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名青年没伤一人，带着钱消失在夜色里。第二天清晨，加尔各答的报纸头条全是“汇丰银行遭袭”的新闻，英国殖民当局震怒，立即调动军警在全城搜捕，却连一点线索都没找到——卡尔早就让拉吉他们把钱分给了贫民窟的居民，武器则藏进了寺庙的地窖，参与行动的人也分散到了周边村庄。
这场行动像一颗炸弹，在印度炸开了锅。原本沉默的民众开始私下议论：“有人敢抢英国人的银行了！”“我们也能反抗！”英国议会甚至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印度殖民统治的安全性”，殖民当局不得不从缅甸调派1个营的兵力回印度镇压，打乱了他们原本的兵力部署。
与此同时，德里的特工楚明杰也在悄然行动。德里作为印度的政治中心，英国殖民当局的管控更严，但也隐藏着更深的矛盾——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不同种姓之间的隔阂，这些都成了楚明杰可以利用的“武器”。
楚明杰的伪装身份是“印度教祭司”，他穿着橘红色的僧袍，戴着象征神圣的 tilak 红点，每天在德里老城区的印度教寺庙里打坐、宣讲。他不讲激进的反殖民言论，而是从宗教文化入手：“我们的祖先曾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伟大的王朝，现在，外来者却要改变我们的信仰，抢走我们的寺庙土地——这是对神灵的亵渎。”他还会拿出一些“证据”——比如英国殖民当局为了修建铁路，拆毁印度教寺庙的照片，让信徒们看着照片，眼中燃起愤怒的火焰。
在伊斯兰教聚居区，楚明杰则换了一套说辞。他伪装成“伊斯兰教商人”，在清真寺附近的茶馆里和穆斯林聊天：“英国人总是偏袒印度教徒，你们的清真寺被拆，英国人不管；你们的商人被欺负，英国人也不管——他们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
1930年3月20日，德里的一场“水源争夺”事件，成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村民，因为争夺一口水井发生冲突，英国殖民军警赶来后，不问缘由就殴打穆斯林村民，还抓走了5个伊斯兰教长老。
楚明杰抓住这个机会，一边在印度教寺庙里说：“英国人帮我们教训了‘挑衅者’，但他们早晚也会抢走我们的水井！”一边在穆斯林聚居区喊：“英国人偏袒印度教徒，我们要反抗！”
当天下午，上千名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民众，自发聚集在德里的街头，从最初的抗议变成了暴动——他们烧毁了英军的巡逻车，砸毁了英国领事馆的窗户，甚至冲进了殖民当局的税务办公室，撕毁了税收账本。虽然最终暴动被英军镇压，但反殖民的种子已经深深埋进了德里民众的心里。
楚明杰在给统调局的报告里写道：“印度人不是没有反抗的勇气，只是缺少一个理由。我们不需要统一的组织，不需要明确的纲领，只要让他们觉得‘反抗是可能的’，让殖民当局陷入混乱，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就在楚山、卡尔等人在印缅腹地搅动风云时，缅北边境的密林中，另一群统调局特工正像猎豹一样潜伏着——他们是楚阳布下的“眼睛”，24小时监控英军的一举一动，同时也是隐藏的“雷霆”，随时准备给英军致命一击。
曼德勒北部的丛林里，特工楚峰带着3名队员，已经在这里潜伏了一个月。他们的伪装身份是“伐木工人”，每天穿着沾满木屑的工装，拿着斧头在丛林里“伐木”，实则手里的“斧头”是特制的——斧柄里藏着微型望远镜，斧刃上的刻度是用来测量距离的。
楚过峰曾是缅北自卫军苍狼师的侦察连长，最擅长“隐蔽侦察”。他带着队员们在英军军营附近的大树上，搭建了3个“树屋观察点”，每个树屋都用树枝和树叶伪装，从地面上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每天轮流值守，用望远镜记录英军的兵力调动：“8月20日，英军第12师1个连的士兵乘卡车离开军营，方向不明；8月25日，10辆装甲车驶入军营，车上有‘印度驻军’的标识；9月1日，英军的飞机在军营上空盘旋了3圈，像是在勘察地形。”
为了更精准地掌握英军的动向，楚过峰他们还在英军必经之路的泥土里，埋下了“微型压力传感器”——这是统调局电讯科的最新发明，用铜片和弹簧制成，只要有装甲车、坦克经过，传感器就会通过地下电线，将信号传递到3公里外的秘密电台。楚峰他们则在电台旁的帐篷里，通过信号的强弱，判断英军的行进方向和速度。
1930年11月5日清晨，传感器突然发出急促的信号。楚过峰盯着电台上跳动的指示灯，立即判断：“是重型装甲车，至少5辆，正往掸邦方向移动。”他不敢耽误，立即用加密电报机，将消息传给在掸邦的楚山：“英军装甲部队来袭，路线：曼德勒-掸邦南部山道，预计3天后抵达。”
楚山收到消息后，立即带着“孔雀队”的队员，在山道上布设陷阱——他们挖了1米深的坑，里面插上削尖的竹刺，坑口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还在山道两侧的树上绑上自制的炸药包，引线拉到草丛里。3天后，当英军的装甲部队驶入山道时，楚山一声令下，队员们拉响炸药包，同时往坑里扔石头，2辆装甲车掉进陷阱，履带被竹刺扎破，剩下的3辆装甲车不敢再前进，只能原路返回。
