虏喘着气对看守的战士说，他抬起冻得发紫的手，指了指不远处挑着水桶的老乡。
“现在挖水井，知道是给老百姓用的，心里头倒踏实。”他老家就在高台，去年马家军强征他入伍时，家里的水井刚冻裂，母亲天天要走三里路挑雪水，如今亲手挖井，倒有了几分赎罪的意味。
除了挖井，加固城墙是更迫切的任务，虽然孙钰青现在借鉴了北方“滴水成冰”的古法——让俘虏们将水泼在城墙外侧，零下二十度的严寒能让水瞬间冻结，使土墙变得坚硬如石。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他要求在城墙四角加筑砖垛，在城外深挖三米宽的护城河，修成能抵御骑兵冲击的永久性工事。
“这城墙得能扛住野炮轰击。”孙钰青在检查永昌城墙时叮嘱工程队，他弯腰捡起一块城砖，掂量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