“楚过峰的情报太及时了，不然我们肯定要吃亏。”楚山在给统调局的简报里写道，“有他们在边境盯着，我们在里面行动就像有了‘千里眼’。”
在萨尔温江沿岸，特工楚海带领的“水上监控队”也在忙碌。他们伪装成“渔民”，划着小渔船在江面上捕鱼，船舱里却藏着望远镜和记录册。楚海将萨尔温江沿岸分成10个“观察段”，每个观察段由2名队员值守，详细记录英军炮艇的巡逻规律：“英军炮艇每天上午9点从仰光港出发，往上游巡逻，下午3点返回，每次2艘，航线固定在江中心，速度约10节；遇到雾天，巡逻时间会推迟1小时，航线会靠近南岸。”
有一次，楚名海发现英军炮艇的巡逻路线突然改变，不再靠近南岸，而是往北岸行驶——北岸是缅北自卫军的防线。他立即将这个消息传回统调局，楚阳下令：“加强北岸防御，同时让‘海燕队’在江面上布设简易水雷。”果然，3天后，英军炮艇试图靠近北岸侦察，被“海燕队”布设的水雷炸伤1艘，从此再也不敢轻易靠近北岸。
在仰光港，特工楚和伟的任务更危险——他要潜入港口，获取英军海军的动向。楚伟伪装成“码头搬运工”，每天扛着货物在码头穿梭，趁机观察英军的舰船：“英军驻仰光港有3艘巡洋舰，分别是‘伦敦号’‘约克号’‘埃克塞特号’，还有6艘炮艇；巡洋舰每周三会进行一次补给，补给时码头的守卫最松懈。”
为了获取更精准的信息，楚和伟贿赂了一名印度籍水兵。这个水兵叫拉詹，因为不满英军的歧视和低薪，愿意为楚和伟提供情报。1930年2月8日，拉詹偷偷告诉楚伟：“‘伦敦号’巡洋舰将于3月10日离开仰光，前往新加坡补给，船上载着200名士兵和一批弹药。”
楚和伟立即将消息传回果敢，楚阳看着电报，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机会来了。”他下令：“让‘海燕队’在‘伦敦号’的必经航线附近，布设简易炸药，不用炸毁它，只要能拖延它的行程就行。”
3月10日清晨，“伦敦号”巡洋舰离开仰光港，当它驶入孟加拉湾时，“海燕队”的队员们点燃了事先布设在海面上的简易炸药——这些炸药是用汽油桶和火药制成的，虽然威力不大，但爆炸产生的浓烟和水花，让“伦敦号”的舰长以为遇到了水雷，不得不下令停船检查，耽误了整整6个小时。等“伦敦号”抵达新加坡时，原本计划的补给时间已经错过了，只能在新加坡多停留3天，进一步打乱了英军的部署。
除了监控，统调局行动处的特工们还在秘密准备“爆破行动”——他们要在关键时刻，给英军的关键设施致命一击。
在曼德勒的英军弹药库附近，特工们伪装成“建筑工人”，正在参与弹药库周边的道路修建工程。他们趁着施工的机会，在弹药库的地基下埋下了“定时炸弹”——炸弹的外壳是用混凝土做的，和地基融为一体，引信则连接着附近的电线，只要英军一给弹药库通电，电流就会引爆炸弹。
在加尔各答的英军铁路沿线，特工们则在深夜行动。他们穿着黑色的夜行衣，用特制的扳手拧松铁轨的螺丝，还在铁轨下面垫上木块——这样一来，火车经过时就会脱轨。1930年2月15日，一列运送英军弹药的火车，就在加尔各答郊外出轨了，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车上的弹药散落一地，被附近的印度民众哄抢一空。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调动更多兵力守卫铁路，进一步分散了他们的力量。
1930年1月的果敢，细雨绵绵，楚氏庄园的地下密室里，楚阳正看着统调局送来的《印缅行动总结报告》。报告用加密文字写成，需要用特制的药水涂抹后才能显现内容，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凝聚着12名特工的心血与风险。
- 缅甸方面：五支本地反抗力量已发展至3500人，累计开展行动20次，打死打伤英军400余人，缴获步枪300支、子弹5万发、装甲车2辆；英军驻缅部队不得不从防线抽调2个营的兵力，用于镇压反抗力量，导致萨尔温江防线的兵力空虚；
- 印度方面：反殖民情绪全面爆发，加尔各答、德里、孟买等5个城市发生暴动，英军被迫从缅甸调派1个旅的兵力回印度，殖民当局的税收减少30%，物资运输延误率达50%；
- 英军调动：英军驻缅陆军的调动效率下降30%，原本计划从印度调往缅甸的5个师，因印度局势紧张，推迟了2个月才出发；海军舰船因担心爆破和伏击，巡逻次数减少50%，对萨尔温江的封锁力度大幅减弱。
楚阳放下报告，走到密室的窗边，望着外面的雨景。远处，楚氏兵工厂的高炉正吐出通红的钢火，10万新兵的训练声隐约传来——这些新兵是缅北自卫军扩编的关键，而特工们在印缅的行动，为扩编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也为他接下来的活动打卡了方便之门。
“做得好。”楚阳轻声说道，像是在对远方的特工们说话，“你们在暗影里点燃的火，已经照亮了缅北的路。”
楚伟站在一旁，看着楚阳的背影，补充道：“12名特工都已安全撤离，正在镇南训练营休整。他们带回了详细的印缅英军部署图，还有当地反抗力量的联系方式——以后我们还能继续利用这些力量，牵制英军。”
楚阳点点头，转身拿起桌上的钢笔，在报告的末尾写下：“行动继续，隐蔽为要。待我军准备就绪，便是收网之时。”